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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林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见解,于是,他邀请温斯坦来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Perimeter Institute)访问,这个研究所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滑铁卢市(Waterloo),是斯莫林工作的基地。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是由迈克·拉扎里迪斯(Mike Lazaridis)于1999年创建,拉扎里迪斯也是加拿大RIM公司(Research in Motion, RIM)的创建者和负责人,这家公司是黑莓手机的供应商。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致力于在基础物理学领域开展研究工作,这家研究所的声誉非常不错,其原因就在于它拥有针对基础问题运用不同方法开展对话和讨论的良好机制,而这个机制主要是源于斯莫林早期在研究所的强大影响。在某些方面,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试图回答斯莫林在他的新书和文章中所提出来的社会学问题。对温斯坦来说,考虑到他所拥有的数学物理学背景,以及对运用新方法来理解经济理论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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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温斯坦访问了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他做了一个演讲,讨论的是规范理论思想在新经济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并介绍了他和马拉尼在前几年所做的研究工作。然后,他离开了。斯莫林和研究所的其他人员都发现温斯坦的思想非常引人注目。不过,他们都为温斯坦感到很遗憾,因为他们并不是需要被说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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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温斯坦和斯莫林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斯莫林去纽约拜访过温斯坦,在那里,他见到了温斯坦的妻子马拉尼和他们的孩子。斯莫林开始研究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目的是更好地理解温斯坦所表达的思想。随着他和温斯坦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越觉得温斯坦的想法有意思。斯莫林将温斯坦形容成充满着智慧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所了解的知识面非常之宽泛,跟他谈话,在通常情况下,所谈论的主题都是些无法比较的内容,比如进化生物学与自然选择、当代数学与19世纪的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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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温斯坦再次访问了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这次是为了参加一个有关21世纪科学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集中在科学研究领域将会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可能发生的一些新变化,这些外界条件的变化包括研究基金来源的不同;传播研究思想的方式不同,如可以通过博客和在线会议进行传播;新思想可能在哪些领域出现;像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和圣塔菲研究所这些地方将会成为传统大学之外的新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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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那次会议期间,温斯坦最前沿的思想并没有考虑科学的未来情况。在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会议结束的一个星期里,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经营之后,宣告破产。事实上,与此同时,当今世界上前二十大公司之一的美国国际集团,信用等级也被下调,从而引发了蔓延性危机。如果美国政府不出手干预,美国国际集团公司很有可能就会倒闭。2008年9月初,世界经济已经危在旦夕。作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顾问,温斯坦对金融领域,或者更广泛一点儿说是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讶和恐慌。就温斯坦所知,没有人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索内特曾经预测过,但是,他并没有对他的预言进行广泛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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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斯坦而言,美国银行系统发生的这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危机进一步证明了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采取措施。我们有必要反思今天这些有毒证券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经济学需要一套全新的分析工具。正如上一代的物理学家们所做的那样,经济学家们也有必要拓宽他们的理论分析框架,更好地研究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和模型,以适应今天越来越复杂的现实世界。温斯坦认为这次危机提供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可以将过去金融学与经济学之间不同方法的区别搁置一边。他呼吁经济学家和物理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更大规模上开展全新的合作。他说,这可能是经济学领域的“曼哈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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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作为用来结束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罗斯福新政之一的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即美国联邦养老、遗属和残疾保险计划(U. S. Federal 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Program),被罗斯福总统签署,目的是刺激消费和建立保障范围更加广泛的美国福利系统。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用来帮助维持老年人生活、帮助父母双亡的孩子维持到达工作年龄之前的生活、以及帮助残疾人和无工作能力的人维持基本生活的计划。这个计划被设计成可以自给自足的模式,就好比真正的保险产品一样,政府通过向工人们征收强制性的税收,将这些收取的税收纳入基金,用来支付项目的各种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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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具有较大的争议性。最开始的时候,它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发起的好几次挑战(但都未成功)。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后代人将他们工作期间的收入贡献到基金中,大多数美国人开始依赖该项目获得退休保障和伤残福利。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项目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些临近退休的工人们开始将这当成是一项津贴。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处于低增长、高通胀时期,社会保障计划开始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很明显,它已经处于困境中。