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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货币贷放者、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发展，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的总量也发展了。但是，对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因为在这些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经纪人在货币市场上起着主要作用。如果这些证券的所有买卖都只是现实投资的表现，那么，说它们不会影响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似乎也是正确的，因为当A出售他的证券时，他所取出的货币，和B投在这种证券上面的货币刚好一样多。可是，甚至在证券虽然还存在，但是它原来代表的资本已不存在（至少不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它总是对这样的货币资本产生相应的新的需求。但无论如何，这时候它都是货币资本，以前由B支配，现在由A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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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法》，1857年（第4886号）：“如果我说，贴现率是由市场上可以用在商业票据（不同于其他有价证券）的贴现上的资本量来调节的，按照您的意见，这是不是对决定贴现率的原因的正确表述呢？”——〔查普曼：〕“不是。我认为，利息率会受到一切容易兑换的有价证券的影响；把问题只局限于票据贴现上，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像最近流行的那样，对货币的巨大需求，必须以统一公债甚至国库券〔为抵押〕，并且交付远远高于商业利息率的利息，那么，说我们的商业界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就是荒谬的；实际上它会因此受到非常重大的影响。”——（第4890号）“如果市场上有银行家承认的可靠的和通用的有价证券，所有者又愿意用它来取得货币，那它就一定会影响商业票据；例如，如果一个人能够以统一公债等等为抵押，按6%的利息把货币贷出，那我就不能同时指望他以商业票据为抵押，按5%的利息把他的货币贷给我；这种情况对我们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我能按6%的利息把我的货币贷出，谁也不能要求我按5.5%的利息为他的票据贴现。”——（第4892号）“关于那些用2000镑，或5000镑，或10000镑来购买有价证券作为可靠投资的人，我们没有说他们是否在货币市场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您向我问到以统一公债〔为抵押〕的贷款的利息率时，那么我指的是那些经营数十万镑生意的人，即所谓经纪人，他们认购或在市场上购买巨额的公债，而且必然会把这种证券保留到有利可图的时候把它出售；这种人必然会为这个目的去占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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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像伦敦那样的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类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进行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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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詹姆斯·莫里斯］在上院秘密委员会上作证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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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在证券交易所里通常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便宜”。（《商业危机》，1848年，1857年刊印，第2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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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生息资本时已经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多年的长期平均利息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而不是由平均企业主收入率决定的，因为企业主收入本身不外是利润减去利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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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对商业利息（即货币贷放者在商业界进行贴现和贷放时确定的利息）的变动来说，在产业周期中，将会出现一个阶段，那时，利息率超过它的最低限度，达到中等平均水平（然后超过这个水平），而这种运动就是利润提高的结果。关于这点，以后还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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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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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利息率长时期一直很高（这里我们说的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里的利息率，在那里，中等利息率是按较长的时期规定的，这种利息率也表现在为长期贷款所付的利息上，这种利息可称为私人利息），那么，这清楚地证明，在这个期间利润率也很高，但决不证明，企业主收入率也很高。这后一种区别，对那些主要是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来说，或多或少是不存在的；他们实现高利润率，因为他们是给自己支付利息的。长期持续高利息率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撇开货币真正紧迫的阶段不说，——是和高利润率一起出现的。但是，很可能，这个高利润率，除去高利息率之后，只留下一个低的企业主收入率。企业主收入率可以在高利润率持续存在时缩减。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企业一经开办，就必须继续下去。在这个阶段，营业在很大程度上单靠信用资本（他人的资本）来进行；而且高利润率有时可以是投机性的，预期性的。在利润率高但企业主收入减少时，高利息率也会有人支付。这种高利息率可以不用利润支付，而用借入的他人的资本支付。在投机时期部分地说就是这样，并且，这种情况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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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种说法是，因为利润率高，所以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长，从而利息率提高；一种说法是，对产业资本的需求增长，因而利息率高。这两种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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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与此同时，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也几乎没有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相反地，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为了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业资本。所以，这时，要求借贷资本的，或者是产业资本家，或者是商人。产业资本家把借贷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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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息率是由利润率决定时，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本身，决不可能是利息率提高的原因。较高的工资决不是较高的利润的原因，虽然对产业周期某些特殊的阶段来说，较高的工资可以是较高的利润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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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因为对劳动的剥削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进行而增加，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对可变资本需求的增加本身，不是使利润增多，而是相应地使利润减少。虽然如此，由于以上原因，对可变资本的需求会增加，因而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也会增加，而这种情况能够提高利息率。这时，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就超过它的平均水平，就有超过平均数的工人就业，同时利息率也提高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这种商品像每种其他商品一样变贵，使它的价格上涨，但并没有使利润增多，因为利润恰恰主要是以这种商品相对便宜为基础的。但是同时——在上面假定的情况下——这种需求会提高利息率，因为它提高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如果货币资本家不是贷出货币，而是转化为一个产业家，那么，他必须对劳动支付较高的报酬这件事本身，并不会提高他的利润，而会相应地减少他的利润。总的经济情况可能是：虽然如此，他的利润还是提高了，但这决不是因为他对劳动支付了较高的报酬。然而，只要这件事增加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就足以提高利息率。如果其他经济情况不利，工资却由于某种原因提高了，那么，工资的提高会使利润率下降，但是，会按照它所增加的对货币资本的需求程度使利息率相应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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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劳动不说，奥弗斯顿叫作“对资本的需求”的，只是对商品的需求。对商品的需求提高商品的价格，而不管是需求超过了平均水平，还是供给低于平均水平。