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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对日本经济形势的“诊断”是正确的。日本经济的发展态势果真与我之前设想的情形是一致的。事实上，大概14年后，日本银行采纳了我的建议。然而，我讲话的语气有时比较严厉。2000年1月，在波士顿的一次会议上，我质问日本官员们是否罹患了“自我瘫痪”，指责他们为了逃避采取行动而把微小的制度障碍和技术障碍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批评他们以“困惑的或缺乏一致性的”态度对待像我这样的学者提出的有用建议，最后指责他们不愿意大胆尝试。我有些武断地高声说道：“或许日本是时候拿出一些罗斯福式的决心了。”之后几年里，我自己也经历了政客、社论，甚至经济学界同行提出的猛烈批评，之后我发现，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希望能够收回当时对日本官员发表的那些尖刻言论。2011年，在回答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我坦白地说道：“我现在比10年前更加同情日本央行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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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受邀出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被普遍认为拥有全美最好的经济学系，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则紧随其后。我想让普林斯顿大学更上一层楼。雇用最优秀教员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我们成功地从其他学校挖到了两个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个是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保罗·克鲁格曼，另一个是当时在耶鲁大学工作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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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经济系主任后不久负责的一个项目是为建设普林斯顿大学本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Bendheim Center for Finance）筹措资金。这是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与专注于统计数据和金融数学的工程学院联合举办的一个项目，以便用量化和数学方式开展金融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常春藤盟校的学生都渴望到华尔街工作。但是，与其他许多存在竞争关系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不同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自己的商学院。我们只是通过本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提供金融方面的本科毕业证书，以及人数较少但技术含量较高的金融学硕士学位。事实证明，我们提供的证书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还逐步加强了金融相关领域内的教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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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系主任，虽然会带来一些名誉，也能主导本系工作日程的设置，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实权。重要的事情都是取决于全系教师的共识，学校领导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我后来开玩笑说，我负责的重大抉择就是在咖啡时间提供甜甜圈还是百吉饼。教师招聘和任期是争议最激烈的领域。教授们总是倾向于推荐与自己具有类似观点的同事或者能够帮助自己加强学科建设的同事。我很快发现，对于一群主见非常强、自我意识非常高的大学教师而言，通过行政指令化解争端很难奏效。我不得不跟他们一遍遍地商量，一遍遍地倾听和再倾听，通常，如果人们有机会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即便最终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依然会产生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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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的任期将要结束之际，我期待着摆脱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的专业兴趣，并写点东西。当时，我刚刚获得了两个新的职位，这两个职位使我能够对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向施加更大的影响力。2000年，我被任命为国家经济研究局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一个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一年后，我被《美国经济评论》聘为主编。我已经开始写一本关于大萧条的书，我希望它能吸引广大读者。我当时已经写了120页，暂定的标题是“时代的错觉：政客和中央银行家如何制造了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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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初的一天，我经济系办公室外面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者是曾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格伦·哈伯德，他当时正担任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位行政助理问我：“您能接一下电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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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佛大学会为入学新生制作一本包含照片的“脸书”，正是这一传统的“脸书”，让30年后的哈佛大学学生马克·扎克伯格从中获得了灵感，创办了同名的社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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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哈佛大学，Ec 10是全校的公共基础课和经济类专业的必修课，每学期选修的人数往往超过500人，是最火爆的课程之一。为此，学生每十余人分为一个小组，由一名“组长”负责辅导和组织讨论。“组长”就是学校配备的大量助教，通常由修过此课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担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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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哈佛大学，大部分学生在第一学年的春季学期选择主修，但也可以在第二学年结束前选定主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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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学科”（soft subject）是相对于“硬学科”（hard subject）而言的。所谓“软学科”属于兴趣及技能导向的学科，比如摄影类、媒体类、美术类、音乐类等学科，而所谓“硬学科”属于理论性较强、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学科，比如化学类、经济类、工程类等学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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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本存量是指企业现存的全部资本资源，是已投入企业的各类资本的总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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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弹球游戏是一种用弹锤把弹子沿槽击至斜板顶部然后任其下滚落入各种规定部分而得分的游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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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是“债务–通货紧缩”理论的体现。1933年，欧文·费雪首次提出该理论，认为债务负担的加重会加剧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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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失去的20年”的时间框架大致为房地产泡沫破灭的1990—2010年。