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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美联储主席这份工作，无论别人为你提出多少建议都是不够的，关键是自己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有时候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曾有一次，我和格林斯潘在美联储餐厅内共进早餐时，问他是否有什么建议要提给我。他板着脸，不动声色，但眼神闪烁，告诉我在与正式来访的客人吃饭时，最好坐在能看到钟表的地方，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打住了。我和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共进晚餐时，他给我提了一条更加直截了当的建议：“别把事情弄砸了！”这是他对手下雇员最常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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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4日那次听证会是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第一个国会听证会。前一天夜里，我睡得不好，醒了好几回。虽然我在接下来的8年里要参加数十次听证会，但我总是不喜欢这种事情。听证会有时变成了耐力比赛，在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不间断地集中注意力。在参加听证会前的几个小时内，我什么都不敢喝。我特别注意这一点，这样就不必请求中途休息了。令人压力更大的是，我在作答时需要谨小慎微，注意措辞，因为我的答案不仅需要经过面前那些国会议员的推敲，还要经过媒体、市场和公众的解读。得益于当过大学教授的经历，我在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镇定，因为在对方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之后，我都会把对方想象成经济学系的学生，把我自己想象成老师，这样一来，即便对方提出的问题背后有一些恶意，或者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往往也能将其忽略掉，从而心平气和地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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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听证会上，我传递了一个总体乐观的信息。2005年，美国经济增幅超过了3%，这是一个健康有力的速度，而且失业率降低到了5%以下。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将在2006年和2007年继续保持健康的增长态势，通货膨胀仍然处在控制之下。因为经济发展显然不需要货币政策方面的帮助，我们便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0.25个百分点。从2004年中期开始，美联储在年内每次货币政策会议上都加息0.25个百分点。2006年3月那次加息之前，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达到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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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美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趋势，但我注意到了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的现象，而且其他一些行业的增速似乎也会放缓。我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我警告说，鉴于房价和房地产建设在过去的几年中呈现出了快速增长趋势，它们的降速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料。我们不知道房地产市场会如何演变，但我承诺美联储会给予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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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第一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被安排到了2006年3月27—28日。那次会议是两天，而不是一天。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会议都是一天，这就意味着真正开会的时间其实只有4个小时，以便能够赶在下午2点15分准时发表会议声明。在格林斯潘时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只有在1月和6月才会召开为期两天的例会，多出来的一天让美联储职员就某一个特殊议题进行汇报。我想增加为期两天的会议，以便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问题。我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单独会面时曾经提到过这一点。一开始，我们同意将为期两天的例会数量增加一倍，即从每年2次增加到4次（每年总共有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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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对开会方式做了一些调整，以便实现我的一个目标：弱化美联储对美联储主席的顺从意识，明确告诉大家，货币政策的决定权掌握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美联储主席一个人手中。在经济前景讨论环节，我先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阐述一下自己对经济前景的看法，然后再谈我自己的看法，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我倾听和考虑了他们的看法。在之后的政策审议环节，我也是最后一个发言，而不是第一个发言。格林斯潘之前也是这么做的。我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对他人意见造成不必要的压制。美联储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深刻的组织，我想让大家明白，每一个决策都要经过广泛的分析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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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还是一名学者时，就一直重视坦率的讨论，这样可以让新想法浮现出来，然后进行彻底的审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鼓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自发地开展更多交流。他们之前习惯于在开会期间阅读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我向大家介绍了学术会议中一个常见的习惯：与会者可以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举起双手，希望主持人能够立即发现自己，以便获得提出简短问题或评论的机会。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双手干预”。有些人对这种方法不以为然，而有些人的确会尝试这么做。我有时候还会让同事们就某一句评论进行详细阐述。这些建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的讨论却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变得自由顺畅。毕竟，让19个人在一起讨论问题，人数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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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了努力消除美联储主席的个人影响力而付出的努力的确有了点效果。有一件小事可以表明这一点。2006年秋天，我女儿阿莉莎回到了学校，一位朋友问她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阿莉莎回答道：“哦，其实，我爸是美联储主席。”那位同学顿时蒙了，回应说：“你爸是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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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爱德华·格拉姆利克辞职。2006年1月，格林斯潘卸任。至此，美联储理事会的7个成员只剩下了5个，分别是：罗杰·弗格森（美联储副主席）、苏珊·比斯、马克·奥尔森、唐纳德·科恩和我自己。2006年6月，弗格森与奥尔森也离开了美联储。弗格森最后去了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担任首席执行官。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主要为美国的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管理退休基金。奥尔森辞职后去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担任主席一职。该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在安然公司会计丑闻曝光之后为了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监督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机构。2007年，苏珊·比斯退休了，虽然在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担任职务，但她选择回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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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白宫提名了三位新理事。在此过程中，白宫一直与我保持密切磋商。对此，我感到很高兴，而且我对于总统提名的人选也很满意。我宣誓就职后的一个月内，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助手凯文·沃什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兰迪·克罗兹纳也加入了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理事。到了9月，曾经一同与我撰写文章的里克·米什金也就任美联储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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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白宫工作期间曾经与凯文·沃什有过共事经历。当时，他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协助处理银行业与金融业的问题。在进入白宫之前，他曾在一家投行——摩根士丹利从事合并和收购业务。