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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过程中需要多次公开征求意见,因此慢得令人发疯。早在2006年夏季,兰迪·克罗兹纳就主持召开了听证会,着手修订《住房所有权与权益保护法案》的部分规则,直到2007年12月才提出新规则,2008年7月才得到最终采纳,2009年10月才开始落实,但为时已晚,次级贷款行为已经没有多少了,监管措施也无用武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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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会为了提出《住房所有权与权益保护法案》新规则而召开的审议会议,标志着美联储朝着公开透明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因为这次会议首次允许摄像机全程录音录像,而在之前的美联储理事会公开会议上,基本上都是仅仅通过纸媒发布信息,录像机只能拍摄前几分钟的画面,还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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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那个圣诞节,我和安娜一直待在华盛顿。圣诞节前的那个周五,我们遵循历年传统,与负责我们安保工作的特勤人员共进午餐。参加的人有鲍勃·阿格纽、其副手埃德·麦康伯等特勤人员。这些特勤人员常伴在我们身边,我们将他们视为朋友。安娜经常跟我分享一些她了解的关于这些特勤人员家庭和背景的事情,让我感到很惊讶,特勤人员是从来不会与我分享这些事情的。从我在厨房里切到拇指,到2011年5月一位自称独立记者的人在美国–墨西哥商会的一个颁奖晚宴上扛着摄像机向我搭讪等场合,特勤人员总会在现场帮我。2008年4月,来自“全国人民行动联盟”(National People’s Action)的600名示威者乘坐大巴,来到了我家门前,举行抗议活动。该组织是一个呼吁种族平等和主张经济正义的草根组织。当时正在执勤的特勤人员只有一个人,名叫查尔斯·布里斯科,他独自守住了我家,过了20分钟左右,他成功地说服示威者离开,全程没有请求警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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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圣诞节假期,我们危机管理团队的成员分散在不同的度假地点(盖特纳和家人去了巴厘岛,科恩去西雅图和家人团聚了),但我们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并且每周召开两次视频会议。12月31日下午,我给科恩和盖特纳发了一封长长的邮件,倾诉了我的焦虑感和挫败感。我写道:“我越来越担心我们的利率太高……几乎无法应对某些领域日趋严重的下行风险。”市场参与者一直批评我们“在应对逐渐增强的风暴时过于迟疑和缓慢”。我预测,政客们不久之后就会和市场参与者一样,对我们提出批评。“这场游戏的一部分是展示信心,我们给外界营造的看似无计可施、犹豫不决的形象,对缓解形势没有什么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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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月11日那次会议上,我还为到底应该降息0.25个百分点还是0.5个百分点感到难以抉择,但现在我知道我们要采取更多措施才行。2007年12月28日的一份报告指出,11月新房销量骤降9%,创下近两年的新低。房价下跌与信贷问题可能会相互加强,引发更为普遍的下行态势。我对科恩和盖特纳讲,房价下跌开始在消费者心中扎根,而且舆论调查显示,市场信心已经下降到了上一次衰退之际的水平。我建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一次特别视频会议。我觉得,如果经济数据,尤其是就业数据继续疲软,那么我们就应该在1月采取两次降息举措,特别视频会议上降息0.25个百分点,1月29—30日的会议上再次降息0.25个百分点。科恩与盖特纳在各自回复中都对我提出了警告,他们认为在两次例会之间采取行动往往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盖特纳认为,很难判断1月突然提前降息是让市场放心,还是让市场担心。他写道:“市场想要看到我们的灵活性和力度,但也希望看到政策的可预测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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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种长距离的辩论一直持续到2008年新年。我指出,在2008年1月底的会议上,按照投票权轮流方案,两位鹰派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将享有投票权,一位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另一位是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舍。到1月底,可能需要降息0.5个百分点,如果有必要,也可能降息0.75个百分点。因此,如果我们1月分两次降息,那么到月底开会时,在就降息问题投票时面临的阻力可能就会少一些。对此,科恩表示认同,认为我主张的召开一次特别视频会议的提议很有说服力,但对于我们是否要在这次特别视频会议上采取降息举措,他持有开放的态度。他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如果市场信心明显大幅降低,那么我更加倾向于赞同在这次特别视频会议上采取降息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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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9日下午5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视频会议开始,我已经决定不提出降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利用这次会议寻求在下次例会上大幅降息的共识,那么仍然可以得到同样的降息效果,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审议过程造成的损害也比较小,而且我在1月10日发表演讲时也可以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我告诉委员会,我们似乎正在进入经济衰退期。我注意到美联储幕僚再次下调了200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降低到只有1%的水平,失业率已从3月的4.4%上升到了12月的5%。经济以1%的速度缓慢增长时,陷入衰退是在所难免的。失业率增加那么多,预示着未来的上升幅度更大。我说:“我担心经济已经不仅仅是放缓了,而是有可能变得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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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我坚持的话,科恩和盖特纳会支持我采取降息举措,耶伦和罗森格伦也会支持我。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其他成员,比如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则不会支持我,因为他不想给别人留下自己会屈服于一份经济报告的压力。美国劳工部1月4日发布的报告公布的就业数据不容乐观,远远低于投资者预期,12月美国新增就业人数为18 000,这与2003年8月相比并未增加多少就业岗位。而失业率则上升至2005年11月以来的新高,从11月的4.7%迅速攀升至5%。萎靡不振的劳动力市场引发了投资者对居民消费支出和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1月4日下午,多篇新闻报道猜测小布什政府正在考虑推出一项财政刺激计划。同一天,我到白宫出席了小布什总统召开的一个会议,同时在场的还有保尔森和其他高级经济官员。因此,在1月9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视频会议上,美联储理事以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其他一些成员(包括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加里·斯特恩)纷纷担心,如果美联储在我刚刚到白宫参加完会议的情况下决定降息,恐怕美联储作为央行享有的独立性的“光环”会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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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下午7点,视频会议结束。