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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的浙江：无可奈何花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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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是从家庭式、手工作坊式的小生产起步的，基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与价值链的低端。在企业初创时，由于资本积累有限，资金供给不足成了企业发展的主要困难，所以大多企业都有很强的外部融资需求。发行股票和债券的门槛太高，银行贷款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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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商业银行，面对规模小、实力不足的中小企业也是相当“高冷”的。“嫌贫爱富”的银行更偏好信用评级高、资产足、营业效益好的国有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却相当“吝啬”。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信息披露能力差，银行在贷款时对抵押品和外部担保的要求很高。可是中小企业本来就底子薄、不少资产又无权证，加上银行办理资产抵押是在原有估价上打七折甚至更低，使他们更加局促，无奈之下外部担保成了最后的稻草。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企业为外部企业担保时也会要求对方为自己担保，互保体系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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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浙江企业资金担保链呈现“线、环、网”三种联结形式。所谓的“线”就是前面提到的企业结对互保，“环”是指众多企业联合成立资金联保小组，“网”是指集团企业相互之间以及集团企业内部子公司相互之间提供资金担保，其中包括了母公司与子公司互保、子公司间互保以及母公司间互保三条线，关系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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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于“线、环、网”盘根交错的担保网络之中，同一家企业极有可能涉及不同的担保层次，最终导致杠杆被层层放大，优质企业与不良企业被捆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经济上行时期，担保链这种隐性负债风险被繁荣所掩盖，信贷环境对中小企业而言更加宽松，互保、联保成了多方受益的一种合作共赢模式。一旦经济下行，风险极易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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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家乡为例。截至2015年年底，全市1270亿元的本外币存款余额中制造业企业的贷款大约为600亿元，担保贷款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贷款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大部分都包含担保贷款，全市涉及10亿级贷款规模以上的担保链就有10条，5亿级贷款规模以上的担保链有20多条，1亿级贷款规模以上担保链有几十条。涉及企业数百家，这些担保企业之间关系复杂，相互捆绑，相互缭绕，随着个别企业金融风险的显现，银行进入发现风险、收紧、再出风险的恶性循环，而企业如同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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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还是来了。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企业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势逐渐耗尽之时，终于切身感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双重折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吹响了浙江传统制造业企业溃退的序曲，随着海外订单量急速下降，营业额随之大幅缩减；同时企业长期仰仗的低成本优势迅速消失了，工资、社保、税费、银行利息和原材料价格依然持续增长，利润空间急剧压缩，浙江企业界一时有“五把刀、六把刀，刀刀割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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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江河日下的传统制造业，不少企业家动起了投资的心思：2009—2010年间适逢房地产价格大涨，暴利吸引了众多的投机者，很多企业拿到贷款以后并没有用到主业，而是转投到了房地产项目。在房地产鼎盛时期，除了不少人听过的一时风光无限的“温州炒房团”外，企业老板投资房产一时成为时尚，一个楼盘背后往往有一长串的股东名单，他们大多来自制造业。一时间，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被推高的资产价格将逐渐没落的制造业藏在金色的幕布之下，此时银行也增设网点开闸放贷，给虚火的市场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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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中最先沦陷的是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温州。2010年下半年，政策意义上的“去杠杆”开始了：央行连续27次上调准备金率，收紧信贷；房地产调控也层层加码，限购政策紧随出台。最先被刺破的是房地产泡沫，房价地价的下跌造成了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进而引发了恶性循环：企业在不堪债务重负时，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成为首选；然而一旦出现集中抛售，房产与土地价格又会进一步下跌。银行也在此刻“落井下石”，不仅“借新还旧”政策被调整为“还清再贷”，而且抽贷、压贷，企业还清之后银行也拒绝再发放贷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陷入困难。即使银行同意再为企业发放新贷款，但审核时间往往也会一拖再拖、授信条件一变再变。为解决临时性资金需求，企业只能转向利息较高的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在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了危机的爆发。此后“房地产价值缩水——抵押品价值缩水——银行抽贷——负债企业资不抵债——债务通过担保链传播——房产抛售价值进一步缩水”的循环开始在浙江各个三四线城市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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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保危机蔓延和担保网络造成的高杠杆重压之下，浙江老一辈中小企业主顶着巨大的压力，穷尽毕生绝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化被动去杠杆为主动，练就一身“资产大挪移”神功，也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资产保卫战”——这是故事中并不光彩却无法回避的部分事实，也正是2014年浙江省居高不下的银行坏账率和全国第一的坏账余额的注脚。