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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鲁宾已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两年，他加入了高盛。那年，高盛并不是我们现在了解的华尔街巨头，甚至连个大公司都算不上。尽管现在公司的历史已有百年之久，高盛在这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奋斗成为精英公司。在大萧条期间，冲动的资深合伙人瓦迪尔·卡钦斯几乎毁了公司，因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进行了大量的毁灭性投资，这让公司在接下来的20年间损失惨重。根据查尔斯·埃利斯所著的讲述高盛历史的《高盛帝国》（The Partnership）①所讲的，公司摆脱这次危机首先是得力于萨克斯家族（Sachs family）的宽容，该家族承担了这20年间的所有损失，而另一位机智的资深合伙人西德尼·温伯格也为拯救公司付出了很多。这位资深合伙人在1907年加入高盛时只担任管理员，瓦迪尔·卡钦斯被免职后他接手了公司，并一直在位直到1969年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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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格是一位华尔街巨人，媒体称他为“华尔街先生”。他将公司客户与高盛投资银行家之间的关系看得至高无上。在多数情况下，高盛投资银行家就是温伯格他自己。1956年，温伯格已经65岁，那时福特公司上市，他担任该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这是当时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这也使高盛成为华尔街上的顶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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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温伯格的资深合伙人名为格斯·利维。利维严肃、实事求是，他几乎是从头开始逐步建立起了公司的交易部门。20世纪50年代早期，利维成为了风险套利的创始人之一，公司也拥有了华尔街上顶级的套利交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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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的现代史上，高盛主要培育了两种文化，一种是以温伯格为代表的文雅的投资银行文化，另一种是以利维为代表的混乱的交易文化。在很多方面，这两位代表人物都极其不同。利维是23岁加入高盛的大学辍学生，尽管在很多方面他与温伯格不同，但在公司运营方面，他和温伯格的想法完全一致。不管是银行家还是交易员，高盛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努力地认真工作，他们从不享受名车靓服，只是完完全全地投入到工作中。作为高盛人，他们也许比华尔街上的同行要聪明一些，但是不会因此张扬。高盛里的同事也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高盛人不会吹嘘学校里的事迹，只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但是这种骄傲必须是安静低调的。高盛的资深管理者没有带私人浴室的殿堂般的办公室。地毯和家具甚至显得有些寒酸。位于曼哈顿南部的公司办公楼几乎没有任何标志，仅仅有一个招牌显示这是高盛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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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利维赞成温伯格终生的信念，即客户对公司最重要。公司不鼓励任何表面看上去像是在和客户起冲突的事情，甚至对此明文禁止。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像卡尔·伊卡恩（Carl Icahn）和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这样的公司企图收购别的公司时，高盛拒绝为他们提出建议，即便他们愿意支付高额费用。高盛认为，恶意的收购行为并不利于企业客户。1976年利维过世。几年后，他的接任者约翰·怀特黑德写下了14条高盛经营准则。第一条是“客户利益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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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是鲁宾的指导者。鲁宾在高盛的第一个岗位是风险套利交易室，他发现这项工作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利维也看到了这点，他郑重地鼓励鲁宾，并将他引见给高盛其他的合伙人。5年后，鲁宾被任命为公司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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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拥有罕见的本事：他得到了高盛历史上最快速的晋升，并且没有因此引起任何嫉妒或敌对情绪。上司、同僚、下属都非常敬佩他。在他身上从来看不出骄傲自满的影子。会议中，甚至是那些重要合伙人参加的会议，鲁宾也特别注意让年轻职员发表观点，并且重视发言中的每一个字。他让上司相信自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同事们则被他不可思议的冷静所吸引。当问题出现而问到他的意见时，他总是回答说，“你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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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鲁宾更谦虚，”一位钦佩鲁宾的前同事说，“‘纯属个人意见’这句话他每天要说十几次。”鲁宾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忠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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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不负众望。1981年，高盛收购杰润（J. Aron），该公司管理层中有一位名为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高管，他现在是高盛的首席执行官。鲁宾负责监督这次收购，在他的帮助下，该公司迅速开拓了一条带来巨额利润的道路。他推动高盛进行期权交易，高盛此前一直回避该种交易。鲁宾还聘请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著名的毕苏期权定价模型的发明者之一。