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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上海——历史的翻云覆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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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香港，难免想到上海。沪港两城之间，一直有相爱相杀的暗流涌动。1891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香港会）成立，不过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上海。[2]这一时期的上海，既借助洋务运动的开展，又得益于处于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天然优势，到19世纪中后期时已经形成颇具规模、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在香港会成立的同年，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更名为上海众业公所）也成立了，并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再度加强——中央银行定址上海，同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部从北平迁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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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49年之前，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的发展，无论规模、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无法望上海之项背。然而1937年上海沦陷，大批银行家和商人纷纷南下，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海派文化也一并南下，糅合在香港根深蒂固的市民文化和潮汕传统中，开始形成一种似雅又俗、亦谐亦痞的港派文化。沪港两地之相通相生，大抵在这个年代开始变得日渐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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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沪上资本开始大规模地涌入香港。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一半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渐渐形成能与外资分庭抗礼的力量，华人群体的文化程度大幅提高，从而保证了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完整，也抚平了不少殖民地式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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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冷战年代后，内地的新生政权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关上了国门，从此与正在急速变化的“外面的世界”隔绝。“大上海”顿时沉寂。这一沉默就是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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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恰恰成了香港繁荣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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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灰烬给香港带来了资金、设备、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1949年之前香港人口大约50万，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50年代后期，香港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电影《雷洛传》描述的大体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的“野蛮生长”——糅合着“黄赌毒”的中小商业繁荣，人口膨胀推动着楼市启动，充满赌性和投机欺诈的证券市场，洋资和华资的明争暗斗——整个城市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和张力，既生机勃勃，又沉沦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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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时期（旧）上海的支柱工业、纺织业，成了香港的第一桶金。1953年，美国允许港制品输入，并成为港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香港纺织业从业人员达到60多万（占当时香港人口的20%以上），纺织品和成衣占本港出口产值的50%以上。中小型的成衣厂和商贸行遍布全港。这种盛景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在亦舒[3]的好多部作品中，这种场景都一再出现——无论是独立上进的新都市女性（《流金岁月》蒋南孙），还是艳光四射的淘金女郎（《叹息桥》李平），都成长和浮沉于香港“大堆乱糟糟的布板、面料、样品”之间。（忽然想起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书中的女孩子，籍贯都是上海。而作者亦舒也是生于上海，5岁才随家人南迁来港。她的哥哥倪匡，也是香港有名的才子——《卫斯理》科幻系列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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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60年代，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为12.7%。到1969年年底，香港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412美元上涨到829美元，和内地1992年（417美元）到1999年（865美元）的水平相当。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一样，对财富的渴望化成港人源源不断的动力。港人的勤奋搏命和敬业精神，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城市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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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繁荣推动了香港文娱业的发展。海派文人文化和潮汕市民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南方式的精致与讥诮，文人的敏感与细腻，以及时局动荡中底层生活之艰辛，殖民商业都市的冷漠与金钱至上，再加上一些“客途秋恨”的寻根宿命感——这些毫不协调的元素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解构和重组，构造了一套非常独特的香港文化和语言体系。“小人物”的自我奋斗、自我调侃和自我救赎始终是香港文学影视作品（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灵魂。这种上进、挣扎和困惑的状态，正是东南亚以及内地自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陆续走过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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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起来，香港的文人更像商人——文字是商品，是要用来养家糊口的产品。港人实际，连文学作品也要求“量大价平味美”。所以金庸的作品是报纸副刊的连载，以“好看”和“受读者欢迎”为第一要务。亦舒、倪匡、黄霑、林夕……无一不是“接地气”的营销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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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为什么那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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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期，香港已经从转口港成功转型为出口加工制造加贸易航运中心。但是，金融（服务）业还不是主业，证券市场也处于蛮荒纪元——整个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只有数十只（主要是英资的汇丰、置地、九仓、太古船坞等），经纪几十人，流动性极度匮乏。1961年，香港股市交易额曾一度突破10亿元大关（约合14.14亿港元）。这一历史新高主要是怡和洋行（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英资洋行）上市所致。怡和控股发行90万股，每股16元，超额认购达到56倍，开市价即达31.25元。