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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厂做实业的过程中，张謇痛感西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遂开始操办“兴学”一事。他以纱厂几年的收入，加上多方集资，终于成立“通州自立师范”（中国师范教育的开端）。1905年开始，张謇和马相伯在吴淞（上海）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江苏省南通中学前身）、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和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后合并为南通大学）、南通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之一、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后两者皆为上海海洋大学前身）等一系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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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长江三角洲叫得出名字的高等院校，或多或少都和张謇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他以一己之力，打下了长江三角洲高等教育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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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中国的传统士子一样，张謇笃信的是“家国天下”，其政治抱负远超过经商热情。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不顽固僵化，从清王室的保皇党，转变为立宪派，再转为民国的民主派（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其路径虽长，却可以归结为简单一句：“民生”为第一要务。凡是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政府、政策、举措都是可以权宜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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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4年开始，张謇历任清政府的（三品）江苏咨议局议长、中央教育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孙中山）南京政府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总长等职务。因袁世凯复辟称帝，他于1914年愤而辞职，以布衣之身奔走江湖，实践他“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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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官而商”的一个实业家，张謇虽然没有学过现代经济学的所谓“代理问题”，却对这个问题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在担任农商总长期间，他说原来的“国有企业”（部办企业）因为“‘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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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以匹夫之力，也要扶（国家民族）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这是张謇一生的梦想。戎马也罢，入仕也罢，从商也罢，无不为此。然而时局大势颓废，民族工业式微，张謇也终究没有能扛过时代车轮的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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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由于扩张较快，又以企业之力行社会之事（办学等公益事业）耗资甚巨，大生纱厂出现负债过高的苗头。1922年，棉纱市场突然变向，棉贵纱贱，大生陷入债务危机。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棉纺织业危机，大部分中小棉纺企业纷纷倒闭。在这个过程中，北洋政府没有为民族企业提供任何帮助。而隔海的日本棉纺企业，也在20世纪初遇到过类似的困境，但是日本政府迅速为企业提供贷款援助，企业得以快速复苏和扩张。趁着1922年的危机，日本纱厂在中国市场占据了主动，“东洋纱”打败了“国产纱”，大生未能幸免。1923年，大生几乎停工，1924年到1925年，大生已经在破产边缘，被迫进行债务重组，包括多家银行、钱庄在内的债权人接管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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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面对内忧外患，张謇心力交瘁，终不能支，勉强撑到了8月，病逝在南通。一代民族工业的拓荒者、立宪运动的领袖，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如今近百年，多少帝王将相已成尘土，而未曾登顶权力巅峰，未曾富可敌国的张謇，却在历史上镌刻下了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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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謇相比，袁庚一生中得到的浮名更少，70多岁才拿到的“五品”（副部级），在体制内的金字塔中几乎可被忽略。和张謇一样的是，袁庚的政治理想坚定，但不僵化顽固。他青年时代戎马倥偬，中年时期从事外事和情报工作，为共产主义的新中国奉献，“文革”中被关入秦城监狱，58岁出狱，仍不改信仰。60岁后再跃马扬鞭，以一个坚定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在一片荒凉的泥泞之地上，留下中国改革最传奇的拓荒之地——深圳蛇口工业区。他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抵押，率先在蛇口推行股份制，留下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90年代之后，老先生从容地隐身于历史大舞台的一隅，沉默地让历史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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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謇到袁庚，近当代鸿儒皆重实务，求新求变，不变的是家国情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20世纪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是南风北渐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核心，就是深圳、蛇口所代表的务实、勇气、担当和从善如流的开拓精神。在这种精神映照下的故事，就是所谓的“中国奇迹”，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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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不仅仅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前行。或者，袁庚留给我们的，远远不是几个企业、一个开发区所能概括的。历史走得越久远，我们越能了解“伟大”和“传奇”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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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历朝商界风云，何处安放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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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开始，漫漫数千年间，中国商业环境、政策和商人地位始终未尽如人意。究竟要怎样的时代，才能安放我们的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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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我正窝在家里看历史闲书，掩卷之余，忽然有个奇怪的想法：假设马云穿越到古代，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琢磨了一下，我就开始后背冒汗，替马爸爸[1]着急了起来。这万一不小心去错了地方，就麻烦大了。他失踪不要紧，万一淘宝、天猫受影响，好几亿中国女性还不得哭倒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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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马爸爸不介意吃素食杂粮，穿素色衣服（那年代庶民的主食是黍稷豆类，染料业也非常不发达），到春秋战国其实挺好。整体上而言，那个时代的商人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就记录了17个当时的著名成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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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人家范蠡，帮越王勾践雪耻之后，怕功高盖主，改了名字，带着美人西施云游四海（“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最后定居在山东定陶（属于齐国）。做国际贸易，把越国的蚕桑、秦国的铁器、赵国的木器在各国之间低买高卖，赚取差价（“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发了财之后做做慈善，最后青史垂名（“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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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范蠡，《史记·货殖列传》“富豪榜”前三甲还有子贡和白圭。子贡是孔子门生，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商、学”三界通吃的最伟大代表：富比陶朱，治国外交方面被誉为“贤于子尼”，越王勾践为了见他“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身后还能余荫子孙。来自洛阳的白圭是孙武的弟子，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他认为真正的商人不应该唯利是图，而应该具有“智、勇、仁、智”四种秉性，方可成就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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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榜前三甲，皆有善名，且皆得善终。从《史记·货殖列传》来看，当时的商业环境是很宽松的，各国诸侯林立，无不开垦农田，鼓励贸易，吸引百姓，增强国力。整个时代的商业气氛很浓厚，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对于商业的评价也很高，认为商业流通是财富的源泉之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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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马爸爸去了春秋战国，依照他的辩才无碍加经商天才，估计登上千古富豪榜（《史记·货殖列传》）毫无难度，而且还能周游各国，过一把当朝卿相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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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不能去的是商鞅改革后的秦朝。商鞅崇尚法家，重农抑商，商人到了那儿估计没啥活路。秦灭六国后，马爸爸就更不能去了。秦王朝短命，君王暴虐。店没开起来，估计就被直接送去修长城了，他那瘦小的身子骨，估计也抗不过朔北的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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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进入大一统时代，开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士、农、工、商”的排名从此之后不可撼动，商人敬陪末座。尤其是汉武帝之后，经济上全面国有化，从此行政权力和商业流通纠缠的“官商混合体”就成为我们两千年王朝更替中的一道特殊风景。马爸爸搞的是“淘宝”这样的民间生意，不能“官山海”[2]，估计是不合朝廷胃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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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有点乱。那魏晋南北朝呢？马爸爸也不能去——那是什么年代？大伙儿不洗澡，宽袍大袖方便抓虱子，炼丹嗑药，热爱豢养花样美男，豪门世族占据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在这个年代，平民出身、长相奇特的男同学，断然没有出路，建议也不要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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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看，元明清都不太好。元朝搞种族制度，淮河以南这些原来南宋辖区的汉人被统称“南人”，是社会最底层，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被玩死的地位（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指淮河以北那些较早被征服的汉人）。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奇葩，极度抑商，后来还搞海禁。你看大富商沈万三，巴巴地自己掏钱替皇帝修城墙，最后还是被抄家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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