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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房价快速上涨都是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房价会如何演变，所以我避免公开预测房价走势。我曾经提到，在房价上涨过程中，至少一部分原因在于民众收入增加、房贷利率较低等经济基本面的因素。但房产，如同其他资产一样，不能无限期地产生异常高的回报。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曾偶尔在内部和外部的讨论中提到这一点。但我认为与房价急剧下降相比，涨速放缓或适度下跌的情况更有可能。不过，在史蒂夫·布劳恩的帮助下，我分析了房价大幅下跌和房产净值的减少可能引发的经济后果。我和史蒂夫在椭圆形办公室提出的结论认为，房价下跌或将影响家庭支出，会引发一次温和的经济衰退，类似于2001年那次为期8个月的经济衰退，也有可能比那次衰退严重一点。但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房价下跌（以及由此产生的抵押贷款拖欠问题）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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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获得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提名之后，一时间猜测四起，大家都在猜我是否会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任期于2006年1月结束之后成为继任人选。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曾经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以及美联储前主席阿瑟·伯恩斯的垫脚石。格林斯潘在福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这个职务，伯恩斯曾经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担任这个职务。当我最终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一篇文章中将我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职期限称为“史上最长的面试”。但当我考虑前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时，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己未来出任美联储主席的可能性。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艾伦·布林德问及我成为美联储主席的前景时，我抱着一副不予重视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说被任命的可能“也许只有5%”。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得美联储主席的职位而开展任何活动，也从未与小布什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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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比如，1999年，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共和党举行的一场总统初选辩论中被问道：“如果你担任总统期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幸去世，你会怎么办？”麦凯恩的回答是，他会想办法把他撑起来，让他端坐在椅子上，替他戴上墨镜，摆放在办公室里，希望没有人发现有什么不对劲。麦凯恩这句回答足以表明格林斯潘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2006年，格林斯潘已经80岁了，依然思维敏捷，积极活跃。如果可以的话，我猜测小布什肯定会重新任命他的。但法律规定，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一个完整任期为14年。格林斯潘最初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承接了前任保罗·沃尔克尚未结束的任期，他自己作为美联储理事的14年完整任期是从1992年2月1日到2006年1月31日。这就意味着他在2006年1月之后就失去了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法定资格，因此也就无资格连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的时间超过了18年，仅仅比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创下的最高纪录少4个月。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在1951年4月2日到1970年1月31日之间担任美联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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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总统成立了一个由副总统切尼为首的委员会，负责推荐格林斯潘的继任者。委员会成员包括阿尔·哈伯德、安迪·卡德和白宫人事主管莉莎·赖特。我知道他们审议的一些人选。记者们以及一些竞猜网站纷纷猜测我、马丁·费尔德斯坦和格伦·哈伯德是主要的竞争者。费尔德斯坦在哈佛大学开设经济学导论课程，学术生涯十分杰出，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那时，他表示担心里根的减税政策会造成预算赤字，这个观点与里根政府时任财政部部长唐·里甘等人的观点产生了冲突。有传言说，虽然那次冲突过去了20多年，但仍然会降低费尔德斯坦胜出的机会。我以为格伦·哈伯德是最有可能胜出的人选。他在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后重返学术界，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一职。他与小布什总统的关系也很密切，曾经帮助小布什设计标志性的减税方案。他在共和党政治活动中一直表现活跃。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相关经历似乎主要是我在美联储的短暂任职履历，此外，我还写过一些关于货币和金融问题的文章，发表过相关的讲话。费尔德斯坦和哈伯德的主要成就集中在财政政策方面，而不是货币政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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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这个委员会邀请我到副总统办公室参加一个面试。我先在白宫西翼的一个大厅里坐了一会儿，等待被叫进去，虽然有点不耐烦，但仍然佯装阅读《华尔街日报》。我记得当时大厅里人来人往，我心里还犯嘀咕，觉得这样不利于保持面试的神秘氛围啊。我被叫过去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约20分钟。面试本身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主要是谈一谈我的经验和资历。我说，如果我不选择美联储主席，我很乐意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只要小布什总统要我。