高盛的期权交易也迅速开始获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鲁宾担任固定收益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他将固定收益部门从二线玩家变成了能和所罗门兄弟、第一波士顿等债券大本营相比拟的竞争者。截至1990年，他成为了公司的高管之一。（公司的高管还有史蒂夫·弗里德曼，他同样也是固定收益部门的负责人。）1993年，鲁宾离开高盛加入克林顿政府时，高盛是让整个华尔街羡慕的对象。鲁宾是这个最受钦佩的公司中最受钦佩的人。他加入克林顿政府，首先担任了两年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然后出任财政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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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出任财政部长一年半后，即1996年8月的时候，克林顿任命布鲁克斯利·波恩律师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波恩在华盛顿法律圈中很有名。她是阿诺德—波特公司（Arnold ＆ Porter）的长期合伙人，通常处理监管和金融服务问题。波恩同时活跃于国家法律界，是国家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理事，乔治敦大学法学院和天主教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在克林顿出任总统后，有传闻说她是总检察长候选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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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学习法律的女性，波恩遭受了厄运的打击。她是第一位担任《斯坦福法律评论》的女性主编，但是那时一位学院院长告诉她，“如果她有丝毫的犹豫，该学院随时准备接手这个法律评论”，这是她后来对《华盛顿邮报》的描述。波恩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尽管有如此优异的成绩，学校还是拒绝将她推荐到最高法院实习。波恩想办法得到了和波特·斯图尔特法官一起喝茶交谈的机会，但是波特·斯图尔特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他不接受女性助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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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这些经历练就了她钢铁般的意志。尽管平时很有礼貌、热情、有学生气质，但是牵扯到自己在意的事情，她的态度就会变得很强硬。她充满自信地接任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这个新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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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后不久，她将工作重心放到了衍生品交易上。自从温迪·格拉姆规定衍生品不属于期货以来，这些年衍生品交易呈现爆炸式增长。日本商品交易商住友（Sumitomo）被发现使用场外交易衍生工具来垄断铜市场。人们依旧清晰地记得宝洁公司和奥兰治县事件。上任后不久，波恩开始听到一些传言，说众多公司正使用掉期交易来更改每季度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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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深入地调查了解了这个问题，并开始怀疑格拉姆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否仍适用于当前的情况。毕竟，格拉姆的规定只适用于经验丰富的衍生品交易商。而事实上，掉期交易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很多掉期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并且在使用成形的合同语言。于是波恩想到，如果衍生品一步一步实现标准化，那它们的交易是否应在交易所进行？它们是否应被划分为期货？难道它们不应受到管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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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住友的市场操纵案例在波恩上任前被曝光，但在她的监管下，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高额的罚款。这次经历让她明白，“我们努力地去规范任何快速增长的市场来预防市场操纵和欺诈，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市场”。她之后说，“没有在案的记录，也没有上报的要求，这块市场是完全不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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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说明她在政治上很天真。她的机构中工作人员不到600人。她既没有权力基础也没有政治技巧来左右国会和其他的监管者。波恩只知道衍生品市场非常庞大，而且在过去已经发生过危机事件，这也意味着类似的事件很可能在将来发生。但是，政府中没有人清楚这块市场。波恩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其他人开始称衍生品为“地毯下的河马”，意为“隐藏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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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一年后，波恩聘用华盛顿顶级诉讼律师迈克尔·格林伯格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交易与市场部门的主管，让他作为自己主要的副手之一。这件事也说明了波恩对于政治非常不敏感，因为格林伯格从来没有接触过商品交易，他在监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美国农业委员会中也没有结识同盟。波恩和格林伯格是在一个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机构共事而互相认识的。但他绝非泛泛之辈。格林伯格在事业生涯中处理了几起非常复杂的诉讼案，并在最高法院为不少诉讼案辩护过。和新上司一样，必要时他的态度也非常强硬。格林伯格后来说，正因为自己不是商品交易行业出身，所以在这个职位上他比别人更占有优势。“因为我并不依赖于期货行业，所以我也不在意期货行业的人怎么看我。”在进入委员会后不久，格林伯格与波恩进行了一次会谈。“我记得她当时告诉我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是我的工作重心首先要放在场外交易衍生品上。”