然而第二年，交易额又回落到8亿以下。随着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的爆发，英镑贬值，本地的银行发生挤提事件，股市交易额一路下滑到4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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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之缺乏深度，可从一个小事上看出端倪：当时的“经纪”是一门垄断性的职业，佣金大约在0.75%~1%。客户要参与到证券市场的交易中，需要向“经纪”的“跑腿”下单，这些“跑腿”用自己的资产担保其客户，然后才可透过经纪进行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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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曙光已经隐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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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香港混乱的社会秩序，尤其是1967年的市民暴动，使得港英政府决定调整政策，一是零容忍地打击腐败，整肃警队（后来香港TVB剧集里神通广大的廉政公署就正式成立于1974年。当年廉署招募大学毕业生，提供的薪资达到6000港元一月，相当于一个普通白领的10~20倍）。“廉政风暴”过后，香港政府逐渐转轨为现代化、透明化的高效政府典范，法治社会雏形渐现，为后来进一步的金融贸易自由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二是开始重视民生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华人参政。这一系列政策的效果极其显著——香港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华资迅速崛起，开始在房地产和金融业初显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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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17日是香港金融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由华商李福兆牵头筹备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正式开幕。这是香港第一个专门以华人为服务对象的证券交易所，打破了外资在证券市场一统天下的格局。以此为起点，香港的证券市场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四会时代”：1969年成立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1971年成立的“金银证券交易有限公司”（金银会），1972年成立的“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最早的“香港证券交易所”（香港会）。四会争相放宽上市条件，争取上市企业，同时经纪行业的竞争性大增，下调佣金，提供保证金（香港称“孖展”，英文为Margin）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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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香港开始实施“十年建屋计划”（1972年）和“居者有其屋计划”（1976年），土地价格开始上涨，房屋产成了新兴的商业活动。除了银行信贷业务外，按揭服务又成为新的金融业成长点——不断攀升的房屋价格反过来再刺激投资的需求。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间形成正向的螺旋，这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香港从制造业迅速向金融服务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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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股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由化”浪潮，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不可逆的趋势。1973年，香港解除外汇管制；1974年开放黄金市场（黄金进出口自由）；1977年建立商品期货市场；1978年放开外国银行在港设分行条件，开放银行牌照；1978—1982年间彻底实现资本进出自由——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政策上的壁垒完全被清除，辅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前20年打下的工业贸易基础，此刻的香港，已经和世界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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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来说，70—80年代似乎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时代，每一次的浪潮，香港都稳稳地立于浪头之上。1978年中国内地正式实行经济改革并逐步开放全球贸易。超过1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近乎封闭的经济环境，对任何掘金者来说都是巨大的诱惑。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两边都小心翼翼——城外面的不敢冒进，城里面的也不愿造次。香港和香港人充当了最好的试验田和润滑剂——天然的血缘地缘关系使得港人对内地的政治语言体系并不陌生，内地对香港的资金也少了几分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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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早期，在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FDI）中，港资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是一个绝对的帕累托改进：内地快速复制了香港模式，出口加工业从珠江三角洲向广袤的内地拓展，最终创造了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如此巨大的产量和市场，使得香港的地位变得格外特殊。借此东风，香港顺利完成了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各大国际企业和金融集团纷纷在香港设立亚太总部。香港毫无疑义地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风头一时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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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额已经从1969年的25.46亿港元攀升至1231.28亿港元。四大交易所的春秋战国时代也终于走向了尾声。1986年4月2日，香港证券市场结束了“四会时代”，合并后的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成为香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联交所全部采用电脑辅助交易系统进行买卖，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交易的透明度，降低了监管的难度。交易秩序的公开化，进一步推动了香港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同年9月22日，联交所获接纳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至此，“纽伦港”（纽约、伦敦和香港）的雏形浮出水面。金融业和相关服务行业成为香港的支柱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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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到1994年，香港的人均GDP从925美元上升到21421美元，期间始终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1985年除外），其中1979、1980、1981、1984各年的名义增长率更分别高达31.3%、27.4%、20.6%、20.5%。那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岁月，香港人跑马、跳舞、喝下午茶、说牛津腔英语、出国旅游……样样透着矜贵和纸醉金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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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首叫《我的1997》的歌曲风靡了大江南北，歌里唱：“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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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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