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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员不能代表整个美国社会。他们中的许多（几乎全部）都是“孤注一掷”的人，他们每天承担巨大风险并忍受一切后果。但是，他们享有远超平均水平的收入，当逆境袭来的时候有更大的财富缓冲。并且，我大胆猜测，他们无家可归的可能性更小。里克·桑特利和他的一帮喽啰在2009年2月的言论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人。事实上，几天后的一次盖洛普调查表明，美国人倾向于“帮助那些有丧失房屋抵押赎回权危险的人们”，并且是64%︰33%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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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里克·桑特利的咆哮”变成了病毒，对于帮助“拥有一个额外的厕所却付不起账”的“失败者”的不满，在交易大厅里不断回响。一种观念开始形成，在这件事上，相比于帮助苦恼中的华尔街雇员或商品交易员，美国人并不会更乐于帮助痛苦的房屋所有者，这同样是极为错误的。同样，盖洛普调查表明，以59%︰39%的比率反对对“破产边缘的美国银行和金融公司”给予联邦援助。希拉·贝尔比里克·桑特利对公众的意愿有更好的把握，并且更准确地了解其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但是，桑特利有一个响亮的扩音器，叫嚷着许多保守派希望听到的话语：面临丧失赎回权的房屋所有者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值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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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都是消息灵通的人——即使他们了解的不是真相。于是，“桑特利的咆哮”和其他类似的反对声音，使财政支持的减缓止赎权的努力变成了一场艰难的斗争。艰难的斗争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巨大的能量和决心，或许还有大量的开销，这一场斗争当然也需要。这样的斗争败多胜少，无论达尔文主义以什么原则选择成功的政治家，渴望倒在别人剑下的政治家一定不是其中的成员。极少有政治家会愿意签署“一个全民公决，来看看我们是否真的愿意资助失败者的抵押贷款”。他们害怕知道结果，或许这样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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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越多，不变的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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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平息止赎权浪潮的成功行动，需要克服大量复杂的情况和法律禁忌。它要求政府把数千亿纳税人的钱置于风险之下，虽然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那样，实际的损失或许会是很小的。但重要的是，政治家害怕他们肩上会压上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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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它没有发生。难怪减缓止赎权的工作从来都没有被放在首要位置。难怪我们从来没有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从房价开始下跌，到金融市场崩塌，再到经济衰退和失业，紧接着就是大量赎回权的丧失，最终再到房价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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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悲剧并不使我们惊讶。我已经强调过，赎回权丧失不仅是可预期的，而且事实上已经预期到了。但是我们仍然让它发生了，像桑特利那样接受了更苦的果子。毕竟，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应该做的事。但是，最大的讽刺是，本来房屋过剩的威胁应该是过去的事情了，房价应该开始回升了，新住宅建设应该带领着经济走出萧条了，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答案是靠简单的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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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6年，美国出现了一个间断的房地产繁荣。将那5年的繁荣与之前的8年相比，我们多建造了大约175万套房屋，这就是投机泡沫产生时发生的事。过去的泡沫给我们留下了太多：过量的铁路、过量的光缆等，这次，泡沫留给了我们过量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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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想想这个数字，175万套房屋并没有超过一年的正常生产量。基于繁荣前的标准，我们在从2008年开始的5年萧条期中少建造了360万套房屋（总数在持续增加）。换句话说，从2008年开始，房屋建筑缺口已经是繁荣年份盲目的过度建筑数量的两倍了。基于平衡，美国现在应该会经历一个房屋短缺、房价提高和住宅建设繁荣的时期——这会帮助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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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都没有发生。而且，奄奄一息的房地产是使我们长期处于困境的主要因素。即使在今天，随着房地产回暖，住宅建设也只恢复了一小部分的水平，但是止赎房屋的存量仅勉强低于2011年的高峰，并且大约25%的住宅销售来自丧失赎回权。没能解决止赎权问题是房地产长期以来市场羸弱、复苏无力的原因之一，而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很难否认的一点是，我们还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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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SS原则是指在设计当中应当注重简约的原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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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地麦克是独立国家房贷公司（Independent National Corporation）的别称，你们觉不觉得它们的名字听起来很像房利美和房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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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务偿还比率（DTI）是衡量支付能力的常用指标，但是这个缩略词用的不好。DTI不是指债务对收入的比率，而是指接近于债务本息对收入的比率。具体来说，债务是指本金、利息、财产税以及家庭收入的保险费的总和，而只有前两项属于债务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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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法律上来说，贝尔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的职位会一直持续到2010年，奥巴马总统不可以解雇她，但是专业行政机构的领导如果不被需要了，通常会自愿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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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上，政府一共分配了750亿美元的资金来解决止赎权问题，另外的250亿美元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当时它们还属于政府机构。2012年3月，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500亿美元中，真正用到的只有1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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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音乐停止之后：金融危机、应对策略与未来的世界 13 质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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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拯救了经济，却失去了公众对我们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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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盖特纳，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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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章节强调了政府在应对抵押品赎回问题方面的严重政策失误，但那被证明是一个例外。总的来说，美联储和两任总统的政府在2008—2010年间的政策不是消极，而是异常积极的。这些政策的范围和数量让政策制定者们绞尽脑汁、费尽心力。正如我开始时提到的那样，在整个剧情中，最令人吃惊的部分是他们竟然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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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物理定律所示，每一个作用力都会产生一个大小相当的反作用力。巴拉克·奥巴马、本·伯南克、蒂莫西·盖特纳和汉克·保尔森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享受美誉。相反，2008—2009年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积极政策，反而招致了2009—2012年大规模的针对政府的质疑，这些质疑也对2010年和2012年的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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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招致质疑？这是本章的核心内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我们的过去，也关乎我们的未来。如此激烈的质疑让许多观察家们都想知道，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在音乐再次停止后，施行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救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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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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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倒闭后，当金融体系和经济滑向悬崖时，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在期待联邦政府。银行和华尔街在风暴中寻找庇护，实体经济在寻求金融体系恢复正常，普通家庭在期待工作、社会保障、贷款救济以及房价停止下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则需要新的资金来弥补严重下降的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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