几周过去了，没有消息，我确信我肯定要继续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了。有一天，安迪·卡德让我在白宫幕僚会议召开之前去找他，聊5分钟。我觉得我之前的预感肯定要被证实了。相反，卡德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美联储主席。我请他给我几个小时去考虑考虑，但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打算接受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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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离开卡德的办公室，就给安娜打电话。她喜极而泣，但又说：“哦，不，我就担心这会成为现实。”安娜比我更清楚这个职务对于我们二人的精力、情感和体力将提出多么高的要求。但她会支持我，我将永远感激。在接下来的8年里，我们家里频繁发生的一个对话就是安娜批评某个记者或官员把一切都搞错了，而我又极不协调地向她解释对方并不是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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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4日，小布什总统、格林斯潘和我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记者们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安娜、乔尔、阿莉莎已经在里面坐好了，但几乎被记者和他们的相机、麦克风挡住了。小布什总统宣布了提名。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感谢小布什总统和格林斯潘主席，格林斯潘赞扬我“为卓越的经济决策创立了新标准”。我暗示性地提到，我希望实行通胀目标制，增加美联储运作的透明度，并且表示在格林斯潘时期不断演变的货币政策最佳实践将得到进一步改进，我还表示要让格林斯潘的政策保持连续性，这将是我的一个优先任务。这就等于含蓄地承诺将延续格林斯潘在2004年6月开始实施的逐步提高利率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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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活动的持续时间不到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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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提名之后，我再次经历了漫长的审查过程。这次审查内容更加广泛，联邦调查局都参与了进去。2005年11月15日，我再次前往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参加提名听证会。这是三年半里面第四次到那里参加听证会了。我受到了热情接待，基本上都对我担任美联储主席表示了支持，只有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邦宁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参议院众所周知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容淡定，直到格林斯潘任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006年1月31日，才就我继任美联储主席一事举行了确认投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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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即2006年2月1日，在美联储理事会的会议室，我宣誓就职，成为第14位美联储主席。宣誓仪式的主持者是时任美联储副主席的罗杰·弗格森，同时还有其他几位理事和职员在场。2月6日，美联储在埃克尔斯大楼的中庭为我举行了一个正式的宣誓就职仪式。小布什是第二位踏进美联储大门的美国总统。第一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37年，埃克尔斯大楼落成典礼上，罗斯福来到了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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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宣誓之后，我把我的书籍和文件搬到了天花板非常高的美联储主席办公室里，办公室天花板的中间位置悬挂着一个非常优雅的枝形吊灯。有一天早上在例会开始之前，美联储高级顾问林恩·福克斯组织了几个美联储职员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每个人都穿着一双棕黄色的袜子，就像之前我和基思·亨尼西在小布什总统面前策划的恶作剧一样。我的办公桌是19世纪的古董，是已故的美联储理事约翰·拉韦尔捐赠的。桌上摆放着电脑、彭博终端和电视，把我围在了中间，那感觉仿佛坐在飞机驾驶舱一样。墙壁上的内置书柜构成了我的小型图书馆，许多书是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里搬过来的，其中一本是沃尔特·白芝浩所著的《伦巴第街》。办公室一端的壁炉前摆放着美国国旗和美联储的鹰旗。站在两个高大的窗户前，可以眺望到国家广场上修剪整齐的草坪。壁炉旁边有一扇门，门内是接待区，丽塔·普罗克特正在里面整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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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的前任不同的是，我打算使用电子邮件与同事沟通。为了避免信息泄露，我需要一个笔名。美联储的信息技术专家安迪·杰斯特建议我用爱德华·坎斯（Edward Quince）这个名字。“坎斯”这个词是他在一个软件盒子上看到的，他觉得“爱德华”的发音听起来比较顺耳。我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便采用这个名字开通了一个电子邮箱账户，和同事进行电子邮件交流时就使用这个名字。后来，美联储在电话簿中把这个名字列入了安全团队。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我的笔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当美联储根据国会或《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不得不公开我的邮件时，就会把这个笔名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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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我要解决的第一个实质性问题是提高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在宣誓就职之前，我就曾与高级工作人员会面，讨论我们的应急计划。“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罗杰·弗格森和唐纳德·科恩的带领下，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大大提高了危机管理能力。我决心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我要求下属每天向我报告主要金融公司的最新动态。