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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券的流通既不以英格兰银行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该行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在地库中贮藏的金的数量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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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9月18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流通额为20900000镑，它的金属贮藏为16273000镑。1847年4月5日，流通额为20815000镑，金属贮藏为10246000镑。所以，虽然贵金属输出了600万镑，但流通额没有缩小。”（约·金尼尔《危机和通货》1847年伦敦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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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言而喻，这个结论只是在英国现在占支配地位的各种关系下才适用，并且它在那里之所以适用，也只是因为立法没有规定银行券发行和金属贮藏的另外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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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营业本身的需要才会影响流通的货币即银行券和金的数量。这里首先要考察周期的变动。这种变动，不管一般的营业状况如何，每年都要重复一次，以致20年来，“在某一个月，通货多，在另一个月，通货少，而在某第三个月，通货适中”（纽马奇，《银行法》，1857年第16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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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年8月都有几百万镑，大多数是金，从英格兰银行进入国内流通，以支付收获时期的各种费用；因为这主要是为了支付工资，工资在英国很少用银行券来支付。到年底，这些货币再流回英格兰银行。在苏格兰，几乎只用1镑券，不用索维林；因此，在苏格兰，在相应的情况下，银行券的流通会每年两次，即5月和11月，由300万镑增加到400万镑。14天后，就开始流回，一个月内几乎全部流回（安德森，同上［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3595—36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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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因“债息”即国债的利息按季支付，也会每季经历一次暂时的变动。首先是银行券从流通中抽出，然后再投入公众手中；但它很快又会流回。魏格林（银行法，1857年第38号）估计，由此引起的银行券流通的变动，为数达250万镑。但声名狼藉的奥弗伦—葛尼公司的查普曼先生却估计，由此在货币市场上引起的风潮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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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支付债息而从流通中取出600万镑或700万镑税收时，必然有人在这个期间把这个金额提供出来”。（《银行法》，1857年第51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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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手段总额同产业周期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变动，更显著也更持久得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听听该公司的另一个股东，可敬的战栗教徒赛米尔·葛尼的话（《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26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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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10月底，公众手中的银行券共有2080万镑。那时，要在货币市场上获得银行券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担心由于1844年银行法的限制而得不到银行券。现在〈1848年3月〉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额为……1770万镑，但是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商业上的恐慌，所以，大大超过了需要的数额。在伦敦，没有哪个银行家或货币经营者不是持有比他能够使用的数额更多的银行券。”——（第2650号）“如果不同时把……商业界状况和信用状况考虑进去，英格兰银行以外的……银行券数额，就是流通的实际状况的一个十分不足的指数。”——（第2651号）“我们对公众手中现有的通货额所以产生绰绰有余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现在异常停滞的状态。如果物价高昂，营业活跃，我们就会对1770万镑感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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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业的状况使得贷款有规则地流回，从而信用依然没有动摇的时候，通货的扩张和收缩完全取决于工商业者的需要。因为至少在英国，金在批发商业上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撇开季节性的变动不说，金的流通又可以看成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几乎不变的量，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是这种变动的十分准确的测量器。在危机以后的消沉时期，通货额最小，随着需求的复苏，又会出现对流通手段的较大的需要。这种需要随着繁荣的增进而增加；而在过度扩张和过度投机的时期，流通手段量将达到最高点，——这时危机突然爆发了，昨天还是如此充足的银行券，一夜之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随着银行券的消失，汇票贴现者，要有价证券作担保的贷款人，商品购买者，也消失了。英格兰银行应该出来援助……但是它很快也就无能为力了；正是在全世界叫喊着要银行券的时候，在商品占有者卖不出去，但仍然要支付，因而准备不惜任何牺牲来获得银行券的时候，1844年的银行法强迫英格兰银行限制它的银行券的流通额。上面曾经提到的那位银行家莱特说（同上，第29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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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慌时期，国家所需的通货等于平时的两倍，因为流通手段被银行家和其他人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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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在于支付手段了。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而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失。赛米尔·葛尼（《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1116号）估计，在恐慌时期这样保藏起来的银行券，1847年10月一个月就有400万镑到500万镑。