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体系遭到打击，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甚至衰退状态；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减少，而内需市场迟迟难以提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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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我的论文中，我建议日本暂时设定3%~4%的高通胀目标。我之所以建议日本制定这个相对较高的通胀率，是因为当时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已经导致物价水平远远低于较长期贷款者的预期，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债务负担将超出他们的预期。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就物价层面而言，高于正常水平的通胀率会抵消长期通货紧缩的影响。然而，在我的论点中，关键的元素不是具体地将通胀目标设定为哪个数值，而是公开对外宣布一个特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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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第三章 美联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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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有兴趣到华盛顿与总统谈论一下为美联储服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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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完全超乎我的预料。在之前很多年间，我一直在研究货币政策和美联储，但主要是从外部开展研究。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加入这个机构，并为政策决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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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真考虑了格伦的邀请，并和安娜讨论了一番。对我们两人而言，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对我而言，从专业角度来讲，如果去美联储，就意味着未来几年内我将远离研究和教学部门，而且可能意味着我要辞去一年前才开始担任的《美国经济评论》主编一职。去华盛顿也需要家庭做出牺牲。如果让安娜、阿莉莎和我一起搬到华盛顿，恐怕不太公平，阿莉莎当时还在读高中。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在华盛顿工作，周末再回新泽西了。乔尔当时19岁，正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西蒙洛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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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联储是美国最有权力的机构之一，在那里任职的话，我就能从内部去研究它的决策过程了。我对美联储理事会的所有工作都很感兴趣，包括对银行的监督和管理，不过，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有机会参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货币经济学和货币史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我问自己，如果经济学这一学科不被用于改善决策过程，不被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那又有什么用呢？美国还在从“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缓慢恢复，我们一位邻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就在世贸中心遇袭后失去了生命。我知道很多人会收到为国家服务的召唤。美联储系统提供的公共服务虽然无法与战士们和一线应急人员的公共服务相提并论，但我希望自己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经安娜同意后，我给格伦回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会去华盛顿参加“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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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过程中读过大量关于美联储历史与职能的资料。它代表着美国为了创建中央银行而采取的第四次努力（是不是“第四次”取决于你怎么看）。在《宪法》得到批准之前，1782年成立的北美银行就是美国最早的、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这家银行是国会特许经营的，但属于私营性质，营运到1791年。之后是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力排众议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1791—1811）。当时，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时任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强烈反对建立这家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的经营期限为20年，到期后，由于民众普遍不信任金融家和大银行，便没有从国会获得延长经营期限的许可。之后是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6）。国会投票通过了延长美国第二银行营业期限的议案，但1832年，遭到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否决，因为他是反对银行的典型人物，之后，国会没有再次试图延长美国第二银行的经营期限，以至于美国在1836年开始陷入了没有中央银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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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中央银行，美国政府却在1862年发行了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即“绿钞”，最终取代了由国家批准的私营银行发行货币的体系。1873年，美国又恢复了金本位，在之前的内战期间，金本位被暂停过一段时间。1836年之后缺乏一个央行的局面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公共机构去及时地应对反复出现的、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的银行挤兑和金融恐慌，其中就包括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和1907年的大恐慌，此外，还有较小一些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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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1907年的恐慌促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尝试着建立一个央行。这次努力是最后一次，也是成功的一次。1907年10月，纽约第三大信托投资公司可尼克波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被迫宣布破产，引发了一场席卷美国的金融海啸。存款者人人自危，纷纷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款以避免损失。由于金融恐慌，银行间也失去信任，相互间的借贷完全冻结，并发生挤兑。这种银行挤兑很快从纽约蔓延到全美各地，股市暴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当时，美国著名金融公司J·P·摩根的创始人、具有传奇色彩的金融家摩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立刻召集最重要的几家金融公司的总裁开会，要求大家一起拿出资金帮助面临挤兑的银行，希望能终结这场恐慌。而摩根自己也身先士卒，拿出资金帮助金融市场度过危机。他们评估银行的账目情况，为银行提供贷款，安抚公众。从一定程度上讲，摩根当时在救助金融市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正类似于央行的角色，这对政府而言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作为回应，国会于1908年组建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教训，研究美国是否要建立一个央行以及如何建立。在威尔逊就职之前，该委员会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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