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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东西，人们最好永远不要观看其生产过程：香肠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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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冯·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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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然而国会对于其复杂性已经习以为常，国会成员已经习惯于处理上千页的议案稿。这个过程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和金融监管体系变革一样复杂的法案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度低，对法案的认知度更低，即使是最优秀的记者也好像错过了对法案制定过程中一些事情的报道。大多数民众对现有的导致经济下滑的金融体系是不满的，但公众对自己想要施行的改革也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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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有很多备选方案，但不同的专家会给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解决方案。改革需要面对的问题主要有：（1）事实上，大量的资金处于风险中；（2）固有的特殊利益有凌驾于公众利益的倾向；（3）医疗改革使得政府机构的重心严重分散，说客们似乎有很大的空间来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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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公众对金融危机的强烈愤怒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选民往往是昏昏欲睡的，很难被唤醒。但如果他们在心情糟糕的时候被唤醒，政治家们就要小心他们愤怒的后果。因此，由说客组成的美国政府体系负责对抗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不满。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的愤怒会迫使两党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合作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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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金融改革在2010年圆满结束。一个相当不错的法案几经波折获得了国会的批准。金融改革最终如何顺利完成是本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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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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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巴马总统上任，蒂莫西·盖特纳掌管财政部时，为数众多的金融改革议题还在持续增加。简单起见，表11—1对之前章节提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概括。在本章中，它将作为路标和记分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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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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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大而不倒”问题被列于改革议程的最前端，是名副其实的重中之重。国家、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厌倦了对“大而不倒”的机构进行政府救助。他们对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政府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有序地解决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行类的大型金融机构（银行的倒闭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进行管理和处置）的倒闭问题。盖特纳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像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一样，积极地推动这方面法律法规的建立。在所有的议案中，解决决议机构的议案看起来是最成熟，也是两党都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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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一些政府官员并不希望授予当选的执政者或监管者如此强大的权力。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案件送上破产法庭，由法官依据司法惯例而非政治考虑作出裁定。不让政治参与其中是可取的，因为这样会减少道德风险。但是你也可能会问自己：我们当时是如何处理雷曼兄弟的破产问题的？那时，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尽管如此，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人认为雷曼兄弟的破产是一个好的先例，破产程序运作良好。仔细想一想，难道它没有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破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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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右派中的少部分人青睐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大而不倒”问题。如果没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当拆分大型金融机构。然而事实上，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那样，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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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风险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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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的第二个共识是：我们的金融监管体系需要一个能全面承担责任的政府机构，来监管整个金融局势，即需要一个有权跨越现有美联储、证监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分离管辖权界限的系统性风险监护人。但是，由谁来承担这项工作呢？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应具有怎样的权限呢？对于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候选人美联储来讲，既有支持者（因为它具有广泛的权限，接近市场，而且具有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等），也有反对者（因为它已有如此多的权力，而且之前经历过悲惨的失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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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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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改革者提议赋予美联储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但是反对者认为应该削减美联储的某些权力，如完全取消其银行监管权和消费者保护权；对《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中赋予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权力，或者对它们经常采取的金融救助的角色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难道这些救助没有侵占国会的权力吗？美联储的主要官员（如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在政策的制定中难道没有起到一点政治合理性的作用吗？美联储就好像是政府的第4个分支，这难道不是太独立了吗？这难道就是民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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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分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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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次危机的原因主要归结为1999年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废除的改革者，希望重建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界限，而其他人认为这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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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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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问题经常与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混淆：资产支持证券这个巨大的市场难道不应当受到一些监管吗？虽然具体细节很重要并会引起争议，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常常听到的建议是，要求抵押贷款证券的发起银行、其证券化的机构，或者两者一起持有其抵押贷款资产池中一定比例的证券，以此将其他人的资金转化为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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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流动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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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认为银行应当提高资本金比例和流动性缓冲准备。但仅仅同意这一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定义资本金和流动性是复杂且令人厌烦的，这也是巴塞尔协议费时多年才达成一致的原因。此外，银行的杠杆率与利润率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触动了这个产业的敏感神经。关于流动性标准的国际协议将是全新的，但实施起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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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出现的一个相关方案是，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额外增加资本金和流动性缓冲准备——相当于对其征收的一种税。当然，这需要监管者来鉴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赋予它们官方的“大而不倒”地位。一些批评者基于道德风险和这种标签将赋予这些机构不公平竞争优势的原因，反对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它们将在资本市场里获得更便宜的贷款。相反，支持者认为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和更严格的监管将会是它们的主要劣势，被定性为“大而不倒”将会成为负担，而非荣誉。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后，开始进行市场压力测试，监管者也开始列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名单。如果可以，这些公司将争先恐后地避免出现在“大而不倒”机构的名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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