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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7—2015年浙江省三大产业增加值（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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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5年浙江省三大产业占比以及第三产业中各细分产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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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向前走一步，我们可能想要问——浙江省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的动力是什么？未来发展的希望在哪里？是马云的阿里巴巴？是数以万计的电商与网店？是不断涌现的TMT孵化器？是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和各种手机小游戏和手机应用？我所看到的，是无数个像故事中的A、B、C、D那样有知识、有能力、有勇气的“85后”“90后”，面对“去杠杆”背景下岌岌可危的家族企业，他们选择褪去继承者的光环，带着父辈们的“市场基因”，披上创业者的战衣，离开父辈们的战场，在全国各地招募自己的小伙伴，走向商圈的餐馆与咖啡店，走向写字楼里窄小的办公室的电脑桌，走向互联网，或者走上阿里巴巴指引的电商大道，走向PC、VE，拥抱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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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火在浙江再次熊熊燃烧。2015年全年，浙江新增创业项目1364个，同比增长了32.4%。在全国创新大赛中，40%的奖项被浙江摘得。在浙江首批的37个特色小镇中，聚集创业团队1900多个。2015年一场以“互联网＋创业创新”为主题的云栖大会，吸引了超过4万人到场参与。年轻创业者中，有一支便是浙商后代，他们往往有海外背景，接触了与浙江传统工商业不同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的商业模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做平台，如众创空间和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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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是千万创业者中的幸运儿，从小的家庭熏陶让他们有机会学到父辈们的生意经，良好的家庭条件给了他们出国深造学习前沿知识技术的机会，而父辈们通过各种手段“抢救”出来的那一部分资产最终成为他们创业的原始资本。产业升级就在这一刻，在老一代的留守坚持与继承者们的集体出走间，在家庭内部代际间微妙地发生了……有多少“50后”“60后”一夜白头，也许就有多少“90后”一夜长大。在留守与出走间，转移的是资本，传承的是“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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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继承者消失了，但是只要企业家精神不死，新的“创一代”就会快速成长。我想，这才是继承者们故事的最终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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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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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4—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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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吨在中国即指吨，1公吨=10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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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ySpic指数：My steel price indices of China，即钢材价格指数。该指数考虑了长材和板材在中国钢材消费中的权重以及中国华东、华南、中南、华北、西南、东北和西北7个区域的钢材消费权重，是一个由品种和地区混合而成的加权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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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毅等。跟90年代比，现在是不是去得慢了点儿：90年代及当前产能过剩状况对比分析[J].国泰君安证券研究，2016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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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华，底特律的启示[N].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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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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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015年的第十七届中国塑料博览会吸引有效客商2.4万人，实现交易总额35亿元，配套活动促成了13个项目现场签约，涉及总投资达33.9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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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17034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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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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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的衰落下行和新兴产业的方兴未艾在同时进行。四川攀枝花钢铁城的故事是下行中的传统产业挣扎求生的困境。而在浙江的故事里，虽然同样有中国制造业衰落的影子，但和攀枝花不同的是，浙江经济不是国家产业布局的结果，而是在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野草般的民营经济，看似孱弱，实则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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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喜欢浙江。在它仅有的富饶平原地区（嘉兴一带），孕育了王国维和金庸这样的文人天才，而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其他资源贫瘠之地，则奇迹般地孕育了中国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不管是草长莺飞的季节，还是秋高气爽的日子，从上海出发驱车往江浙一带的感觉特别美好——富庶、平和、开明。这种感受和从北京出发去周边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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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2013年年底开始，“浙江企业不行了”的声音陡然升温，大批企业破产、企业主跑路的传言不断浮现于街头巷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加工主导的浙江（轻工业）制造业受伤不轻，同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企业也受到冲击——尽管产业转型升级的日子同样难熬，但是珠江三角洲并没有发生浙江这样严重的大规模破产跑路事件。2014年，经济继续下行，浙江企业面临更大困境，从温州开始的信用危机逐渐蔓延到全省，企业成批倒下，银行坏账不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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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怎么了？这是很多人心头的疑问。坊间传闻不少，甚至有人开始质疑浙江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基因。浙江经济在2014年所面临的是“中国制造”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但是真正导致全省性信用危机的，是一个曾经被称道的“金融创新”——互保贷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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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国有大银行一统江湖。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股市，2000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信用债市场门槛又极高，像江浙一带星罗棋布的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就是“寂寞山谷角落里的野百合”，无法从“正规”的金融体系内得到阳光雨露。由于历史上经济发达，商业流通兴盛，江浙地区的民间金融体系一直很发达，同时以宗族文化为纽带的乡约社会传统在这个地区的根深蒂固，也使得这种民间金融体系非常依赖以邻里熟人为基础的“互助式融资”（如抬会）。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为江浙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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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后银行贷款政策逐渐宽松起来，为了在银行取得贷款或者扩大融资规模，企业之间开始用互相担保来增信，逐渐从点到线、从线到网，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互保信贷网络”。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这种隐形交错的高杠杆使得企业加速扩张，看上去整个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信用市场一片繁荣。本来互保行为还算是部分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决策，但是进入公众视野，很多业界、学界的人就开始为这种“创新模式”唱赞歌。2009—2010年间，这种模式已经被追捧为“能扩大融资规模，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新思路”的“金融创新”，大加推广。一时间，很多专家似乎找到了破局“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全球化问题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