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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里也存在例外。在一些特殊情形中，对冲基金的杠杆率远低于商业银行，更低于投资银行。这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一般采用合伙制，而非公司制，它们的管理者就是所有者，因此不会将自己大量的资金置于高风险中。因此，30︰1的杠杆率在大多数对冲基金看来是不可思议，甚至是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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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对冲基金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惨重，有的甚至破产了。但是，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没有一家对冲基金像1998年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样，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或是“大而不倒”。对冲基金失败后只是关门歇业，既不期待纳税人的帮助，也不期待纳税人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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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一些对冲基金发展到具有系统重要性，否则现阶段除了防范对冲基金的欺诈行为外，其他监管都是没有必要的。另外，当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时——事实上这并不能提升它们的声誉和影响力，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监管对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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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监管对冲基金最可行、最有效的方案是要求它们向监管者报告自己的持仓仓位（而不是向公众公开）。对冲基金强烈反对这个方案，毕竟，保密是它们的商业模式的核心，更不必提快速出手意味着快速的仓位变化。从对冲基金的角度来看，这种反抗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知道它们的仓位，监管机构如何知道，一个或几个对冲基金是否构成了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的层面来看，让对冲基金提交监管报告的呼声还是很强烈的——尽管对冲基金在过去成功地抵制了提交监管报告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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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沃尔克法则中限定银行进行自营交易的一个部分。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沃尔克法则被采纳，许多交易活动将会离开大型银行转向对冲基金。因此，这些基金将会有更大的交易量，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监管报告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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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机制能被有效监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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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7个主要祸源之一，是激励交易员冒更大风险的“不合理的薪酬机制”。简单地说，大多数交易员的奖金激励机制具有“赢得多，输得少”的特点。如果他们成为赢家，将会变得极其富有。如果输了，其他人的资金将会用来弥补损失，而交易员个人的损失极小。现在，你清楚了吧？如果你这样激励那些聪明的、偏好风险的年轻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将会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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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激励机制依存于依靠佣金取得收入的抵押贷款经纪人，他们只关心贷款数量而非贷款质量，而且经常通过销售风险相对更高的抵押贷款产品获得报酬，因为除了违约之外，这些都是公司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但是，当出现抵押贷款违约时，他们已获得的佣金不会被收回。这种激励机制的缺陷在2009年被大家熟知，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还不是那么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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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政府看来，建立一个公司的薪酬体系既不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不是他们擅长的。劳动合同是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私人协议。在美国，又有谁会相信政府比商人更懂商业运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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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政府努力地去做，能否建立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的薪酬机制也是个未知数。通常大型金融公司都会聘请知名的律师和会计师，更不用说精明的金融工程师，这些人总能想出巧妙的方法来逃避薪酬的监管。更糟糕的是，这些变通的方法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发生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曾经尝试，除了基于企业业绩的高管薪酬，其他方面的薪酬税收减免额度降低为100万美元。但是事与原违，股票期权快速发展，高管的薪酬越来越紧密地与企业短期内的股票市场表现联系起来，使高管的行为更加短期化。随着股票市场的飙升，高管的薪酬也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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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金融危机之后，许多选民对金融机构高管，尤其是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相对于交易员的收入）表示愤怒。但他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学家担忧的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问题，而是高管得到的大量金钱。公众的愤怒可能被误导至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只关注首席执行官而不是交易员和抵押贷款经纪人，二是他们只关注薪酬水平而非导致这种结果的激励机制。但那又能怎么样？公众已经怒不可遏，薪酬机制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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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信用评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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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机构也存在一个不同类型的激励问题：评级机构被其证券需要评级的公司雇用并支付报酬。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由证券发行人付费的方式造成了大量且等级膨胀的不正当激励，比如投资者更愿意购买高等级的证券，以及公司出于迎合投资者的需求而提高证券等级的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显而易见的方法，是让投资者而非发行者支付评级机构报酬，但由于一些信息可以免费获得，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假如一些共同基金向穆迪投资评级机构支付报酬让其对某一证券评级，其他投资者也会迅速地、免费地获得相同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起初由原始基金公司承担评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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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搭便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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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时代，信息是比土地更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许多人通过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谋生。但由于信息容易获得却很难拥有，一个基本的“搭便车”问题困扰着整个信息市场。尤其是在电子通信廉价而又无所不在的今天，很难也几乎不可能独自拥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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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评级仅仅是一个例子，“搭便车”使资产管理者几乎不可能为证券评级付费。消费品的质量鉴定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旦一个网站或杂志评价了一台烤面包机或一部电话，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得这个信息。更一般地，知识产权很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受到保护。毕竟信息以电流的速度在全球流动，不受国界限制。盗取密码比盗取煤炭更加容易。当信息的搜集者或者其他人（例如评级机构、计算机程序员、音乐家等）不能向信息的使用者收取费用时，市场自动调节功能就会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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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市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搭便车”的问题，如授予专利权、法律特许权、加密等。但是并没有完美无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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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这种激励问题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像参议员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倡导的那样，让当局随机分配评级机构。这种方式下证券的发行人仍将为评级付费，但是不能选择自己的评级机构。第二种是让一些第三方，如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交易所雇用评级机构并向其支付报酬。第三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恐吓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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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抵押贷款重回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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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像一头362千克重的大猩猩：美国整个抵押融资体系在危机中被瓦解成一堆瓦砾。房利美和房地美被国有化，它们的私营竞争者几乎都破产了。除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几乎没有其他机构发行新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除非你有非常高的信用评分和上百万的资产，否则获得或者再融资抵押贷款会非常困难。整个住房融资体系需要彻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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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住房融资体系重建的最佳方法尚不明朗，现在依然如此。在短期内，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可以继续像国有企业一样运营。这种现状除了继续耗费纳税人的钱外，可以持续一段时间。[5]但是从长远来看呢？在2009年（甚至是现在），很少有人建议回到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旧模式，它们成为了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受到诟病的中间模式。这种政府资助企业模式除了使私人收益增加，并对社会造成损失外，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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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选择哪个方向呢？第一种策略是由与政府毫无关系的纯粹私人抵押贷款保险公司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业务。第二种策略是让纯粹的政府机构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业务。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两种策略的结合可能更可行：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借款人或退伍军人提供纯粹的政府保险，向其他人提供纯粹的私人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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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更激进的解决方案，例如禁止抵押贷款出售或者证券化。毕竟，抵押贷款遵循一个简单的模式：银行通常持有抵押贷款到期或者直至其违约。作为改革的一小步，许多改革者提出了一个“加入到游戏中”的方案，要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发起银行或使其证券化的机构（或者两者一起）持有抵押贷款资产池中一定比例的证券，而不是将其全部卖给投资者（毫无疑问，在金融危机之前，有些证劵全部卖给了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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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抵押贷款改革，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知道怎么做的人并不多。除了远离现状，并没有强大的政治或智慧的力量为改革者指明方向。在2007—2009年的惨痛经历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支持企业的模式不应该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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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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