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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就是我选择性提出的改革议程待办事项的清单。正如我一开始提到的那样，至少还有上百个其他问题被忽略。如此长的清单组成了改革者在2009—2010年艰巨的议程表。同时，在拥有强大壁垒的美国多元制衡的宪法体制下，在存在极端党派之争的美国国会体系中，金融业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大游说能力正在逐步恢复，在一些改革议程需要国际合作的情况下，金融系统的改革将会显得更加艰巨。这个时候我的祖母肯定会说，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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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能从历史中找到路标。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顾问、聪明且好胜的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命名的1933年皮科拉听证会，发现了大萧条之前金融系统崩溃的重要原因。这些激励性的政策，为彻底的金融改革铺平了道路，例如《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投资银行从银行业中分离出来，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这是对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实质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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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问题时，许多评论员都把皮科拉听证会作为指导下一步改革的模板：让我们彻底地公开调查是什么出了问题，再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修复。这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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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美国国会下令建立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并要求委员会在2010年12月的报告中说明具体情况。这是“皮科拉2.0”吗？不完全是，因为美国财政部没有等到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依法成立了一个月，还未来得及做任何实质性的调查时，财政部就提出了引发政界激烈讨论的金融改革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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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指令似乎根本不合逻辑：在“诊断”尚不明确的时候，就提出了“治疗方案”。但是，财政部相信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很清楚是什么造成了金融体系崩溃。更重要的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其他人至少认识到了金融改革在某些方面的迫切性，特别是设立新的决议机构。他们担心如果又一个类似雷曼兄弟的事件发生，而美联储和财政部像2008年9月时那样没有被赋予更多法律权利，将会发生什么事？之前的伤疤尚未愈合，盖特纳和伯南克都不支持等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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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前，《多德-弗兰克法案》（开始于2009年6月，结束于2010年7月）就完成了起草到立法的过程。这13个月的立法过程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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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8年4月，花旗集团和旅行者保险公司（Travelers）宣布合并。9个月后，克林顿总统签署《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为法律文件。如果没有该法案，此次合并可能是不合法的。一些人声称，花旗集团和旅行者保险公司的合并是被有意设计用来强迫国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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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杠杆率=资产/资本，过低的资本和过高的杠杆率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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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2年5月出现了一个被高度关注的案例，涉及摩根大通的巨额交易损失。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银行是否持有自营头寸或对冲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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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一种方法实施起来非常难。评级只是个人意见，是受到言论自由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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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联邦住房金融局在2008年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意味着，在法律上联邦住房金融局应该保护股东的利益。后来奥巴马政府才意识到这些，例如，这项规定增加了抵押贷款再融资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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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音乐停止之后：金融危机、应对策略与未来的世界 11 观看法案的出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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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东西，人们最好永远不要观看其生产过程：香肠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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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冯·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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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然而国会对于其复杂性已经习以为常，国会成员已经习惯于处理上千页的议案稿。这个过程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和金融监管体系变革一样复杂的法案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度低，对法案的认知度更低，即使是最优秀的记者也好像错过了对法案制定过程中一些事情的报道。大多数民众对现有的导致经济下滑的金融体系是不满的，但公众对自己想要施行的改革也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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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有很多备选方案，但不同的专家会给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解决方案。改革需要面对的问题主要有：（1）事实上，大量的资金处于风险中；（2）固有的特殊利益有凌驾于公众利益的倾向；（3）医疗改革使得政府机构的重心严重分散，说客们似乎有很大的空间来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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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公众对金融危机的强烈愤怒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选民往往是昏昏欲睡的，很难被唤醒。但如果他们在心情糟糕的时候被唤醒，政治家们就要小心他们愤怒的后果。因此，由说客组成的美国政府体系负责对抗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不满。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的愤怒会迫使两党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合作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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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金融改革在2010年圆满结束。一个相当不错的法案几经波折获得了国会的批准。金融改革最终如何顺利完成是本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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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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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巴马总统上任，蒂莫西·盖特纳掌管财政部时，为数众多的金融改革议题还在持续增加。简单起见，表11—1对之前章节提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概括。在本章中，它将作为路标和记分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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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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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大而不倒”问题被列于改革议程的最前端，是名副其实的重中之重。国家、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厌倦了对“大而不倒”的机构进行政府救助。他们对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政府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有序地解决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行类的大型金融机构（银行的倒闭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进行管理和处置）的倒闭问题。盖特纳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像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一样，积极地推动这方面法律法规的建立。在所有的议案中，解决决议机构的议案看起来是最成熟，也是两党都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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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一些政府官员并不希望授予当选的执政者或监管者如此强大的权力。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案件送上破产法庭，由法官依据司法惯例而非政治考虑作出裁定。不让政治参与其中是可取的，因为这样会减少道德风险。但是你也可能会问自己：我们当时是如何处理雷曼兄弟的破产问题的？那时，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尽管如此，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人认为雷曼兄弟的破产是一个好的先例，破产程序运作良好。仔细想一想，难道它没有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破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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