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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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从这里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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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对于衍生品的担忧并不是进入政府工作后才开始的，在高盛的固定收益交易室时他就已经察觉出了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进行衍生品交易，毕竟他当时进行期权交易，这也是衍生品的一种，但这也不能说明他不知道衍生品作为规避风险工具的价值。然而，他总是抱有一种合理的恐惧，因为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在危机中过大的杠杆作用和交易对方的结合是一股巨大的摧毁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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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高盛工作的鲁宾总是说，”一位前同事说，“‘我不清楚公司衍生品账目上的主要风险有多严重。’当上面是10亿美元时，交易员想要将它变成20亿美元。鲁宾虽不情愿但还是同意增加交易。当他离开高盛时，账目上有约100亿或120亿美元。但是，鲁宾对此总感到很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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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的担忧来自其亲身经历，即衍生品交易崩溃的实际经历，这是政府中的其他人没有体验验过的。该衍生品交易崩溃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那时利率突然发生了变化。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利率的变化，高盛的风险模型也没有预测到，这给债券和衍生品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利率的变化带来了极其罕见的市场环境，交易员们并没有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处理问题的经验，因此债券的衍生品开始在相互的影响下向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鲁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弗里德曼都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们不明白状况也不足为奇。但是，交易员也不明白产品的发展方向，这就让人担心了。每天去工作都忍不住想，‘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钱，但是最糟糕的情况就在眼前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这自然而然就引出了另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情况变得更加恶劣。”他总结说：“这件事情反映出了人性的弱点，我们总是不够重视那些离得很遥远却很有破坏力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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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政府后，鲁宾发现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原因是他对衍生品交易没有太多的热情。大多数由他带入财政部的年轻的激进分子一提起衍生品就来劲。包括年轻秘书和助理在内的几位核心人士也非常赞同衍生品交易，这其中包括37岁的财政部奇才蒂莫西·盖特纳。萨默斯曾当面评价鲁宾对于衍生品的态度就像是一个网球选手在别人都用石墨球拍时自己却坚持用木质球拍。况且，还有格林斯潘在位，要知道他对衍生品的热情是无止境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衍生品大战期间，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几十位来自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官员都支持发行金融衍生品，并主张说政府最好站在一边，别阻挡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对于衍生品疑虑重重，但是鲁宾从没有公开说过任何与克林顿政府政策不一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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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打响了第一枪。1997年1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议说由它监管的投资银行须将衍生品交易划分到独立的部门，并且各个银行自愿到委员会来注册。在这个提案的要求下，衍生品交易者则需要拿出准备金（比母公司的数额低。）并且交易者必须使用风险模型来评估衍生品账目上的风险程度（但是这些交易者可以使用公司内部的风险价值模型）。实际上，衍生品交易本身并没有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该提案被称为“经纪自营商计划”（Broker-Dealer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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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证券交易委员会将该计划公开面对公众评论时，格林伯格立刻起草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回应。该回应中说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提案引发了严重的“管辖权”问题，如果某个机构有权管理衍生品，那么这个机构将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波恩之后说到她并不关心谁管理衍生品，只要管好就行。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计划”基本是没有资格生效的。波恩让格林伯格起草了一份指导文件。这份33页长的文件被称为“概念函件”。该函件向市场参与者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开放式问题，旨在重新检查机构对于衍生品的处理方式。这些问题中包括：掉期市场中的交易者是否应将头寸上报给政府？掉期交易是否应通过某个中央结算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是否应规定衍生品交易必须有一定的资本准备量？衍生品交易者是否应强制性地遵守某些内部控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