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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预算赤字和国家负债当时也有所隐瞒。2001年，希腊在欺诈、捏造财务数据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60%的限制下，被准许加入了欧元区。但是，谁负责对其进行评测呢？2009年11月，希腊选举后仅过了一个月，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总理揭露了前政府存在比被准入欧元区时更大的赤字情况。这居然出人意料地与美国的财务欺诈相关，事实证明，高盛的一些金融工程师们曾帮助希腊政府隐藏了其不断增长的债务，这一消息并无娱乐希腊债权人的意味。顺便说一下，希腊债务占GDP的比重那时就已经高达120%，即使基于不高的利率，这也是一份难以承受的负担，更别提希腊的利率过后又很快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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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样有情况糟糕的州和地方政府，它们的财政（及其他）行为大多是不道德的，甚至更为糟糕。但是难以置信的是，虽然马萨诸塞州占美国GDP的比重只相当于希腊在欧元区GDP的比重，但这个州的预算灾难竟然会拖累整个美国的经济。马萨诸塞州的问题将会简单、亦或是曲折地陷入违约情形。但是，从2009年末开始，希腊的财政问题已经动摇了许多欧元区国家的信心，甚至也动摇了欧元的信心。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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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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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政府可观察的信誉状况最简单的评估方式，就是与德国这一欧洲的黄金标准进行比较。图16—2显示了希腊和德国10年期政府债券的利差。一些明显的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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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利差直到2008年10月，一直维持在1%的水平之下。事实上，如果你回顾得更远，将会发现2001—2007年间利差更小，有时甚至低于20个基点。所以，在危机之前，希腊政府显然被认为是和德国政府一样好的借款人。有人说过，这是一场债券市场泡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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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09年初，当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高峰时，投资者尽可能地回避各种风险，而希腊债务的利差也扩大到近300个基点。但是，当全球金融危机在当年得到缓解时，利差又再次下降——尽管并不总是在下降。如果你是希腊民众，就会很容易地相信，政府债券利率的涨跌与本国情况相关，更与全球金融危机的进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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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市场对希腊债务问题的反应（10年期希腊和德国政府债券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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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情形却随之改变。从2009年末开始，随着投资者风险恐惧的逐步升级，希腊利率开始飙升。帕潘德里欧政府随即提出一系列的财政紧缩计划，这些计划经常被吹得很好，并赢得了欧洲各国的支持，但随后却遭遇困境，最终不了了之。这仅仅是事件的前兆。其中的一些机构却反对该紧缩计划，甚至造成了雅典街上的暴乱。随着希腊政府信用评级的下降，希腊债券利率开始上升。请计算一下。如果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50%，利率6%，那么政府必须积累9%的GDP来还清利息——这相当于希腊政府30%的年收入。困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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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6—2所示，事情在2010年4月开始崩溃。事态发展迅速：更多的关于财政紧缩计划的许诺；更多的抗议和政治动乱；更多的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更多的欧元区国家，甚至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于一揽子救助计划的讨论。希腊10年期的债券利率一度突破了12%。西方文明的摇篮看上去像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地方。2010年5月，双方就第一个紧急财政援助达成了协议，因此为希腊减少了一段时期内的压力。但是正如图16—2所示，这种缓解只是短暂的。请尝试用12%的债券利率算一算每年的付息水平吧，这样你就知道麻烦远没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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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腊的困难已不仅是算术上的偿付利息了。与自愿采取痛苦治疗的爱尔兰不同，希腊是一个把自家政治管得一团糟的可怜虫。各阶段的希腊政府都曾与其民众就国家可能不再偿付债务一事达成过一致。突然间，希腊民众被告知要支付更高的税率，一些公共服务将消失，工资将降低，生活也没有以前好了。为什么呢？为了安抚国外的债券持有人吗？这也难怪希腊民众会如此激烈地反对紧缩计划，政府一次次地不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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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腊的经济萧条加剧时，它的财政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在又一次欧洲峰会失败后，帕潘德里欧于2011年11月辞职。它的政府由技术专家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领导的政治同盟取代，帕帕季莫斯是一名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曾任希腊银行行长与欧洲中央银行副主席。帕帕季莫斯持续执政到2012年5月，届时会通过两轮选举选出一个可以继续执政的联合政府。从那时起，希腊就已经在悬崖边缘蹑足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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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债务政治上的困局，绝不仅限于雅典。欧元区谈判桌上坐着的不是1个国家而是16个国家，有些时候还要有其他的欧盟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询问过这个著名的问题：“当我打电话给欧盟时，需要打给哪个国家呢？”当谈论到希腊财政紧急救助的时候，基辛格提出的难题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哪个国家能够拯救欧洲？请记住，欧盟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小化的中央政府松散联盟，这与美国的联邦条约多么相似，而并不像由美国宪法创造的统一国家。同时，请记住联邦条约失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无法处理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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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欧洲许多的权力机关在法律上职责并不清晰，德国和法国就成了名义上的实际领导人。