2006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之际，他还不到36岁，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他的年轻招来了一些批评者，其中包括美联储的前副主席普雷斯顿·马丁，但事实表明，他的政治经验、市场经验以及在华尔街的众多人脉资源是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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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迪·克罗兹纳的学术兴趣集中在银行业和金融业。和我一样，他也对经济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包括大萧条那段历史。我加入美联储之前就认识他，一同参加过多个学术会议。苏珊退休之后，他就成了美联储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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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米什金精力充沛，富有幽默感，偶尔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人们的想象中，工作在美联储理事会的人应该是老成持重的银行家，但他却算得上这种形象的对立面。我曾经与他有过合作经历，知道他对货币和金融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也有很强的信念。我期待他是我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个盟友，将会与我一道推动美联储实行通胀目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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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项变动是，白宫根据我的建议，提名唐纳德·科恩担任美联储副主席。三年半之前，我和他同一天加入美联储，现在，我们将要共同领导这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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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06年增加了三个新成员，但随着苏珊的离开，美联储理事会只有五名理事。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参议院对于提名人选的例行阻挠，美联储在之后的三年半里不得不在只有五名理事的情况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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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我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参加了第一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我和我的同事都是乐观的。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是好消息。房地产建设浪潮的消退和房价的趋稳会挤出一些泡沫，使得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降低通胀风险。我们一致投票赞成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提高到4.75%。这是美联储连续15次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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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可能会面临一点困难。根据我们的评估，当时的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非常接近于正常水平了，但经济似乎仍然存在过热迹象，能源价格上升，导致我们开始有些担心通货膨胀问题了。更多加息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似乎能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结束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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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犯了一个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实际上算两个错误。我想为美联储增添一些灵活性，摆脱从2004年6月开始的“每次货币政策会议加息0.25个百分点”的传统模式，在一两次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为我们评估经济前景腾出更多的时间。这似乎挺合理的。2006年4月27日，我在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参加一个听证会时暗示了这种可能性。我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可能决定在一次或更多会议上不采取行动，以便腾出更多时间去获取关于经济前景的信息。”我还补充道：“当然，在某个特定的会议上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并不排除在随后的会议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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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传递的这个消息似乎非常清晰。我只是说我们“在未来某个时间”的会议上可能不会提高利率，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评估形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下一个会议上不提高利率，也不意味着紧缩政策就结束了。我原以为市场能够正确地理解我的本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市场想当然地认为我这番证词必定蕴含着某个重大信息，以至于从每一个音节着手加以深刻分析。市场断定我这番证词无异于宣布立即结束加息，迅速做出了剧烈反应，导致较长期利率迅速下降，股市迅速上扬。这种错误理解让我很沮丧，因为鉴于当时的经济态势，我认为至少再加一次息可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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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周六晚上，我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宴会厅参加了白宫记者协会举办的晚宴。出席者多达几千人。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是华盛顿社交日历上最宏大、最炫目的媒体晚宴之一。我真的不喜欢参加这类活动。晚宴的初衷是让华盛顿的记者与官员们开展社交，互动一下，放松一下，但如今已经变成了嘈杂的狂欢和名人的秀场。为了应酬，你不得不周旋于餐桌之间，自始至终噪声不绝于耳。我在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曾经参加过一次这个晚宴，雷·查尔斯的现场演唱根本听不清，而那竟然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演出，因此，我对这种活动深感绝望。但我还是决定赴宴。格林斯潘之前一直也是这么做的。我认为这种晚宴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至少可以让我见到其他一些赴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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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周末，在晚宴正式开始前的一个招待会上，我遇到了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一位当红主持人，名叫玛丽亚·巴蒂罗姆。她跟我讲市场将我在联合经济委员会上的证词视为加息政策终止的信号。我当时心想我们的对话不会被记录下来，便告诉她说市场参与者无法正确理解我的本意，这令我很沮丧。没想到，这居然成了我的第二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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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办公桌上那台彭博终端的显示器上，股市突然下挫。我一时陷入了困惑，但很快就明白了个中缘由。玛丽亚·巴蒂罗姆把她和我的对话报道出去了，尤其是我对于证词被误解的担忧。市场便立即做出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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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至的便是一波批评浪潮，接下来5月那次国会听证会上，参议员吉姆·邦宁也对我提出了批评。美联储理事会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和我的妻子安娜通过她们自己的方式帮我减少负面影响，但我感觉很不好。我的失误对市场的影响是短暂性的，我也认为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创伤，但我一直在努力塑造我的公信力，就像具有传奇色彩的格林斯潘所做的那样。我当时觉得这个错误会对我的公信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等到那阵子暴风雨过去之后，我总结了这次的重大教训，明白了我说的话具有何等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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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我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之前，又见到了玛丽亚·巴蒂罗姆。她向我道歉。我真诚地告诉她，与其说是她的错误，不如说是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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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在2006年又加息两次，分别是5月和6月，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5.25%。经济增速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住房建设增速放缓。我们在会议声明中指出，房地产市场放缓速度可能会加快。但如同之前一样，我们仍然认为一个逐渐放缓的房地产市场有利于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更加均衡和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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