如果产业资本家或商人对自己从前付100镑的同一商品量，现在例如要付150镑，那么，他本来要借100镑，现在就要借150镑，因而在利息率为5%时，他本来要付5镑，现在就要付镑。他所支付的利息量会增加，因为借入的资本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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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弗斯顿先生的全部尝试，就在于把借贷资本的利益和产业资本的利益说成是一致的，而他的银行法却正好打算利用这两种利益的差别，以利于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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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的供给低于平均水平时，对商品的需求所吸收的货币资本不比以前多，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为商品总价值支付的金额是一样的，也许更少，不过用同一金额得到的使用价值量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保持不变，因而利息率不会提高，虽然和商品的供给相比，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因而商品的价格会提高。只有当对借贷资本的总需求增加时，利息率才会受到影响；而在上面的假定中，情形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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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即一种商品的供给可能低于平均水平——例如，在谷物、棉花等歉收的场合——，可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却会增加，因为人们指望价格会进一步提高而进行投机，而提高价格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暂时从市场上撤走一部分供给。为了支付买进的商品而不卖出商品，就要通过商业的“票据业务”获得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会增加，并且利息率也会由于市场上的商品供给受到这种人为阻碍而提高。这时，较高的利息率就表现出商品资本供给的人为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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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可以因为它的供给已经增长和它的价格低于它的平均价格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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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保持不变，甚至会减少，因为用相同的货币额，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这里，也可能形成投机性的商品储备，这部分地是为了利用对生产有利的时机，部分地是为了等待以后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增加，而利息率的提高则表明，资本已经投在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的过剩储备中。这里，我们只考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受到商品资本供求的影响时的情况。以前已经说明，再生产过程在产业周期各个阶段中的变动状态，是怎样影响借贷资本的供给的。奥弗斯顿狡猾地把市场利息率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这个平凡的论点，和他自己所作的借贷资本和一般资本是同一个东西的假定搀和在一起，企图用这个办法把高利贷者转化为惟一的资本家，并把高利贷者的资本转化为惟一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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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紧迫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是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再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不是对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同时，利息率能够提得很高，而不论现实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是过剩还是不足。只要商人和生产者能够提供可靠的担保，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对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的需求；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支付手段的贷放不仅给他们提供货币形式，而且给他们提供他们所缺少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用于支付的等价物，那么，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正是在这一点上，流行的危机理论争论的双方各有正确和错误的地方。断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靠担保的人，要么他们自己是一些蠢人，认为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用纸票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家。断言只缺少资本的人，要么只是玩弄字眼，因为正是这时，由于输入过剩、生产过剩，有大量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资本存在，要么他们说的就只是那些信用冒险家，这些人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再也得不到他人的资本来经营业务的境地，因此要求银行不仅帮助他们补偿丧失的资本，而且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投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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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商品成了这样的材料，所有其他商品都用它的价值来衡量，它也因此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一种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这一点必然会在两方面显示出来；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更是这样，在那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为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信用货币所代替。［第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但是，第二，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在金流出时，它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提高利息率等等。这种做法，可以由于错误的立法或多或少地被导致极端，这种立法是以错误的货币理论为依据，并且为了货币经营者奥弗斯顿之流的利益而强加于国家的。但是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一个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兑现的办法所证明。而且每当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办法总是被作为惟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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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人之间，说他们在互相交易上都有支付逆差，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互相是债务人和债权人，那很清楚，只要他们的债权不能相抵，就余额说，必然会有一方是另一方的债务人。但国与国之间决不是这样。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虽然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最后必须相抵，但支付差额对一国来说还可能是顺差或逆差。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机所做的，是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压缩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危机已经发生，因而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这种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是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清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属输出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签发的汇票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此外还有如下情况：对亚洲来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是它的债务国。一旦上述各种情况对另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个国家也会开始输出金银，一句话，支付期限接连到来，于是会重复同样一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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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信用中，利息，作为信用价格和现金价格的差额，只是当汇票的流通期限比通常的期限长时，才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否则，就不会。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手接受信用，另一手给予信用。〔这和我的经验是不一致的。——弗·恩格斯〕但是，只要贴现以这种形式在这里出现，贴现就不是由这种商业信用调节，而是由货币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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