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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风险不断堆积起来的时候，监管者们在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就像监管者把视线从主街上的掠夺性放贷上移开一样，他们也无视华尔街上快速堆积起来的次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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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没有哪个监管者有权或有能力来系统全面地检查各个公司，并找出体系上的潜在问题。美国监管计划中不存在这样的角色。美联储对于抵押贷款的捆绑和再捆绑的理解有限。原因之一在于，《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阻止美联储对大型银行的非银行子公司进行详细的调查。换句话说，尽管美联储负责监管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它也只能让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监管银行的交易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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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美联储并不急切地想进行深入调查。美联储和其他的监管一样，相信风险已经从银行账上转移到了无所不知的市场里。一位前美联储官员说，大家的态度是：“我们不该去告诉市场该做怎么，不该做什么。”在2006年初格林斯潘退休并由普林斯顿经济学家伯南克接任后，美联储还是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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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美联储对银行管理抱有极大的却毫无依据的信心。美国总审计署的一份报告发现，所有的监管者“承认他们过于依赖企业管理人员的风险情况说明”。根据总审计署报告，2006年美联储在“几个大型综合银行机构”里进行了压力测试。美联储发现没有一家被调查机构曾进行过测试，来查看资不抵债的可能性，并发现机构的高级管理者“质疑更多压力测试的必要性，特别是针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从2005年到2007年夏天，美联储发表了一系列名为“大型金融机构对风险的看法”的内部报告。该报告2006年下半年的部分在2007年4月发表，其中写道，“针对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监管方面没有大问题”以及“体系中重要的金融机构中的资产质量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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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中，监管者尝试着承担那些他们并没有能力处理的责任。当时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是威廉·唐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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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委员会历来都在监管任何与股票的买卖相关的业务。全美五家大型投资银行均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范围内，它们是贝尔斯登、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雷曼兄弟。但是，它们都建立了控股公司以及一些参与各种业务的分公司。比如，有些分公司专门进行衍生品交易，该业务和股票的买卖没有任何关系。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任何政府机构来监管这些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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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欧盟规定这些控股公司需要受到美国监管者管制，不然欧盟将亲自对那些处于其监管范围内的分公司进行监管。美国投资银行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它们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一个名为“并表监管实体”的项目。该项目创造了一个自愿性监管制度，以避开证券交易委员会缺乏对控股公司进行管制的法律权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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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监管实体取消了经纪自营商12：1的杠杆借贷比率，并且允许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来决定留存资金额度。这些简直都是金融危机中的传奇事件。但是，第一件事并不合理，因为自从1975年以来，12:1的杠杆借贷比率就不复存在。2006年底，也就是在并表监管实体项目刚刚实施后，投资银行的借贷比率并不高于1998年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时的水平。根据总审计署的数据，事实上，有三家公司在1998年底的借贷比率还要高于2006年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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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并不是证券交易委员犯错的地方。设立了并表监管实体后，证券交易委员会给人一种印象，显示出它有能力、有技术并能理解控股公司内不断发展的风险。然而，它并不拥有这些条件和能力，连当时的委员们自己都很清楚地知道这点。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五位委员签署并表监管实体项目的55分钟会议录像中，委员们说了这样的一些话，“这需要更复杂的依从性、检查和对风险的理解，我们从来没做过这工作……你们认为我们能做吗？”以及“如果有人不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呢？我们该怎么强制获得信息？”最谨慎的话语出自民主党委员哈维·戈德施米德之口。“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公司都是大玩家，显然这是对的。”他说，“但是大公司意味着，一旦某事情出错，严重的错误将会随之而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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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并表监管实体的管制方式等同于美国农业部给腐肉颁发许可，”一位原布什政府官员说道，“因为监管会给人制造一种能保证安全的期望，拙劣的监管还不如没有监管。它会给人一种假象，即这些风险能够被量化，甚至能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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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6年5月的情况：风险在体系中的各个地方堆积，房地产泡沫正走向狂热的最终乐章，华尔街公司仍疯狂地产出债务抵押债券；次贷产品公司正向那些稍有想法的人发放贷款。所有的要素相互联系并对金融体系造成威胁，负责保证银行体系安全稳健的监管机构却不承认这个事实。这些都是汉克·保尔森必须去处理的情况，他正好在这个月末被宣布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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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界来说，没人会觉得保尔森离开高盛成为财政部长这件事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高盛的高管不是最终都加入政府了吗？到那时为止，名单上已经包括了约翰·怀特黑德（里根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史蒂夫·弗里德曼（国家经济委员会）、乔舒亚·博尔滕（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及布什政府的办公厅主任）、乔恩·科尔津（先后为参议员和新泽西州州长）、罗伯特·鲁宾（他就更不用说了）以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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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高盛内部来说，保尔森的离开令人吃惊。