之后,我集中精力敲定第二天午餐会上的演讲。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我和科恩、盖特纳、凯文·沃什以及其他几位高级幕僚一起探讨措辞问题。我们仔细推敲着每一个字:我应该说更多的降息行动“可能是必要的”,还是“很可能是必要的”?我应该说我们为了支撑经济增长,随时准备采取“实质性的额外行动”,还是随时准备采取“有意义的额外行动”?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讨论这种事情的荒谬性,但我们通过痛苦的经历学到了一个教训:措辞往往很重要。我们的目标是向市场传递尽可能清晰和强烈的信号,同时保留在必要时改变方向的回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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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表演讲的那一天,我特意去了趟美联储理事会的理发店剪头发和修胡子。理发师名叫莱尼·吉列奥。他的名片上印的头衔是“美联储理事会发型师”。莱尼在马丁大楼的地下室里租用一个小房间开理发店。我2002年加入美联储之际,就多次来他这里理发。在给我理发之前,他还给艾伦·格林斯潘、保罗·沃尔克和阿瑟·伯恩斯这三位美联储前主席理过发,并向他们发表过关于政治、货币政策和棒球的观点,他的一些言论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墙上写着“我的货币供给取决于你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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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公室后,我决定使用语气较强的措辞,即“很可能是必要的”和“实质性的额外行动”。市场很快明白了我要传递的信息。我发表这次演讲的地点是五月花酒店(正好是1965年全美拼字比赛的地点,我在那场比赛中表现不好)。这次演讲强化了华尔街分析师对于降息0.5个百分点,而非0.25个百分点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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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股市开始上扬,但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我的演讲,还包括美国银行将要收购深陷困境的次级贷款发放机构——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桩金额高达40亿美元的收购案可能标志着次贷危机已经触底,对美国银行而言,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因为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旗下的抵押贷款发放和服务业务的规模十分庞大,美国银行以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被认为是捡了便宜。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从存款规模来看,美国银行堪称美国之最,它收购了一个未来注定亏损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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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美联储认识到需要用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去应对日渐加重的危机时,小布什政府也在考虑财政补救措施。自去年11月以来,保尔森一直在和我讨论是否需要采取某种形式的财政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比如临时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工资税率。我说,现在业主们正在努力还月供,这个时候大范围减税可能是特别有用的。我也推动落实这样一个想法,即动用联邦贷款担保或其他激励措施,促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从而创造就业。不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主要反对理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工建设的项目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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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独立的中央银行,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只要我们负责达到国会为我们设定的目标,那么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制定货币政策对我们的国家而言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试图在超出我们管辖范围的财政问题上施加影响,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民选领导人尊重美联储悠久的自治传统。但与此同时,鉴于我们美联储的人掌握很多专业知识,我认为,如果能帮得上忙,如果我们可以避免卷入党派斗争,我们应该乐意提供一些建议,至少在私下场合是这样。本着这一精神,我在1月4日同保尔森和小布什见了面,在1月14日私下会见了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议长南希·佩洛西。佩洛西1月8日曾呼吁通过经济刺激法案。不久之后,彭博社发布了一篇报道,说我支持财政刺激方案。这篇报道的消息源头是我的一位民主党助手,这位助手匿名为彭博社提供了消息。事实上,我的确认为某种形式的刺激方案是一个好主意,我1月17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做证时也是这么讲的,但我还补充性地提出了在制订财政刺激方案时需要注意的其他一些问题,而这位助理显然忽视了这些问题。消息泄露让我感到生气,但并没让我感到意外,我知道华盛顿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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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会的幕僚首先建议我避免在财政刺激问题上持有任何立场,我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之后,他们又提醒我主张任何刺激方案都要基于客观的诱发因素,比如失业规模。他们仍然预测2008年的经济只是增速放缓,而非彻头彻尾地陷入衰退,他们不相信财政刺激方案具有合理性。他们警告我要慎重发表积极措辞。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副主任戴维·威尔科克斯就曾对我提出了一个警告,即“你说一句积极的话,就能把火车头推出车站”。威尔科克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供职于财政部,政治嗅觉比美联储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都要敏锐。不过,我对这种情况不太确定,因为我怀疑我的讲话是否会像格林斯潘的讲话那样有分量。在我看来,国会首先看重的,也是最看重的是利益和意识形态,而不是专家或所谓专家们的建议,包括美联储主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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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做证说:“从原则上讲,如果财政措施可以迅速实施,在短期内产生效果,并避免增加长期赤字,那就可能有用。”但至于财政刺激究竟是应该采取减税的形式,还是采取增加财政支出的形式,抑或采取双管齐下的形式,我并没有表达出自己的偏好。我虽然是由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但我供职的机构却没有任何党派倾向。我这番证词传递出来的信息,与曾在克林顿时期做过财政部部长的拉里·萨默斯前一天在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上发表的证词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只不过他说得简明一些。他说:“刺激计划应该是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和暂时的。”