考虑到项目未来的发展,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大规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民众将会退休(随后他们也需要领取这个津贴),那个时候,需要支付给他们的福利规模由于增长速度飞快,已经超过了基金项目本身能够筹集的资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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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能够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却很少。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到社会保障问题上无疑是自寻烦恼。解决这一资金不足的难题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即减少福利和增加税收,但这两个办法都没有任何吸引力。社会保障问题是政治领域中“第22条军规”的典型代表(3)。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两位领导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鲍勃·帕克伍德才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如果你想弥补一万亿美元的空缺而又不想被人注意到,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改变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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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解释一下这一计划是如何运作的。关于未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估算是建立在预期通货膨胀率基础上的,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又取决于CPI。莫伊尼汉和帕克伍德意识到如果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可以被调低,来自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就会上升,因此管理这一项目的成本就会下降。这样做的效果将是增加了税收,减少了津贴支出,从而相应地改变了货币的购买力,而不需要专门告诉民众你是如何做的。这么操作的难度在于,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明应该对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做相应的调整。这个时候,就需要博斯金委员会参与进来。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花招。回到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万亿美元的数字规模,这是莫伊尼汉认为要确保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维持下去的最低金额,于是,他和帕克伍德决定,通货膨胀率有必要下调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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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是美国西北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博斯金委员会5名成员中的一位,按照他所写的说明,乔根森(就是将马拉尼撵出自己办公室的那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早些时候就向委员会报告过,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让社会保障储蓄能够结余一万亿美元,那么,这就意味着必须对通货膨胀率作必要的下调。于是,委员会分成了两个小组,分别从不同的方式来研究如何通过改变偏好式改变质量从而影响CPI的计算。戈登和另一名委员会成员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俩共同合作,得出了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团队由乔根森、博斯金和另外一名成员组成,他们得出了另外一个数字。于是,当两个团队将他们的结果进行合并处理时,“按照某种方式”(戈登的原话),委员会最终提出的建议的是,“正确的”通货膨胀率应该下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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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金委员会的研究成果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正如戈登后来在报告时所描述的那样,这个项目上马很仓促,而且不够严谨。在委员会向参议院上报研究最终报告几天之前,他和他的合作者才完成了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报告里面的计算被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称为“信封的背面”,那些数字远不是什么正式的估算。在报告提交给参议院之前,报告从未送给专家评审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从未主动询问过戈登,他的团队是如何计算出这些数字的,或者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数字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最终,博斯金委员会的很多建议都被丢弃到一边。大约在5年之后,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开始重新考虑如何计算CPI的问题,他们采用了更加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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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斯金委员会成立后不久,马拉尼带着她和温斯坦有关指数问题的想法拜访了乔根森。乔根森可能对马拉尼和温斯坦的研究提出了比较犀利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都是不错的建议。不过,这很难让人不去猜想,博斯金委员会可能在进行他们本应该计算准确的数字方面,失去了一个可以利用新的、严谨的数学方法的好机会,从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似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马拉尼和温斯坦的建议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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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计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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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物理学中的规范理论或者其他思想运用到经济学中,仍旧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温斯坦是正确的,2008年晚些时候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让经济学家们看待现实世界以及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发生一些改变。不仅金融领域、经济学领域的很多人被吓到了,很多普通的民众也被吓到了。那些人们按照通常想法所理解的事情被发现正在发生改变和变得不再值得信赖了。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工作的人们,如物理学和数学领域工作的人们,却发现这是一个进军被困难包围的领域的好机会。有人认为现在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评估的好时机,而这一提法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其中就包括斯莫林和其他一大批在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物理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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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林曾经在空余时间研究过经济学,现在他开始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他将自己就各类主题写过的文章收集起来(其中包括他听从温斯坦和马拉尼的建议所写的文章),并将这些文章放在某一在线档案管理网站,在这个地方,经常会有物理学家将他们的最新研究放上来。