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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卡萨诺的律师们否认卡萨诺在处理追缴保证金要求的问题上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卡萨诺先生按照合理的流程进行处理,在2007年8月初第一次接到高盛追缴保证金的要求时,卡萨诺先生也按时向上司和外部审计员进行了汇报。”他们在一封邮件中写道,“卡萨诺先生提供的信息的确通过合理的渠道于8月中旬传给了美国国际集团的首席财务官。”另外,他们否认卡萨诺“没有让公司准备好应对追缴保证金要求。确实,卡萨诺在任期间,运用了基于基本面分析和合同防范的工具来抵抗并减少保证金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卡萨诺在任期间,该公司拥有多于足够的流动性资金来满足保证金要求”。他们指出,司法部门在进行一次长期的调查后并没有对卡萨诺提出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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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各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该观点变得广为人知。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菲尔·安吉利兹后来质疑高盛的做法像“追捕弱势对象的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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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魔在人间:华尔街的风云传奇 22 火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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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自己公司账目上新增了6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这些贷款最终被证明是毁灭性的。到2008年,它们还在购买或担保抵押贷款。房利美和房地美正在慢慢地走向一个不可见的悬崖。金融危机间歇性发生,而房利美和房地美一直在堆积着抵押贷款风险。这些风险最终导致了长期休眠火山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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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DEVILS AR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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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dde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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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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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抵押贷款市场完全陷入混乱。几十年来方向错误的政策、懦弱的行为、愚蠢的失误、错误的信念,这一切汇成一座即将爆发的金融危机火山。在这个可怕的夏天,房利美在干什么?也许,它惊慌失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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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房利美正重整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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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房利美持有和担保的抵押贷款共有2.7万亿美元;房地美有2万亿美元。房利美和房地美无法像约翰·保尔森和安德鲁·雷德利夫那样卖空房地产市场。政府给它们提供了利于它们压制对手的特许权,但是这同时限定了它们的角色只有一个:支持房地产市场并帮助美国人民实现美国梦。衰退的房地产市场本应该让这些政府支持企业感到可怕,相反它们却十分乐观。次贷公司不断倒闭,华尔街不敢再将贷款证券化。银行也不愿继续发放住房贷款,因为这些贷款无法卖给华尔街了。然而,政府支持企业担保的抵押贷款被视为足够安全,毕竟只有这些抵押贷款能被出售或被证券化。终于,它们又回到了掌舵的位置上。美国是真的需要房利美和房地美,多年来从没这么需要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政府支持企业能够向世界展示它们的价值。”房利美的首席执行官丹·马德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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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住房提倡者、华盛顿的智囊团,他们突然全都开始关注房利美和房地美。民主党人如纽约州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多德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高层议员都努力扩大政府支持企业的权力。共和党人也不服输。“这就是你的使命。”马德回忆起两党的立法人员都这样告诉他。甚至是布什政府的白宫也开始不再对政府支持企业采取敌对的态度。不管在理论上是多么反对政府支持企业,可当它们成为支持房地产市场唯一的力量时,政府再继续穷追不舍就不那么容易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吧’。”马德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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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7年8月底,房利美的股票从2005年春天每股48美元的低点回升至每股70美元,几乎达到了2004年的峰值。“政治力量为政府支持企业加了分。”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波斯纳在2007年秋天写道,“虽然反政府支持企业的理念在近几年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是在当时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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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夏天,马德为公司接下来的四年起草了一份战略规划。他非常乐观。马德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间,房利美的信贷亏损总计31亿美元,而公司的利润是442亿美元。“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往资产负债表上增加信贷风险。”马德带领公司“深入那些以前只是浅尝辄止的领域”。显而易见,这块领域指的就是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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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格林斯潘和其他一些人批评政府支持企业是因为他们担心利率风险。他们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规模太大了,只要一次对冲出错或者利率调整都会引起灾难。然而,他们从未关注过信贷风险,也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担保或持有的抵押贷款可能出现违约的风险。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忽视了体系中所有的信贷风险:次贷公司承担的信贷风险、美国国际集团承担的风险等等。他们同样也看不到房利美和房地美承担的信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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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07年,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自己公司账目上新增了6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这些贷款最终被证明是毁灭性的。到2008年,它们还在购买或担保抵押贷款。房利美和房地美正在慢慢地走向一个不可见的悬崖。金融危机间歇性发生,而房利美和房地美一直在堆积着抵押贷款风险。这些风险最终导致了长期休眠火山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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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克·保尔森需要处理太多的问题,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事情几乎都不在优先考虑的事情列表上。保尔森是财政部部长,他和华尔街上的首席执行官们走得很近。他清楚地知道事态是什么样的。在回忆录中,保尔森描述说2007年6月他和华尔街上的一些高管共进晚餐,其中包括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高盛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和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我们非常担忧市场中过度承担风险的情况,对贷款标准恶化状况感到吃惊,”保尔森写道,“普林斯询问在竞争压力下,监管者有没有办法阻止某些高风险行为。实际上他是想问:‘你们难道不能采取一些行动来阻止我们承担这些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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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底,德国政府出面帮助德国工业银行。8月初,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oration)因无力卖出商业票据而申请破产保护。几周后,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使用了最高贷款限额,这是情况不妙的信号。8月21日,为期四周的国库券拍卖会差点因为需求量太大而中断。9月中旬,英国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接受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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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银行都宣布进行大额度的减记,但同时又在不停地募集资本——这是保尔森催促各银行采取的方法。但是,新筹集到的资本很快被更多的亏损吞噬掉了。银行通常使用结构性投资工具来减少贷款并降低资本要求量。但是,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开始抛售商业票据,结构性投资工具也不再起作用。财政部想出了一个制造“超级结构性投资工具”的计划,即各个银行拿出资金并用之从个人结构性投资工具处购买资本。该计划最终落空了。花旗银行一直使用各种各样的结构性投资工具,但是却不得不在错误的时间将结构性投资工具资产放回公司账目上。这些资产最终导致了数十亿美元的减记。在财政部,保尔森和他手下的员工非常忙,他们努力地想办法避开危机。保尔森的精力也被透支了。现代的理念不一定和过去的理念相一致,总是有前所未有的问题。如果你是财政部部长的话,那么你手上没有工作手册来指导你怎么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时间慢慢过去,保尔森和他在财政部的小组开始开玩笑说觉得自己就像电影《虎豹小霸王》中的布屈·卡西迪(Butch Cassidy)和日舞小子(The Sundance Kid):他们总是受人追捕,甚至被逼上绝路,即便能掏出火光迸发的枪,他们好像也永远走不出问题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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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保尔森受到小布什任命,但是他没有耐心看着白宫对政府支持企业进行“圣战”(他这样描述)。这两家企业规模巨大,但是它们的缺陷很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保尔森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总是面对事情本来的面貌。在保尔森看来,房利美和房地美无法逃脱系统性灾难,它们是必须处理的问题。然而,它们变成怪物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自身。“这都是国会造成的后果。”保尔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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