他从没对财政部长这个职位表现出过丝毫的兴趣。他没有支付高额的竞选阵营捐献金，也没有为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出任财政主席。他根本都不在政治家身边活动。保尔森告诉所有人他将留在高盛，不管是亲近的心腹还是相识不久的人。而且，他不是那种玩花样的人。在之后的回忆录中，保尔森写到当他在2006年春天第一次接到白宫的电话时，他同意和总统会面。但是，公司中经验丰富的华府专员约翰·罗杰斯告诉他，答应去会面就相当于接受任命，于是保尔森很快取消了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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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位无所作为的财政部长之后，小布什非常想要保尔森出任，主要原因是他在高盛的资历让他站在了几位前任部长达不到的高度。保尔森之后写道，最开始他断了念头，是因为“对失败、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但是，最终他答应了。“我不想在以后回顾人生时发现自己被邀请为国家服务却拒绝了，”他之后解释道，“所以我决定尝试去冒险。”保尔森从小布什那里获得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协议来保证自己拥有实权：定期和总统保持联系、和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地位同等、能任用他自己的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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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尔森来说，这个决定最艰难的地方在于向自己的母亲公布这个消息。包括妻子温迪和母亲玛丽安娜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都极其反对小布什政府。在回忆录中，保尔森提到自己站在位于伊利诺伊州巴林顿的家中的厨房里，宣布了这个消息。他的母亲回答道：“你怎么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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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些方面而言，保尔森对于小布什来说也是个奇怪的选择。保尔森是一位真诚的环保人士，他相信气候变化的真实性，但是这种观点在小布什政府里并不受欢迎。更重要的是，保尔森不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也不是自由市场的理论家。他后来说到了在被要求除掉《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时面临的巨大压力。该法案在安然事件后被通过，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非常讨厌这部法律。保尔森拒绝废除该法。“我没发现该法中任何一个条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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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保尔森还非常担心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而这个论题并不经常出现在小布什的白宫里。2006年8月1日在哥伦比亚进行的演讲中，保尔森说：“在我们国家强有力的经济扩张中，很多美国人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好处。”这个言论让共和党人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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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进入政府的行业巨头一样，保尔森在2006年7月参议院同意任命他之后感到无所适从。他以前根本不明白财政部体系是多么落后。财政部没有获得市场实时信息的手段，语音邮件系统也非常陈旧。（语音邮件一直是保尔森主要使用的交流工具。）保尔森在回忆录中叙述道，当他发现“一位名为弗雷德·亚当的公务员在连续30年间每天用手计算数万亿美元国债的利息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并且，保尔森没有完全理解财政部的局限性：财政部并不是银行监管者。它能在道义上进行劝说，但是并不持有监管工具。而且，财政部不能随意使用款项，除非获得了拨款。“在高盛，他不仅拥有责任，也拥有指挥数千人的权力。”一位财政部员工说道，“在这里，他承担着数千倍的责任，却没有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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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新上任的财政部长也给那些长期任职的助手们带来了冲击。“大家对保尔森的强势感到吃惊，”一位员工说，“他势不可挡。他让别人去完成那些他们以前根本不会去做的事情。”助手们不习惯保尔森这样冷酷并且直言不讳的上司。而且，保尔森的决定都是口头传达，他习惯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话。“如果说开会时请来了专家，一般的情况都让专家主要发言，”一位员工说，“可当汉克在场时，前10分钟都是他在说话！”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他的下属越来越尊重并敬佩保尔森。但是，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印象中仅有他说着“昨天就应该完成这些工作”的表情。很快，员工之间流传着各种关于保尔森的不耐烦和奇怪的矫揉造作的行为的故事。“他总是直接出现在办公室然后就开始说话，尽管那时你正在背对着他在电脑上打字。”一个人惊讶地说道，这个人还评论说，保尔森给财政部带来了从不存在的能量和使命感。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保尔森来到办公室，吃完燕麦片，然后在早上7点的时候开始巡视。他长期的助理克里斯特尔·韦斯特会发出警告：“准备好！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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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和华尔街及华尔街上的所有人一样没有看到，在很长时期内也不愿意去看事情到底有多糟糕以及事情的发展趋势。保尔森后来争辩说，即使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也不可能采取什么额外的行动，因为他手上能用的工具太少。而且，尽管情况已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要国会采取行动依然很难。“就算我无所不知，实际上也不会有任何额外可采取的行动能带来不同的结果。”保尔森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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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让人吃惊的是保尔森确实尝试着去做事情。他生性焦虑。你可以在他工作的时候、在他进入财政部后采取的行动中感到他的紧迫感，以及那种害怕有什么潜伏在角落中的危机感。保尔森坚信美国正走向另一次金融体系瓦解。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在近代史上，每4～8年就会发生一次金融危机。差不多是时候了。保尔森和伯南克一起考虑最差的可能性，以便应对各种不同的危机，比如能源价格的突然飙升或某大型对冲基金的倒闭。员工称之为“战争游戏”。一位前员工说，在查看了财政部历史上关于金融危机的资料后，财政部对于自身定位得出的结论是：“财政部等同于自信，美联储等同于流通性。细节问题都由其他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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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保尔森第一次访问了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他去给总统作一个关于场外交易衍生工具增长情况的报告，并主要讲了信贷衍生品的情况。保尔森很早之前就看到这块市场充满了问题。他在高盛的时候，行业参与者经常抱怨另一些公司进行交易时不会询问最初的交易对方，而且到处都是处理错误和支付错误。在离开高盛前，保尔森和鲁宾曾经的门徒、当时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蒂姆·盖特纳一起努力解决这类“后勤办公室”问题。然而，在戴维营的报告上，保尔森不仅讨论了后勤办公室问题，还报告说尽管信贷衍生品能用来合理对冲风险，但它们同样带来了隐性风险和杠杆作用。最后，他对与会者说，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未偿付的信用违约掉期的总量。“会议桌上的表情满是怀疑，”他说，“当时大家的反应是‘这么大的市场怎么能这么不透明？你的意思是，你知道通用汽车公司的债券美元价值有多少未偿付部分，但是你没法说信用违约掉期的未偿付部分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