我发表证词之后的那天,即1月18日,小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金额高达1 5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主要内容是临时为个人、家庭和企业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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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准备预算证词时,开始为一周前没有坚持在两次例会间采取降息举措感到后悔。负面的金融消息继续不断出现,比如美林和花旗集团继续大幅减记资产,单一险种保险公司的麻烦越来越严重,股价反复大幅下调等,12月的零售额下降,整体经济形势似乎更加动荡。1月15日,零售额发布那天,我给科恩和盖特纳写了一封邮件,对他们说:“如果我能一手主导降息,那我这周就做。”那天上午,他们说服了我放弃这种想法。我答应等到下次例会召开之际再采取降息举措,但降息幅度要大得多,至少0.75个百分点。我努力寻求他人的支持。接下来的那一周,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即科恩之前所说的“市场信心明显大幅降低”,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幅降息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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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联储放假,但那天上午,我还是去了办公室。我和父亲一样,如果无法有效地利用时间,就会感到心烦意乱,感到很不高兴,这个性格特征(用“缺陷”一词可能更好)导致我在刚结婚那段时间与安娜发生过一些矛盾,但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在周末和假期的上午工作,下午和晚上全身心地陪伴家人,做一些娱乐活动。但这一天,我天黑好久之后才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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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办公室,就查看了彭博终端的消息,发现一股抛售浪潮正在横扫欧洲股市。期货市场预计第二天美国股市开盘时会暴跌3.5%。我给盖特纳打电话时,他正向市场人士核实这个情况。沃什给我发邮件问道:“我们应该开一场市场评估会议吗?”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便表示赞同。当时,他正在路上,但他说11点开会的话,可以赶上。我给科恩、盖特纳、沃什、米歇尔·史密斯、布赖恩·马迪根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交易部门主管比尔·达德利群发了召集视频会议的邮件。布赖恩很快回复了邮件,并动身出发来美联储。(我不知道布赖恩什么时候睡觉,我只记得,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给他发邮件,10分钟之内肯定能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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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在那天下午通过视频会议召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提出立即降息0.75个百分点,并在会议声明中暗示将在月底采取更多举措。我坐在电脑前,起草会议声明草案,并发给大家,征求评论。布赖恩着手安排视频会议,并联系没有参加那天早上的视频会议的两位美联储理事和11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到下午3点15分,除了米什金之外,他联系上了其他所有人。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舍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但可以到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杰克逊维尔分行利用安全的通信线路参加视频会议。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加里·斯特恩可以在芝加哥参加视频会议。我们把会议时间定在下午6点。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美联储幕僚联系到了米什金,他去太浩湖度假了,正在一座山上滑雪,来不及找到一条安全的电话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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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开始时,比尔·达德利先汇报了市场动态。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待人非常友善,总是笑容满面。他曾经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担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后来盖特纳聘请他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交易部门主管。他既深谙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也了解华尔街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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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德利说,美国股票价值在新年的前三周内已经下跌了近10%,期货价格还表明,股市周二开盘时,可能再低开5%。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最新的抛售浪潮。达德利提到,美林和花旗集团前一周的资产减记和单一险种保险公司的问题可能影响到市政债券市场。他在欧洲市场的联系人认为美国进入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欧洲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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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讲,我们的工作不是保护股票投资者。但是我说,股市大幅下跌“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将进入深度的、旷日持久的衰退”。这种想法引发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动态,即投资者不愿承担风险,放贷者不愿发放贷款。此时,立即削减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话,可能有助于遏制这个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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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或将面临一场大范围的危机,我们不能再拖延,必须解决这个危机,必须尽量控制它。如果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控制整个局势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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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普尔表示反对,认为如果我们在两次例会之间采取行动,就等于开创了一个先例,这样一来,每当股市大跌,市场就会预期美联储尽快降息。作为一个拥有投票权的鹰派人士,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也显得进退两难,因为他一方面知道我们需要抢在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打破市场的不良心理预期,另一方面又担心可能引发通货膨胀问题。科恩、盖特纳、罗森格伦、凯文·沃什、兰迪·克罗兹纳和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理·埃文斯支持我的提议。善于调和分歧的科恩说道:“我们可能看起来很恐慌,但我认为不采取行动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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