我把这些资料保存在钥匙环上的闪存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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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提出过美联储应该撰写金融稳定性报告，为了落实这个想法，我组建了一个由高级职员构成的委员会，定期向美联储理事会汇报金融系统的潜在问题。以蒂姆·盖特纳为首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但由于美联储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有限，最终对政策选择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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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这个职务开始，我就比较注重做一些政治方面的工作。我在美联储法务办公室主管温·汉布利的协助下，开始邀请国会的一些主要成员到美联储共进早餐或午餐。我们首先邀请的是对美联储行使监督权的几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些委员会包括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但我们的邀请范围后来逐渐扩大，两党的人都会邀请。我正式宣誓仅仅两周之后，便举行了第一次聚餐，邀请的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巴尼·弗兰克。他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中的资深民主党人。我还频繁到这些委员会成员的办公室去拜访他们，或者在私下场合向整个委员会发表一些简短讲话。通过这些交际活动，我对国会内部正在进行的辩论有了很多了解，尤其是对预算和金融监管问题的了解，并且更加熟悉立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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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会建立关系需要下一番功夫，但我与白宫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会定期与总统、副总统以及白宫的顾问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小餐厅共进午餐。我还遵循格林斯潘时期形成的惯例，每周都会与财政部部长共进早餐或午餐。我刚就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时任财政部部长是约翰·斯诺。此人富有幽默感，直率豪爽，在就任财政部部长之前，曾经是一家铁路公司的领导者。此外，美联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每月都会以非正式的形式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人共进一次午餐。我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劳动经济学家爱德华·拉齐尔继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我偶尔还会见一见白宫的人，比如阿尔·哈伯德和基思·亨尼西。阿尔·哈伯德卸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后，这个职务由基思·亨尼西继任。我还会邀请我的“邻居”——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共进午餐。之所以称她为“邻居”，是因为她所在的国务院办公楼就在美联储的办公楼旁边。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比如都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以及都服务于小布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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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任美联储主席初期，除了与其他部门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优先工作，就是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建立友好的工作关系。我就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是默文·金。2006年3月底的一天，我和他愉快地共进了午餐。其实，我很早之前就认识他了，因为1983年，我们以访问学者身份访问麻省理工学院期间，共用一间办公室。那时，我们都是资历尚浅的大学教师，根本没想到自己未来竟然要负责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之一。2006年4月，我在华盛顿分别单独会见了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和墨西哥央行行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当时，他们到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的春季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联储之间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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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参加国际会议上，尤其是与其他国家央行行长的会议。我们每年有6次机会前往国际清算银行参加成员国会议。（美联储主席与副主席一般会轮流参会。）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巴塞尔，创办于1930年，最初的目的是处理“一战”后德国的支付赔偿以及与其有关的清算等业务问题。后来，随着强迫德国支付赔偿的初衷逐渐无法实现，该行的宗旨也逐渐转变为促进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便利，并接受委托或作为代理人办理国际清算业务等，也为多国央行行长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先开一天的会议，探讨全球经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等问题，然后一起去国际清算银行的餐厅吃晚餐。饭菜都是精心烹制的，有4道菜（每道菜都专门配有红酒），晚餐时间很长，我们一边吃，一边坦率地交谈。经过一代代的发展，各国的央行行长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俱乐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我终于跻身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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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没有与财政部部长、国会成员或外国官员共进午餐时，我就在美联储的自助餐厅吃饭，端着盘子排队，打完饭，找个空位坐下来。这与我之前担任美联储理事时的习惯是一样的。虽然我已经是主席了，但我仍然认为继续倾听各级下属的心声是很重要的。至于锻炼，我每周去几次美联储的健身房，用室内划船机锻炼一下，或者负重训练，或者练习一下投篮。