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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里克尔加入独立掉期和衍生工具协会后不久，新成立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则通知，说该委员会将测评金融衍生品以决定它们是否为期货。如果金融衍生品属于期货，那么该委员会则具有监管掉期业务的权力。这是政府方第一次提出这种说法，而后来这种说法频频出现。在之后的10年中，华府里总是定期产生衍生品是否需要被监管的疑问，布里克尔的工作就是击退这种质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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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克尔主要有四个论点。第一，主要的衍生品交易者均为银行，而银行已经受到联邦银行监管者的监管。第二，衍生品业务是创新的温床，它能降低金融市场的风险，监管只会扼杀创新。第三，衍生品交易一般在经验丰富的投资人之间进行，这些投资人不需要政府的监管。最后，市场本身会形成规律，让新兴的业务走向正路。错误的判断将会带来损失，错误的举动则会疏远衍生品市场中的其他参与者。格林斯潘是这番论调的支持者，他十分相信市场规律的作用，并怀疑监管的效用。值得一提的是，在出任美联储主席前，格林斯潘是摩根大通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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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克尔虽嗤之以鼻但不愿提起的是，他确实担忧分散风险的同时，衍生品的风险会不会从单一的机构扩展到整个金融体系。衍生品的套期保值——镜子映像综合征——创造出了金融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从未存在过。对于那些与某交易对方签订了掉期交易合同的机构，该交易对方的违约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风险没有被正常对冲，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谁会一直关注主要金融机构账本上的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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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衍生品带来了大量的隐形贷款，这些贷款未获得任何解释说明。信用违约掉期实际上像是借据，承诺特殊情况下的付款。大多数时候，这种承诺并不需要遵守。但偶尔出现特殊情况时，当事金融机构则要支付几十亿美元来履行承诺。然而一般情况下，当事金融机构并不会想到将会有这么大的现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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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了转移华府注意力，韦瑟斯通成了有关衍生品的某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并出版了一部共四卷的厚书，该书记录了衍生品的各种最优方法。布里克尔在该项目里担任韦瑟斯通的副手。这本厚重的报告名为《衍生品：原则与实践》（Derivatives：Practices and Principles）。它给银行监管者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甚至一部分监管者想对衍生品进行监管。当然，布里克尔想办法阻止了监管者的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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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布里克尔也在说服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他宣称衍生品并不属于期货，所以该委员会对衍生品没有管辖权。布里克尔还说，如果衍生品受到期货合同的控制，衍生品交易将无法开展。为什么呢？因为法律规定期货必须在交易所里进行，而衍生品交易并不是在交易所里进行的。此外，法律规定在交易所之外签订的期货合同无须强制履行。所以，如果衍生品划分为期货，世界上所有的衍生品交易合同将瞬间变得无任何价值。因此，衍生品不能归类为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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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是个循环论证，可是它收到了效果。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关注衍生品后不久，美国总统老布什任命温迪·格拉姆为该委员会主席。温迪·格拉姆是参议员菲尔·格拉姆的妻子，而菲尔·格拉姆是保守的得州共和党人。菲尔·格拉姆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是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高级主管。在分别和格林斯潘、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成员以及布里克尔交谈后，1989年温迪·格拉姆宣布金融衍生品不属于期货。为此，《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拯救的掉期交易》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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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温迪·格拉姆的这条规定并没有让这件事尘埃落定。1989年以前，几乎没有哪次国会听证会是关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可在之后的5年里，大量的国会听证会都与金融衍生品有关。重新批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辖权的立法让衍生品是否属于期货的问题死灰复燃，并导致了数年的争斗。尽管法院裁决衍生品交易合同和期货合同性质一样，但是立法优先于法院裁决。1992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杰拉德·科里根的一次演讲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该演讲主要围绕着金融衍生品的潜在风险展开。“高科技的银行业和金融业为避免出现高风险作出了贡献，可该受到赞扬的并不止这两个因素。”科里根在演讲中说道，“我希望大家能听出言外之意，我这是在发出警告。”第二年，两家大公司之间出现了衍生品丑闻。这两家公司分别是宝洁公司和吉布森贺卡公司，它们在掉期交易中损失了数千万美元。两家公司随后将美国信孚银行告上法庭，认为该银行让两家公司在掉期交易的风险问题上产生了误解。在美国奥兰治县，一位财务主管曾宣扬说美林卖给他们的衍生品将会给该县带来回报。1994年利率上涨的时候，该县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最终申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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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虽然忧心忡忡，却没有对衍生品进行有效的管制。布里克尔不断地宣扬自己的观点，而且他还有不少支持者。在1992年发表完演讲后不久，科里根离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加入了高盛，并说自己是金融衍生品的支持者。在华府拥有神圣地位的格林斯潘也坚定不移地主张说，政府不应插手衍生品交易。“针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立法既没必要也不受欢迎。”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说道，“不容我们忽视的事实是，金融市场里的风险受到了私人集团的管制。”换句话说，市场规律会有效地处理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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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来自美国总审计署的博思韦尔发表了一个关于金融衍生品风险的报告。他曾经不惜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写了一篇不利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文章。虽然博思韦尔不是金融衍生品专家，但是他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且作了长达两年的调查。1992年科里根的演讲引起了5个国会议员的注意，这些议员要求美国总审计署对金融衍生品交易作一番调查。博思韦尔和他的小组一起调查了美国14个主要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机构（第15家拒绝接受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整理出了一份长达200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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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审计署的报告绝不算长篇大论。