这些文章就像一个翻译词典,向物理学家们解释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然后向大家演示,如何将物理学家们所熟悉的思想运用到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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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斯莫林和温斯坦计划在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组织一场研讨会,研讨会召开的时间原定是2009年5月。研讨会计划邀请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参加,目的是让不同研究领域的人在一起共同讨论“如何在经济危机后更好地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斯莫林和温斯坦参与了这次研讨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物理学家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包括法默和德曼。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同样也受邀参与这次会议,这其中就包括来自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来自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以及塔勒布。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是一位著名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他也同样受邀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向大家讲解生物学和人类行为学会如何影响经济学的发展。计划其实很简单,将一大群聪明绝顶的人集中在一间屋里子,让他们发现经济学领域已经出现的非常明显的问题,通过他们集体的努力,共同提出新的理论框架。计划准备通过这次研讨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曼哈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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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本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和金融界专业人士组成的、研究领域广泛的群体发现了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当研讨会结束的时候,研究人员们却分道扬镳了。正如斯莫林后来所解释的那样,即使在经济学界以外的这些研究人员中,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刚愎自用的倾向,从而很难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每个人都同意经济学理论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却难以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了。这次研讨会的很多参与者,与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其他评论者一样,甚至都不认为集中力量提高经济学模型的严谨程度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实际上,这背后涉及资金分配的问题:如果这个项目得到基金支持,那么又该在参与者中如何分配这些资金呢?这使得参与这次研讨会的每个人,在涉及是不是支持开启更大的研究项目时,表现得非常谨慎和小心,大家都担心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项目基金被克扣。将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更大的研究团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决经济学面临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么,这次研讨会其实是失败的。几个月之后,斯莫林放弃了研究经济学,重新回到物理学研究中。现在,当他发现自己还有空余时间的时候,他就会研究气象学。他觉得,经济学是很棘手的,不仅是因为研究的主题很麻烦,同时还因为这个领域并不适合运用开放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温斯坦是对的:与物理学相比,经济学要差劲儿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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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温斯坦和马拉尼还在继续将数学模型扩展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索内特继续研究他的预测工具。法默回到了圣塔菲研究所,继续探索复杂科学与经济学模型之间的关系。尽管有这些智囊团,世界经济还是支离破碎,依然处于2007—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的余波震荡中。难道就不能做点儿什么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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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之王:华尔街量化投资传奇(经典版) 结语 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物理学,而是我们的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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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08年秋季开始考虑写这本书的,那时正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中期阶段,离我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也仅仅只有8个月时间。在几个星期的研究工作之后,我向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提及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发现。他的反应让我感到很惊讶。从我所提供的那些案例中,也就是那些物理学的思想如何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市场的案例,他相信这两个领域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很强的关联性。我发现,大多数的物理学家都有这样相同的认识。不过,这并没有促使他们想做点儿什么。相反,我的导师这样回应:“不管物理学家如何影响了金融学,但是,想对华尔街做科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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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科学不只是知识的组合体。科学是认识和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不断发现、验证和修正的过程。我的导师之所以认为华尔街不适合做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通常非常隐秘,这就意味着这些公司的新思想很少会被公开传播和讨论,而在科学领域,类似的新思想则会被大力宣传与探讨。当一名物理学家或者一名生物学家发现了某些新的研究成果,他会向专业期刊投稿,这些专业期刊会将这些论文交给其他专业人士审稿,这个过程确保了这些论文在被发表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其他科学家们提出来的专业性建议。如果这篇论文通过了第一层考验,那么,它将会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其他科学家们的审视。然而,很多新思想都未能通过这一层次的考验,它们要么永远都不会公开发表,要么就在默默无闻中衰败。即使它们通过了考验,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但它们也不会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些新思想往往会成为新一代理论和模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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