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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集体学习的演变过程。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如何在一个全新的情况下建立市场经济仍然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这样那样的理论和观点，都只是代表了我们对历史和未来的某种理解。太过执拗，其实是忽视了我们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无知。如果我们肯正视自己的无知，那么我们也许能承认，“摸着石头过河”所代表的世俗理性其实比“顶层设计”的精英理性要来得实在、可靠。当形形色色的学者专家凭空畅想种种“政策走向”，提出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的建言时，成都的“地票”改革早已跨过了土地流转的门槛，而以支付宝、余额宝、蚂蚁小贷开启的“互联网金融”已经一骑绝尘，渗透千万寻常百姓家，并以细雨微风之势，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中国金融业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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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底层的实践者总是比顶层的设计者要更早、更快摸到石头。如果领导层真的践行他们承诺的“实事求事”和“群众路线”，他们会发现，社会生活的实践远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丰富和深刻，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都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找到答案和解决办法，领导层所要做的，不过是对众多底层实践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并将其纳入合法化的框架内。这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成功的改革，其实是最朴素的世俗理性原则——“百姓日用即道”——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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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一定要宏大的框架。最需要的是顶层对基层突破性甚至挑战性的尝试、摸索等生动实践的宽容和认可。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渐进学习的过程。这个开放系统的学习过程一旦停止，再宏大的设计也终会镜花水月，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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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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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百岁的罗纳德·科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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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会保留中国特色……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们对现行的中式市场经济无条件地捧场，它仍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抵制我们自身排斥异己的人类本性。开放的社会因多元化和包容性而繁荣发展。自我强加的制度划一和组织僵化曾经将看似强大、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列车陷入泥潭。如果我们能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学到经验的话，那就是应该鼓励和颂扬多元化，而不是警惕和怀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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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不确定的，谦卑是更好的学习。鉴于这个民族已经凭借实用主义的精神走过了千年，鉴于我们的执政党在“世俗理性”上有过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许我们可以谨慎地乐观期待未来。科斯看好中国，我们当然希望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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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62年7月7日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怎样恢复农业生产》，原文为：“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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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17034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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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 从张謇到袁庚：所有的传奇都是时代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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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不仅仅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前行。或者，袁庚留给我们的，远远不是几个企业、一个开发区所能概括的。历史走得越久远，我们越能了解“伟大”和“传奇”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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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1日下午，前两天还颇有几分暖意的江南突然下起雨夹雪，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的顶篷上，然后又转成大片的雪花，被冷风吹得斜斜地飘下。天色昏暗，颇有点“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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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所有的头条都被“袁庚”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占据。仔细玩味一下，这个被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尊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的先驱者、探索者之一”的老人，身份颇有几分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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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是官员吧，在官方的排名体系中，他只是“副部级”（严格说是享受副部级待遇）。他的正式官衔是（交通运输部下属）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和（招商局下属）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要戏谑地换算，也最多相当于五品官员。说他是商人吧，他虽然主持创建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系列著名股份制企业，但是他既不拥有股份，也不曾直接管理经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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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官非官，似商非商，非权倾朝野，非财倾天下，却拥有极高的政治和社会声望。这在中国“官本位”的历史文化体系中，确是一个异数。然而翻看历史，却总是能发现似曾相识的影子。每次读到关于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历史资料时，我总是不由自主想起另外一个“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伟大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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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24日，广东的袁庚10岁。而在长江三角洲，一个叫张謇的海门人病逝于南通，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百姓悲泣于道路两侧，这个人此时的身份，是中国千年科举历史上的末代状元，是一家风雨飘摇的棉纺企业——大生棉纺厂的所有者，是南通城的城市规划者、筹资建设者，也是长江三角洲系列西学学校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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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张謇生于江苏海门，自幼聪颖，遵父命投身科举之路。22岁中秀才。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入侵，清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援朝。29岁的张謇投笔从戎，入朝平叛，并发表系列政论文章，主张对日强硬政策，因此得到著名的“清流”、南派首领翁同龢的赏识。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清流是朝廷中的“拥（光绪）帝派”，理所当然为慈禧不喜，张謇政治上也颇受排挤。他虽有“才华横溢”之美名，科举之路却并不平坦，屡战屡败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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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94年，41岁“高龄”的张謇第26次参加科举，终中状元，以六品翰林院修撰入闱。尽管中了状元，但科举的多年庸碌蹉跎使得他的思想开始转变。恰逢当时“洋务”兴起，张謇开始向往“实业救国”。一开始他仿效招商局（盛宣怀），以“官招商办”“官商合办”的模式，创办了大生纱厂。期间几经波折，几乎弹尽粮绝，张謇以状元之尊，在上海四马路卖字，赚取一点儿从上海返回南通的旅费，沦为迂腐士子们的笑柄。幸而他内心强大，无惧一时之毁誉，坚定不移地抛弃了陈腐八股，继续自己的实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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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翁同龢被慈禧罢官。张謇深感仕途之险恶，“实业救国”的念头更加坚如磐石，破釜沉舟压上全副身家，借高利贷维持纱厂运营，九死一生。幸而天意成全，当年棉纱价格猛涨，大生纱厂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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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张謇在创业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建成纱厂的原棉基地；随后又在南通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炼厂，建成了一个轻工业产业园，之后又兴建天生发电厂，投资了多家公司。为了方便集团企业之间的运输和沟通，张謇又开通公路，进行城市规划，先后建设了南通电灯厂、大聪电话公司、（南通）气象台、南通更俗剧场、南通博物馆等系列企业。南通普通百姓的生活快速地迈入了现代社会。1920年，南通唐闸人口近万户，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当年海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被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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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通张謇、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为长江三角洲的轻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商办”（或者说“民办”）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当时主流。［说句题外话，回看历史，我们现在讨论的基础设施公私合营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在历史上并不是无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