“我们并不反对金融衍生品交易！”今天，博思韦尔这么说。该报告承认金融衍生品能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尽管如此，博思韦尔对他发现的一些事情仍感到非常震惊。博思韦尔始终强调，既然金融衍生品交易者是银行，那么交易者已经受到了联邦银行监管者的监管。但是，很快博思韦尔发现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迅速进入到金融衍生品行业，并且很多证券公司设立了独立分公司来避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保险公司也同样设立了独立分公司。一位负责监管保险公司的政府官员对总审计署说，这些独立的分公司不在他们管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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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审计署对于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表示担忧。例如，博思韦尔小组问公司是否对投资组合进行了压力测试，以评估“非正常市场条件下”公司的应对情况。大约1/3的公司回应说这个问题对他们公司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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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审计署最担心的是一个被大家忽略的问题：金融衍生品可能导致银行体系出现风险。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集中在几个公司，一个交易者的违约可能会“导致市场资金出现流动性问题，从而可能给其他交易者带来风险，包括受到联邦政府担保的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报告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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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忧心忡忡，总审计署并没有提出彻底改进的有效建议。“我们强调的是，”总审计署助理审计长塞西尔·特罗普向国会报告说，“如果万一出现危机，一个早期预警系统能帮助我们作出预测和应对。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而是一个很严谨而合理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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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审计署的报告一出来就受到了金融衍生品行业的反击。报告发布后，多达6家金融交易协会立马联合起来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坚信任何尝试建立预警系统的立法将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独立掉期和衍生工具协会也发表了一个关于总审计署工作的报告。该报告声称，总审计署的建议只会增加成本且减少金融衍生品的可供性。该报告还指出，总审计署并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金融衍生品将引发系统性风险。“金融衍生品行业穷追不舍，还找到了国会并说服他们相信衍生品交易不存在任何问题。”当时的总审计长查尔斯·鲍舍尔称，他是博思韦尔在监管部门唯一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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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审计署的报告发布一个月后，博思韦尔作为证人出现在美国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为该报告辩护。（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农业委员会拥有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管辖权。）当博思韦尔走进听证室时，他被眼前长长的队伍给惊吓到了。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游说家，急着往听证室里走。周围到处是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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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金融衍生品正在监管体系的漏洞中迅速发展，”他证言道，“没有任何部门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有监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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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博思韦尔作出了应该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监管的证言，但国会的回应非常冷漠。而这次，情况更糟糕。因为总审计署不断“说出的结论基本上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并且充满了过多的主观意见”。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人、国会议员厄尔·波马洛伊是这样评论的。“我们必须注意，不能有过多的制度管制。”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韦恩·艾拉德也表示了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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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轮到管制方发言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财政部、美联储甚至是审计署，没有一方支持詹姆斯·博思韦尔。财政部助理部长帮办达西·布拉德波里总结说：“总的原则是，联邦政府管理者一般是在市场规律调节失败的情况下才出面解决问题。”然后是金融衍生品行业的证言。接替布里克尔担任独立掉期和衍生工具协会主席的盖伊·伊文思说道，“总审计署关于立法的提议被政府所有的关键管理者拒绝了，包括美联储。因此，总统先生，掉期交易和私底下进行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能帮助减少风险，而非增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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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发布的一个后续报告中，总审计署用一句话解释了它持有不同意见的原因：“过往的经验显示，公司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而市场并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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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这个故事还得补充一个小插曲。拒绝参加总审计署调查的第15个公司是一家保险公司，名为美国国际集团。“我们接到一个电话，他们（美国国际集团）说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总得解释一下为什么帮不上忙。”鲍舍尔回忆说。那时候，美国国际集团规模相对较小，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量只有高盛的1/3，当时高盛是投资银行中规模最大的衍生品交易商。但是，总审计署的小组知道美国国际集团正在迅速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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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完成之后，鲍舍尔和博思韦尔认为需要去见一见这十几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然也包括美国国际集团。他们和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预约后到了华尔街美国国际集团办公室，然后他们一直在接待室等待。鲍舍尔并不怕等待，他已经习惯面对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在会面过程中，他发现格林伯格很率真，而且十分聪明。格林伯格承认说，他确实不想见总审计署的人，因为他正和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负责人闹矛盾。这次矛盾有关公司内部出现的亏损并且还牵扯到控制权的争夺，但是格林伯格最终处理好了这件事。他“处理了那位负责人并承担了亏损”，鲍舍尔回忆说格林伯格这么说道。格林伯格现在说，金融衍生品业务已经不需要特别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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