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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有点乱。那魏晋南北朝呢？马爸爸也不能去——那是什么年代？大伙儿不洗澡，宽袍大袖方便抓虱子，炼丹嗑药，热爱豢养花样美男，豪门世族占据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在这个年代，平民出身、长相奇特的男同学，断然没有出路，建议也不要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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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看，元明清都不太好。元朝搞种族制度，淮河以南这些原来南宋辖区的汉人被统称“南人”，是社会最底层，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被玩死的地位（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指淮河以北那些较早被征服的汉人）。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奇葩，极度抑商，后来还搞海禁。你看大富商沈万三，巴巴地自己掏钱替皇帝修城墙，最后还是被抄家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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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也不咋地，官商勾结的胡雪岩逃不过政治风云诡谲。山西晋商商帮倒是生意兴隆，财倾天下，不过在正儿八经的历史上就是留不下名字。你看，536卷的《清史稿》中，晋商的名字仅有范毓宾一人，被记录在案也是因为替朝廷运送军粮。雍正十五年，清军平息青海叛乱，深入草原后补给困难，范毓宾主动承担了军粮输送任务，后来军粮被劫，范变卖家产140万两白银，买粮补运。后传为佳话，并得到了朝廷特许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遂成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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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算下来，就剩下唐宋两朝。唐朝开国以后，吸取前朝被世族控制政治经济命脉的教训，对豪门有所约束，也放开了一些国营垄断，整个国民经济欣欣向荣，万邦来朝。有诗为证，李白说“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杜甫更是追忆似水年华地感叹“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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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年间的首富叫王元宝。唐朝有胡人血统，果然连起名字都这么直白酣畅。这位兄弟原名叫王二狗（不是开玩笑，就是叫王二狗），以贩卖琉璃起家。琉璃是贵重建筑材料，也用来制作精美的器皿和装饰品，所以王二狗算是建筑商和珠宝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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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王二狗天纵奇才，贩卖琉璃成了巨富，就改名叫王元宝。因为富，两次受到唐玄宗的亲切“接见”。二狗也比较高调，爱炫富，说自己的钱可以挂满山上的树，不，树上全挂满了，钱还有剩余（原话是“臣请以一缣[3]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不过玄宗心眼大，哈哈一笑，还挺高兴。和范蠡一样，元宝也是个慈善家，乐善好施，终得善终。直到现在，民间还有很多和财富相关的小习俗都和他有关。比如说，元宝特别热爱财神，他的商号每年初五开张，都要大肆拜财神、接财神。他的粉丝们也纷纷开始模仿，这么流传下来，现在初五接财神就成了习俗。还有，元宝特别喜欢吃发菜（一种有点像海藻的食物），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发菜就成了“四季发财，生意兴隆”的象征。现在广东潮汕一带和海外华人中，过年的时候没发菜就意味着来年不能发财，那可是大大的不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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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商业环境也挺宽松。宋太祖就颁布过系列“恤商”的法令，宽待商人。比如说严禁各个政务部门乱收税赋（“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允许商人从政，鼓励商业发展（“国家开贡举之门……如工商、杂类人等……亦许解送”）。此外商人还能参政议政，太宗时期，三司使陈恕（有点类似我们的发改委主任）在制定茶法时就邀请了很多茶商共同协商（大家不要大惊小怪，茶叶在唐朝年间被传入中国，到宋朝成一时之风尚，茶业和盐铁业一样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之一，有专门的法律不奇怪）。更妙的是，最后朝廷居然还采纳了茶商们的很多意见，制定出一个“公私兼济”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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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除了春秋战国，马爸爸还能去的地儿并不多，就唐宋两朝。而且还得选时间。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动荡，民间财富骤降；宋朝的“靖康耻”（徽钦二帝被掳）之后，也是一蹶不振，偏安一隅，这两个时间段都不是做生意的好光景。更令人不悦的是，即使在这最开明的两朝，商人也被视为“贱类”，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其实从《史记》以后，正史里商人的影子就几乎为零。宋史中妓女留的名字比商人还多。以玄宗的开明，元宝那么厉害，他的光辉事迹也只能零星地散见于《太平广记》《独异志》这样的稗官野史和民间传奇，不能在唐正史中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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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马爸爸要像现在这样在《时代周刊》和《新闻联播》中成为万众偶像、主流鸡汤，除了穿越去春秋战国，还真是别无选择。所以说，穿越有风险，大家千万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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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爸爸”指马云，为网友对马云的昵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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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山海”是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一项政策，即对盐和铁实行专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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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缣：双丝织成的细绢，古时多用作赏赠酬谢之物，亦用作货币或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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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17034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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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危机过后，韩国是怎样走出低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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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韩国。韩元贬值70%，股市重挫，大量银行破产，企业倒闭……“汉江奇迹”下的盛世竟危如累卵。10年后，韩国经济凤凰涅槃，成功转型。韩国是如何走出危机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中国经济遭遇漫长寒冬的当下，不妨以他人的杯酒，浇自己的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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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之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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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经历3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之后，韩国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人均收入从82美元上升到8449美元。[1]经历了多年政府高度集权主导和要素投入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腐败、财阀垄断、政府隐形担保、金融抑制等病灶开始在韩国社会蔓延。从1992年开始，韩国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低（分别为5.8%和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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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通过民选上台的金泳三政府雄心勃勃，决心要根治这一系列“韩国病”。[2]他的药方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政治上整顿吏治，公布官员财产，实施财产和不动产实名制，政府简政放权，由军事独裁转向民主政治；经济上则大力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包括利率市场化、国企私有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鼓励高新科技产业等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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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发表了一篇《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他的观点是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苏联并无二致，主要靠的是要素投入（如密集劳动、高储蓄、高投资等）增加，而不是科技进步。因为要素投入总是有限度的，而且边际产出递减，克鲁格曼认为这种“奇迹”难以持续，做出了“亚洲无奇迹”的大胆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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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94年，韩国经济增速猛然加速到8.8%（外贸出口增加了17%，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20%），韩元贬值幅度下降到–0.1%，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32%，遥遥领先于其他“四小龙”。1995年，韩国继续保持高增长势头，人均收入首次突破1万美元，贸易自由化继续加深，并作为创始国加入WTO。1996年，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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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包括“四小龙”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克鲁格曼的“预言”看起来遥远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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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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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露出嘲弄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