德国国内的政治特别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注定承担了财政紧急救助计划的最大份额。然而，按时纳税的德国民众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要为纪律涣散的希腊民众埋单——他们自认为应该工作时间短一点、退休早一点，且不该纳税。这是一个关于公平的问题。我常常请美国人想象一下，如果加拿大要求美国财政救助时的政治反应，加拿大是我们北边友好的邻居，他们工作努力，纳税额很高，而且按规则行事。然而，对加拿大的财政紧急救助又能在国会获得多少支持的选票呢？现在，请将加拿大换成墨西哥，并再次想象此时的政治反应又是如何，或者请铭记1994年时，我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方伙伴陷入困局时的政治混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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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拖着沉重的双脚，每一次顺着路，仅将罐子踢到足够开下一次峰会的不远处。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了淤泥之中。葡萄牙，有着巨大的预算赤字和无竞争力的经济，看上去与希腊极其相似；爱尔兰，曾经历极大的房地产泡沫与破裂，允许其银行从事不现实的金融诈骗，然后又用巨大的公共财政进行救助，很快也成了众矢之的。同样，有极大房地产泡沫和摇摇欲坠银行业的西班牙，有巨大公共债务和行为涣散的意大利也将成为下一个问题国家。市场参与者给欧元区这一系列有问题的国家起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名字：欧猪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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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问题国家越来越多，在源头处掐灭危机的机会也逐渐消失。希腊如果能被隔离和救助，危机尚且可控。尽管希腊的公共债务与自身经济相比很巨大，但毕竟却小于欧元区GDP的4%。这对欧洲而言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吗？不是用数学方法来衡量。但是，当葡萄牙和爱尔兰加入希腊的财政紧急救助计划当中时，问题就真正产生了。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很合理，但是其规模比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总和还要多。然后还有意大利，世界上第三大债务国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意大利证实了古老的陈词滥调：国家太大，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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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有得必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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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欧洲所谓的外围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从集体无知的状态中获益良多，主要体现在他们享受了与其他国家一样、却与自身的经济实力不匹配的低贷款利率。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希腊的利率勉强在略高于德国利率的水平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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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危机袭来，欧元将变为众矢之的。由于17国的货币政策都在法兰克福制定，因此欧猪五国既不能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挽救经济崩溃，也不能利用货币贬值的方法，因为它们不再拥有埃斯库多、爱尔兰镑、里拉、德拉马克和比塞塔了，仅存在欧元。这就只留下了一条传统的退出路径：利用财政政策走出经济低谷。但是，由于外围国家的债务高涨，这些国家的借款能力也逐渐下降。对于希腊来说，这扇门“砰”地关上了。欧元区的成员资格变成了一张通往漫长且深不可测的衰退之路的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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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它经历了金融市场的雪崩、深度的经济衰退和像希腊一样高额的政府预算赤字，却表现得很好。尽管英国经历了双底型衰退，却没有发生英国式的主权债务危机；事实上，英国政府债券的利率仍然保持低位。许多经济学家强调，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拥有自己的货币和独立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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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中也存在牵连犯罪现象。当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经济崩溃时，每个国家都寻求财政紧急救助，市场则向西班牙和意大利投去了猜疑的目光，两国债券利率陡增，甚至连法国和奥地利也失去了珍贵的AAA信用评级。德国，这个欧元区信用能力最强的国家，却从未担心过利率上升，因为它是安全的天堂。但是，德国曾担心欧元崩溃的潜在可能，如果欧元崩溃，新马克汇率很可能将一飞冲天，从而扼杀德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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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古语形容今天的欧元恰到好处：你不能忍受它，但你也不能没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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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望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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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一直用主权债务危机来描述欧洲的乱象。投资者很担心一些欧洲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但是这种乱象也可称为欧洲银行业危机：投资者很担心一些欧洲大型银行的偿债能力。事实上，这两种危机紧密相连。一部分政府债务问题起源于财政紧急救助中对银行的花费。欧洲的主要银行也拥有大量的政府债券，它们无法承受债券大规模的损失。此外，欧洲银行业与政府的界限与美国相比也相当模糊。别忘记那些“大而不倒”的干洗店，对于银行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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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银行业与政府紧密的联系开辟了新的“传染风险”。我已经提过了那些从希腊到葡萄牙，到爱尔兰再到西班牙等国，令人紧张的传染风险，那是一种政府对政府的传染。但是，2010年另一条传染路径出现了：从希腊政府债务到希腊银行（其拥有大量的希腊政府债券），再到其他欧洲国家的银行（其与希腊银行存在重要的对手方关系），再到全球的金融体系。并且，传染路径也存在其他方式。2012年，由于西班牙银行给予了西班牙政府大量贷款，西班牙银行的欧洲财政紧急救助计划引发了对西班牙主权债务问题的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