——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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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葛尼的同事、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查普曼于1857年向银行委员会作证时的证词。在这里，我把这个证词的主要内容归纳在一起引述如下，虽然其中涉及的某些论点我们以后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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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普曼先生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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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63号）“我还要毫不迟疑地说，货币市场竟听任某个资本家个人的支配（像伦敦有过的情况那样），让他能够在正是通货很少的时候造成货币异常短缺和紧迫状态，我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 很可能……能够从流通中取出100万镑或200万镑银行券的不只是一个资本家，如果他们这样做可以达到一个目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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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65号）一个大投机家能够出售100万镑或200万镑统一公债，这样从市场取走货币。类似的情况不久以前还发生过，“这造成了货币的极度紧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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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67号）这时，银行券当然是非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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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没有关系，只要达到一个重要目的就行了；这个重要目的就是压低证券价格，造成货币紧迫，他完全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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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天，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某人向查普曼要求按7%的利息借5万镑。查普曼感到惊奇，因为他的利息率要低得多；他答应了。不久这个人又来了，按7.5%的利息率再借5万镑；后来，又按8%的利息率借10万镑，并且愿意按8.5%的利息率再借一些。这时候，甚至查普曼也感到惊慌不安。后来才明白已经有大量货币突然从市场被抽走。但查普曼说，“我已经按8%的利息率贷出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不敢再前进一步了；我不知道结果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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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要忘记，公众手中的银行券，虽然被认为几乎经常是在1900万至2000万之间，但是这些银行券实际流通的部分同当作准备金闲置在银行中的部分，这两者互相之间是在不断地显著地发生变动的。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多，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少，那么，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这就是通货充足（the circulation is full，money is plentiful）；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少，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多，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就叫作通货短缺（the circulation is low，money is scarce），也就是说，代表闲置的借贷资本的那部分，只有一个很小的数额。通货的实际的、与产业周期各阶段无关的膨胀或收缩，——因而公众需要的数额仍保持不变，——可以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产生的，例如在纳税或支付国债利息时就是这样。在纳税时，银行券和金流入英格兰银行超过通常的程度，所以实际上是不管对通货的需要如何而使通货收缩。在支付国债利息时，情况就恰好相反。在前一场合，人们向银行要求借款，以便获得流通手段。在后一场合，各私人银行的利息率将会降低，因为它们的准备金将会暂时增加。这同流通手段的绝对量无关，而只同把这种流通手段投入流通的银行有关，并且对银行来说，这个过程表现为借贷资本的出让，所以，它把由此而来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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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场合，流通手段只是发生暂时的位置变动，英格兰银行会在每季纳税和每季支付国债利息以前不久，按低息发放短期贷款，以便这种变动得到平衡。这些这样发行出去的过剩的银行券，首先会把纳税所造成的空隙填补；但由于要偿还上述银行贷款，支付国债利息而投到公众手中的过剩银行券又会立即流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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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场合，通货的短缺或充足，始终只是同一数量的流通手段在现款和存款（即借贷工具）之间的不同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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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例如，如果由于金流入英格兰银行，银行券的发行额相应增加，那么，这些银行券就会参加这个银行以外的贴现业务，并且会在贷款偿还的时候流回，所以，流通的银行券的绝对量只是暂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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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货充足是由于营业的扩大（这在物价比较低的时候也是可能发生的），那么，由于利润增大和新的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如果通货短缺是由于营业收缩或信用非常活跃，那么，利息率在物价高的时候，也可能是低的（见哈伯德的著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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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的绝对量只有在紧迫时期，才对利息率产生决定的影响。这时，对充足的通货的需求，只是表示由于信用缺乏（把货币流通的速度已经减慢和同一些货币不断转化为借贷资本的速度已经减慢的情况撇开不说）而产生了对贮藏手段的需求，例如1847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却足以使贮藏的银行券重见天日，投入流通。或者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实际上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例如1857年，银行法暂停执行后，通货实际上暂时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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