篮球场是从一个壁球馆改造过来的，最多只能容纳二对二的比赛。这种锻炼方式与我之前担任美联储理事时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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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返美联储后，与美联储公共关系部门主管米歇尔·史密斯有了再次合作的机会。我之前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就曾与她有过共事的经历。她来自得克萨斯州，富有魅力，曾经先后为三位财政部部长和两位美联储主席提供咨询服务。三位财长分别是劳埃德·本特森（米歇尔在华盛顿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提供的）、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两位美联储主席就是格林斯潘和我了。她非常善于处理媒体关系，是这方面的老手。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她还担任美联储办公室主任一职，帮我管理日程和公开露面方面的事情。她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她很清楚某个理事对于某个任务的完成情况是否满意，也清楚某个员工是否遇到了什么难处。我想了解这些信息时，总是依靠她来告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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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第一年里，我和米歇尔安排了很多公开演讲，还安排了对12个地区储备银行的访问事宜，但2006年12月，我本应该访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却不得不取消，前往中国参加一个经济峰会。2006年2月24日，我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对众多教师和学生发表演讲，这是我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发表的第一个演讲。为了增强我作为通胀斗士的公信力，也为了驳斥把我称为“直升机”的无稽之谈，我把讲话重点放到了低通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这个话题对于一位央行行长而言还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我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所做的那样，我继续花费大量时间准备讲话稿。在央行的业务中，讲话稿不仅仅是关于政策的，也是政策工具，但由于时间比较有限，很多时候我会更多地依赖下属帮我完成初稿和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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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誓就职仅仅两周之后，就要给国会准备“半年度证词”。美联储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了厚厚一大摞简报材料，内容涉及美联储方方面面的职责。我知道肯定有人提出与美联储职责无关的问题，要回答好这些问题可能有点棘手。于是，我便召集了一些下属开会，共同讨论潜在的答案。华盛顿决策者在参加听证会之前，往往会通过“谋杀委员会”的方式为参加听证会做准备。所谓“谋杀委员会”（murder board），实际上是一种模拟听证会，由美联储的工作人员扮演国会议员，而要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政策制定者就在这种模拟场景中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针对各种刁钻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我不喜欢这样的“表演”，而是更喜欢直截了当的对话。在之前与国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就知道，国会议员们经常会问一些诱导性的问题，意图诱导你赞同他们喜欢的某个政策提议。由于很多人都是律师出身，因此，难免会为了达到各种目的而提出纷繁多样的问题，但他们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对你的答案怀有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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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格林斯潘似乎就在国会听证会上陷入了困境，因为当时即将上台的小布什政府提出了减税方案，而格林斯潘似乎隐含地表达了支持观点，并且表示减税比积累巨额预算盈余更为可取（当时，人们普遍预测会出现巨额预算盈余）。虽然本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格林斯潘还不至于明确表示支持政府的很多具体提案，但他在那次听证会上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声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之前跟我见面聊天的时候，提到格林斯潘支持减税方案的事情，似乎还有强烈的不满。他向我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即我不应该插手财政方面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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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无法在忽视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理智地讨论经济问题，因此，我决定以非常宽泛的措辞去探讨财政问题。比如，我强调指出，有必要在税收和支出之间实现合理平衡，但同时表示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则取决于国会和政府。在谈到政府预算赤字问题时，我有时会引用一个简单的“算术法则”，即政府预算赤字就是收入减去支出的结果为负数的情况。有时候，某些国会议员会说增加支出、削减税收和减少赤字可以并行不悖，但这从数学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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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命我为美联储主席的过程中，小布什政府显然更为关注我在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背景，而选择性地忽视了我在银行监管方面资历欠缺的问题。虽然美联储的银行监管部门汇集了经验丰富的理事们，但我仍然认真对待我的工作职责，要求美联储银行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为我提供信息简报。我有很多东西要学。我在刚担任美联储主席那段时间里，曾经专门见过一些银行监管者讨论行业最新动态，其中包括当时担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代理主席的马丁·格伦伯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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