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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概念函件”完成。作为一名独立的监管者，波恩本可以直接发布该函件，接下来就看市场怎么反应了。但是，她并没有这么做。由于想要和其他的监管者取得合作，她把这份函件发给了所有的监管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如游说家、主要的国会议员、财政部，并期待他们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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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不如说是反攻。“一天我走进波恩的办公室，”格林伯格说，“她正好挂上电话，面色苍白。她说，‘刚刚打电话的是萨默斯。’他在电话里冲波恩吼叫。”萨默斯告诉她，刚刚有一批银行家找到他并表明如果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坚持发布“概念函件”，他们将会把衍生品交易转移至伦敦进行。“萨默斯想要我们罢手。”格林伯格说。波恩接着说：“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衍生品交易者一点儿也不希望这块市场被监管。对于某些公司来说，衍生品交易为他们创造了40％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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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总统工作小组成员会面讨论了波恩的“概念函件”问题。总统工作小组包括四位监管者：美联储主席、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部长。但是，这次会面在华府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兴趣，所以实际上所有的监管者都到场了，包括萨默斯、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霍克、储蓄机构监理局局长埃伦·塞德曼、纽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这次会面气氛紧张。”一位在现场的人回忆道。那天是1998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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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这次会议的目的变得显而易见，即劝说波恩并让她放弃监管。众多监管者还是老调重弹，不断地强调将衍生品划分为期货的危害性。然而，波恩则努力说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远不是要监管衍生品，该机构只是想要提出一些有用的问题并找到有用的答案。“格林斯潘认为甚至提出疑问都是危险的。”波恩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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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是什么态度呢？考虑到他一直对于衍生品的担忧，你可能会认为这次他应该是和波恩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鲁宾向一位助手询问过美国金融机构在韩国衍生品的交易量。“我们查不出来。”这位助手说。鲁宾惊愕了。但是，在这次会议中，鲁宾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大部分监管者一方。他对波恩观点的强烈反应确实发自内心。鲁宾因善于倾听而受到大家尊重，而这次他的反应十分强烈。对于那些习惯了他平常参加会议的态度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次会议他对波恩的威吓简直就不像他本人做出来的事。“那是一股加以克制的怒火，”格林伯格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回忆道，“我从来未见过他有那种反应，那是仅有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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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快结束时，鲁宾向波恩粗鲁地说道，“我的法律顾问说你没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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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则是我们拥有专属管辖权。”她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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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能不能在发布这个‘概念函件’之前和我们的法律顾问谈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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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当然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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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认为鲁宾想要借此使“概念函件”事件销声匿迹。相反，这个机会让波恩重新获得希望。她毕竟是一流的律师，这次与美国法律总顾问的会谈将是直入主题并且富有成效。财政部的反应良好，它帮助波恩发挥了自己的实力。只是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财政部律师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这时候，她钢铁般的一面出现了。在波恩的眼中，如果总顾问不屑于解释财政部的法律推理，她也没有任何必要推迟“概念函件”的发布。1998年5月7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布了该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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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惹怒了总统工作小组的三位成员。鲁宾、格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联名向国会提交了一封信，要求国会阻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继续努力地征求各方意见。传言说波恩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人，态度尖锐而没法和“拯救世界委员会”那些令人敬畏的成员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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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波恩就“概念函件”在紧张的国会听证会上证言次数超过15次。情形非同一般：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听证会上，克林顿政府的多位监管者站成一排公开谴责政府的另一位监管者的行为。共和党国会议员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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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份一次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声称衍生品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监管：“我认为货币监理署署长、专管银行的我们、监管其他机构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管制，并且在我看来，现有的这些监管非常合理、合适、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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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听证会的召集人利奇针对霍克的发言，重申了波恩在她的证言中提到的观点，即立法议案“将会把管理衍生品市场的联邦法律权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转移到另外一个专管银行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中没有一个是衍生品和市场管制的专家”。利奇接着说，“我想向霍克先生提问，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拥有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参与的背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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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在场的话，他会说明他有27年进行金融监管和参与金融市场的经验。”霍克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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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继续问道：“我想继续向您提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拥有金融市场参与的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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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说：“我相信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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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之后，你依然可以听见他们这次会话中发出的轻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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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函件”就这样没有任何进展了。在格林斯潘等人的劝说下，国会在农业法案中增加了一个条款来阻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六个月内进行任何干涉衍生品的行为，正好六个月后波恩的主席职位就到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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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运营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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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给华尔街带来的恐惧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俄罗斯的危机在同一时间段爆发，实际上俄罗斯危机引发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里的问题。市场动荡不安。8月下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内下降了512点，这次下降的点数在历史上排名第四。在9月上旬的某一天，道指回升了近400点。很明显，大家非常害怕横扫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会危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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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没有危及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纽约储备银行将华尔街上所有的大型公司都召集起来，要求它们想出一个救助方案。最后，14家公司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注入资金接管了该公司。（只有贝尔斯登拒绝参与。）也就是说，这次阻止危机的其实是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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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和华尔街一样恐惧。衍生品潜在的巨大摧毁力已经慢慢显示出来。就这一点来看，所有的现代金融工具都显示出了缺陷，包括过高的杠杆率、风险概率分析模型、被隐藏的交易对方风险等等。当华尔街最终看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账目时，它震惊了：该公司的总交易对方敞口额为1290亿美元。在这次账目被披露之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贷款者知道的数额和这相比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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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1日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共和党人着急地询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是否预示着另一场储蓄贷款业危机。如果鲁宾想要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来解决他长期担忧的衍生品问题，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那些态度强硬的政府监管反对者也许都会跟随他的领导。但是，鲁宾没有这样做。在10月的听证会上，主席利奇向波恩说道，“我们需要向你道歉。”最后一次，波恩请求国会尽力解决“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未知风险”。尽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事件已经发生，政府里仍然只有她愿意说明监管衍生品交易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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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后，总统工作小组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重点强调了公司过高的杠杆率，而非衍生品账目，而且该报告仅仅提出了一条监管建议，即未注册的衍生品交易者需要定期上报公司的金融风险组合。在报告的一条脚注中，格林斯潘表示自己并不赞同这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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