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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ISS原则是指在设计当中应当注重简约的原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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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地麦克是独立国家房贷公司（Independent National Corporation）的别称，你们觉不觉得它们的名字听起来很像房利美和房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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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务偿还比率（DTI）是衡量支付能力的常用指标，但是这个缩略词用的不好。DTI不是指债务对收入的比率，而是指接近于债务本息对收入的比率。具体来说，债务是指本金、利息、财产税以及家庭收入的保险费的总和，而只有前两项属于债务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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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法律上来说，贝尔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的职位会一直持续到2010年，奥巴马总统不可以解雇她，但是专业行政机构的领导如果不被需要了，通常会自愿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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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上，政府一共分配了750亿美元的资金来解决止赎权问题，另外的250亿美元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当时它们还属于政府机构。2012年3月，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500亿美元中，真正用到的只有1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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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音乐停止之后：金融危机、应对策略与未来的世界 13 质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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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拯救了经济，却失去了公众对我们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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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盖特纳，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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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章节强调了政府在应对抵押品赎回问题方面的严重政策失误，但那被证明是一个例外。总的来说，美联储和两任总统的政府在2008—2010年间的政策不是消极，而是异常积极的。这些政策的范围和数量让政策制定者们绞尽脑汁、费尽心力。正如我开始时提到的那样，在整个剧情中，最令人吃惊的部分是他们竟然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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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物理定律所示，每一个作用力都会产生一个大小相当的反作用力。巴拉克·奥巴马、本·伯南克、蒂莫西·盖特纳和汉克·保尔森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享受美誉。相反，2008—2009年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积极政策，反而招致了2009—2012年大规模的针对政府的质疑，这些质疑也对2010年和2012年的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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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招致质疑？这是本章的核心内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我们的过去，也关乎我们的未来。如此激烈的质疑让许多观察家们都想知道，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在音乐再次停止后，施行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救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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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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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倒闭后，当金融体系和经济滑向悬崖时，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在期待联邦政府。银行和华尔街在风暴中寻找庇护，实体经济在寻求金融体系恢复正常，普通家庭在期待工作、社会保障、贷款救济以及房价停止下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则需要新的资金来弥补严重下降的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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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触底的时候，一部动画片在2009年3月的纽约上映，极其幽默地展现了当时的情况。在动画片中，国王正在一个中世纪庭院中等待刽子手的行刑，突然一个信使冲进来喊道：“住手！等一下！政府不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忘记老里根的理念吧，漫画家们暗示政府正在拯救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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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认为政府是解决方案的观念并没有持续很久。当金融体系从低谷中恢复时，富豪们便开始反对过多的监管，并抱怨政府把他们当作替罪羊。替罪羊？那肇事者呢？奥巴马总统被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并被反对大政府的保守派们中伤。在2010年11月的选举中，茶党的共和党人在恶意的反政府集会上频频获胜，他们的做法远超被他们奉为偶像的右派的罗纳德·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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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看，金融危机是由一系列贪婪、错误判断、以及公司与个体欺诈所引起的，这些行为被不负责任的、盲目信奉自由主义的政策纵容。美国是监管不足，而不是监管过度的受害者。只有当2008年9月打击到来的时候，之前主张消极干预的决策者才在绝望中转而支持政府干预。正如保尔森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的那样：“我坚定地相信自由市场，我去华盛顿当然不会让政府干预私人部门。”但是，他还是干预了。伯南克和盖特纳也这么做了，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亲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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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生效了，最坏的情况得以避免。金融市场比想象中恢复得要快，而且没有发生“大萧条2.0”。根据马克·赞奇早些时候的估算，一系列的救助措施对2011年实际GDP的贡献大约在1.8万亿美元，而这些产出总计带来了980万个工作岗位，并使失业率降到了6.5%以下。如果没有这些成绩，现在只是有点可怕的危机很可能会演变成重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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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认为这样醒目的成绩能够重塑政府的形象，并且让那些鼓吹自由主义的人闭嘴，但你错了。伊曼纽尔原则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生效了，一连串救助措施恰巧在衰退最严重的时候出台，这给了反政府人士攻击政府的机会。他们的行为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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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规模的干预政策会对政治产生微妙的影响，这些颠倒是非的观点也许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从各种角度来看，政策都没有取悦民众，反而招致了人们对美联储、奥巴马政府、国会、尤其是民主党的不满；以及对凯恩斯主义，甚至是经济学的不满，当然人们主要反对积极的干预政策。总之，指责的核心是，华盛顿的一系列政策让经济像喝醉了一般昏沉。真的是这样吗？这种逻辑仿佛是消防队员在点火，但这种观念竟然能够流行开来，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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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以来，美国人民都是实践中的自由主义和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在任何时候，我们许多人在骨子里就根植了托马斯·杰斐逊反对大政府的思想。我们从来不认为政治家和中央集权是好的做法，而把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当作更好的选择。我们倾向于埋怨政府干涉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愿意支付税款。所有这些让我们成为了地道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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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碰到困难时，美国人民又希望政府来解决问题：西部开发、开掘运河、建造高速公路、结束大萧条、施行罗斯福新政、构建大社保体系等都是如此。我们崇拜杰斐逊，但我们的做法却是汉密尔顿式的。这种心口不一在2009年夏天关于医疗改革的辩论中得到了完美演绎，那时，南卡罗来纳州警告自己的国会议员不要去碰公共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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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的质疑具有内在的逻辑矛盾。政府的行动挽救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们造成的灾祸，但是那些有罪的团体竟然反过来指责积极的干预政策。公众也把怒火转向了大政府主义，首当其冲遭到质疑的就是新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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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统和国会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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