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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索罗斯都赞同梅·韦斯特（Mae West）的一句话：“好东西太多是件绝妙的事情。”他们所持有的头寸规模仅受限于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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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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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会在他的假设变成现实时清仓获利。他的英镑假设是与某一特定事件相关的，因此在英镑被逐出ERM的那一刻，卖出时机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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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趋势的开始和结束并不总是如此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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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索罗斯猛烈做空美元。自里根当选总统以来，美元的升值趋势一直不可动摇。进口品如潮水般涌入美国，而美国的出口额却在下降，美国工业家们拼命敲着白宫的大门，希望政府让美元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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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9月22日那个周末，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财长在纽约广场酒店进行了会谈，达成了促使美元贬值的协议。索罗斯听到了风声，周六夜间，他在纽约增加了他在东京市场的日元和马克多头头寸。那个时候，东京已经是周一早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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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索罗斯次日一早来到办公室时，他已经在一夜之间赚了4 000万美元。他手下的一些交易者已经开始往银行里存这些利润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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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乔治冲出门外，命令其他交易者停止抛售日元……政府刚刚告诉他美元将在下一年贬值。所以说，他为什么不再贪婪一点，多买一点日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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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交易者都把美元的贬值看成一次性事件，但索罗斯却认为这只是一种趋势的开端。全世界最强大的几个中央银行全都“站在你这边”，你怎么会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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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贬值最终停止了。索罗斯一直等到美元的疲势结束时才清仓，从美元的贬值中获利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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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支付的是价格，你得到的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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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的招牌式投资策略是买下整个企业（如喜诗糖果），或重金买下企业的大量股份（如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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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菲特来说，部分和完全拥有一家企业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他关注的永远是同一件事情—企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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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投资方法的核心是判断一家企业的价值。为了判断企业价值，他设定了一套明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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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标准是：“我了解这家企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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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菲特不了解一家企业，他就无从衡量它的质量或它的未来发展，也就无从判断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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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菲特来说，一家企业的价值就是它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因此，他希望判断出一家企业在未来10~20年内的收益。而如果你不了解这家企业，你就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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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经常批评他回避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在网络繁荣期中，技术信徒们兴高采烈地对每一个愿意侧耳倾听的人说：“他已经江郎才尽了。”但正像巴菲特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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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对一家必须时刻需要技术创新的公司的长期价值做出可信的评估。30年前，我们能预见到电视制造业或计算机行业会发生哪些事情吗？当然不能。（那些满怀激情地进入这些行业的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大多也不能。）既然如此，我和查理现在为什么要相信我们能预见到其他快速成长行业的未来呢？我们会坚持做简单的事情。当一个人坐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时，他为什么要去寻找埋在干草堆中的一根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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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技术繁荣期中，巴菲特一直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自己的系统。在他撰写的伯克希尔公司2001年年报中，他这样对股东们评价公司近期的一些收购行动：“我们已经通过进入像砖头、地毯、绝缘材料和油漆这样的前沿行业迎来了21世纪。请不要太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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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我了解的企业”也决定了巴菲特的“能力范围”。而只要他留在这个范围内，他的投资风险就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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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菲特的投资对象中，可口可乐是最易了解的企业之一。1988年，巴菲特以每股5.22美元的均价买入了1.13亿股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既然连他自己都说可口可乐的业务性质自它于1886年成立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在此之前他为什么不买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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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是：过去的可口可乐不符合巴菲特的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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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标准是：管理层有没有合理地分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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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在首席执行官保罗·奥斯汀（J. Paul Austin）的领导下积累了大量现金—超过3亿美元。奥斯汀实际上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些钱，他开始玩无节制的收购游戏，购买了各种各样不相关的企业，包括内陆养虾场，私人品牌咖啡和生产塑料吸管、湿纸巾和地毯清洗剂的工厂。公司的年资本收益率仅为可怜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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