前面讲到的暗度陈仓、借尸还魂之计只是企业主们三十六计之代表而已。除了以父母、子女，甚至亲戚的名义注册公司、自己充当实际控制人以外，企业主有时还会引入私交不错的第三方，由他们暂时出面，待风平浪静后再将企业改头换面。除此之外，在资产保卫战中，还有反客为主、恶意租赁的，例如提前与名义上的“第三方”签订长租协议书，使资产清盘时无法被正常拍卖，从而实质掌握资产的使用权；或是无中生有、虚构债务，造成其他债权人利益受损；还有偷梁换柱，自己低价买入法院所拍卖的本公司资产，使债务大大缩水——因为法院第三拍价格往往可低至评估价的55%。在无计可施之时，还有走为上计，因此“老板跑路”成为网络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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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浙江省企业金融案件频发，以我的家乡为例，仅2015年上半年立案的金融案件就有近500项，涉案标的金额估计达几十亿。与之相呼应的是从2012年起浙江省飙升的不良贷款率和在全国范围内一枝独秀的不良贷款余额（其中还不算那些庞大的被核销贷款）。至此，企业主们用他们的个人遭遇与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去杠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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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浙江等地2014年第四季度及2015年第三季度不良贷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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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浙江等地2014年年末不良贷款余额及2015年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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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中的浙江：病树前头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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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的漏洞、信用体系的缺失、担保危机对地区经济的伤害，以及企业主的张良计、过墙梯——浙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在一地的瓦砾之上，新的生命力也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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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素有“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的重商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缺陆域自然资源、缺国家资金投入、缺特殊优惠政策的“三缺”条件下，紧紧抓住市场经济发展的先机，浙江人的市场基因得到了充分释放，人人想创业、个个当老板，形成了一支充满活力的创业大军。创办了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造就了一批有胆有识的企业家。毋庸置疑，是浙江的“企业家精神”孕育了遍地开花的产业集群。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浙江民营经济，依靠资源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经营模式，以及简单模仿、创新不足，产业层次相对落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等问题，逐渐成为阻碍未来浙江经济发展的硬伤。“去杠杆”的背后，就是要去掉低小散的低端产能，就是要去掉传统的增长动能，保留浙江人的“市场基因”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强化创业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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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2015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各省市地区实际GDP增速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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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里，“去杠杆”的关键在于尚有活力却因担保受损的优质企业是否有走出阴影、轻装上阵，进而重新开始的机会；在于“去杠杆”后，是否能快速盘活倒闭的不良资产，让资产在新企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在于风暴过后，优质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优质资产之间能否再次有效结合。在并不光彩的资产转移背后，是信贷过度扩张重跌至谷底后努力挣扎以求重振的浙江实体经济。风雨飘摇的传统制造业正逐渐走向衰落，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但在绝望之中，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向前看，看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如果我们认为在经济下行和担保危机过后浙江经济就此一蹶不振，那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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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全国各省经济增速普遍低于2014年的情况下，浙江省以8%的实际GDP增速实现了对2014年7.6%的反超，同时也超过了2015年年初省政府制订的7.5%的增幅目标。这一增长是靠什么带来的？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是由步履蹒跚的第二产业带来的（制造业增速在2015年遭遇了严重下滑，其增速仅为5.4%，相较于2014年降低了1.4%），破茧而出的正是第三产业。2015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了21347亿元，年增速达到了11.3%，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65.7%。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结构由2014年的4.4：47.7：47.9变为4.3：45.9：49.8，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提高1.9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310亿元，增长15.1%，占GDP的7.7%，比重比上年整整提高了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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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去杠杆”的同时，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着极为快速的产业结构转型。某种意义上，浙江由担保圈塌陷引起的快速去杠杆，恰恰是浙江经济浴火重生的机遇，是新旧动能转换、新老二代加快迭代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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