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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下午7点，视频会议结束。之后，我集中精力敲定第二天午餐会上的演讲。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我和科恩、盖特纳、凯文·沃什以及其他几位高级幕僚一起探讨措辞问题。我们仔细推敲着每一个字：我应该说更多的降息行动“可能是必要的”，还是“很可能是必要的”？我应该说我们为了支撑经济增长，随时准备采取“实质性的额外行动”，还是随时准备采取“有意义的额外行动”？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讨论这种事情的荒谬性，但我们通过痛苦的经历学到了一个教训：措辞往往很重要。我们的目标是向市场传递尽可能清晰和强烈的信号，同时保留在必要时改变方向的回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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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表演讲的那一天，我特意去了趟美联储理事会的理发店剪头发和修胡子。理发师名叫莱尼·吉列奥。他的名片上印的头衔是“美联储理事会发型师”。莱尼在马丁大楼的地下室里租用一个小房间开理发店。我2002年加入美联储之际，就多次来他这里理发。在给我理发之前，他还给艾伦·格林斯潘、保罗·沃尔克和阿瑟·伯恩斯这三位美联储前主席理过发，并向他们发表过关于政治、货币政策和棒球的观点，他的一些言论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墙上写着“我的货币供给取决于你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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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公室后，我决定使用语气较强的措辞，即“很可能是必要的”和“实质性的额外行动”。市场很快明白了我要传递的信息。我发表这次演讲的地点是五月花酒店（正好是1965年全美拼字比赛的地点，我在那场比赛中表现不好）。这次演讲强化了华尔街分析师对于降息0.5个百分点，而非0.25个百分点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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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股市开始上扬，但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我的演讲，还包括美国银行将要收购深陷困境的次级贷款发放机构——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桩金额高达40亿美元的收购案可能标志着次贷危机已经触底，对美国银行而言，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因为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旗下的抵押贷款发放和服务业务的规模十分庞大，美国银行以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被认为是捡了便宜。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从存款规模来看，美国银行堪称美国之最，它收购了一个未来注定亏损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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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美联储认识到需要用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去应对日渐加重的危机时，小布什政府也在考虑财政补救措施。自去年11月以来，保尔森一直在和我讨论是否需要采取某种形式的财政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比如临时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工资税率。我说，现在业主们正在努力还月供，这个时候大范围减税可能是特别有用的。我也推动落实这样一个想法，即动用联邦贷款担保或其他激励措施，促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从而创造就业。不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主要反对理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工建设的项目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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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独立的中央银行，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只要我们负责达到国会为我们设定的目标，那么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制定货币政策对我们的国家而言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试图在超出我们管辖范围的财政问题上施加影响，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民选领导人尊重美联储悠久的自治传统。但与此同时，鉴于我们美联储的人掌握很多专业知识，我认为，如果能帮得上忙，如果我们可以避免卷入党派斗争，我们应该乐意提供一些建议，至少在私下场合是这样。本着这一精神，我在1月4日同保尔森和小布什见了面，在1月14日私下会见了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议长南希·佩洛西。佩洛西1月8日曾呼吁通过经济刺激法案。不久之后，彭博社发布了一篇报道，说我支持财政刺激方案。这篇报道的消息源头是我的一位民主党助手，这位助手匿名为彭博社提供了消息。事实上，我的确认为某种形式的刺激方案是一个好主意，我1月17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做证时也是这么讲的，但我还补充性地提出了在制订财政刺激方案时需要注意的其他一些问题，而这位助理显然忽视了这些问题。消息泄露让我感到生气，但并没让我感到意外，我知道华盛顿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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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会的幕僚首先建议我避免在财政刺激问题上持有任何立场，我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之后，他们又提醒我主张任何刺激方案都要基于客观的诱发因素，比如失业规模。他们仍然预测2008年的经济只是增速放缓，而非彻头彻尾地陷入衰退，他们不相信财政刺激方案具有合理性。他们警告我要慎重发表积极措辞。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副主任戴维·威尔科克斯就曾对我提出了一个警告，即“你说一句积极的话，就能把火车头推出车站”。威尔科克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供职于财政部，政治嗅觉比美联储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都要敏锐。不过，我对这种情况不太确定，因为我怀疑我的讲话是否会像格林斯潘的讲话那样有分量。在我看来，国会首先看重的，也是最看重的是利益和意识形态，而不是专家或所谓专家们的建议，包括美联储主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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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做证说：“从原则上讲，如果财政措施可以迅速实施，在短期内产生效果，并避免增加长期赤字，那就可能有用。”但至于财政刺激究竟是应该采取减税的形式，还是采取增加财政支出的形式，抑或采取双管齐下的形式，我并没有表达出自己的偏好。我虽然是由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但我供职的机构却没有任何党派倾向。我这番证词传递出来的信息，与曾在克林顿时期做过财政部部长的拉里·萨默斯前一天在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上发表的证词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只不过他说得简明一些。他说：“刺激计划应该是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和暂时的。”我发表证词之后的那天，即1月18日，小布什总统提出了一个金额高达1 5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主要内容是临时为个人、家庭和企业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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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准备预算证词时，开始为一周前没有坚持在两次例会间采取降息举措感到后悔。负面的金融消息继续不断出现，比如美林和花旗集团继续大幅减记资产，单一险种保险公司的麻烦越来越严重，股价反复大幅下调等，12月的零售额下降，整体经济形势似乎更加动荡。1月15日，零售额发布那天，我给科恩和盖特纳写了一封邮件，对他们说：“如果我能一手主导降息，那我这周就做。”那天上午，他们说服了我放弃这种想法。我答应等到下次例会召开之际再采取降息举措，但降息幅度要大得多，至少0.75个百分点。我努力寻求他人的支持。接下来的那一周，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即科恩之前所说的“市场信心明显大幅降低”，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幅降息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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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联储放假，但那天上午，我还是去了办公室。我和父亲一样，如果无法有效地利用时间，就会感到心烦意乱，感到很不高兴，这个性格特征（用“缺陷”一词可能更好）导致我在刚结婚那段时间与安娜发生过一些矛盾，但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在周末和假期的上午工作，下午和晚上全身心地陪伴家人，做一些娱乐活动。但这一天，我天黑好久之后才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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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办公室，就查看了彭博终端的消息，发现一股抛售浪潮正在横扫欧洲股市。期货市场预计第二天美国股市开盘时会暴跌3.5%。我给盖特纳打电话时，他正向市场人士核实这个情况。沃什给我发邮件问道：“我们应该开一场市场评估会议吗？”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做，便表示赞同。当时，他正在路上，但他说11点开会的话，可以赶上。我给科恩、盖特纳、沃什、米歇尔·史密斯、布赖恩·马迪根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交易部门主管比尔·达德利群发了召集视频会议的邮件。布赖恩很快回复了邮件，并动身出发来美联储。（我不知道布赖恩什么时候睡觉，我只记得，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给他发邮件，10分钟之内肯定能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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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在那天下午通过视频会议召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提出立即降息0.75个百分点，并在会议声明中暗示将在月底采取更多举措。我坐在电脑前，起草会议声明草案，并发给大家，征求评论。布赖恩着手安排视频会议，并联系没有参加那天早上的视频会议的两位美联储理事和11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到下午3点15分，除了米什金之外，他联系上了其他所有人。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舍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但可以到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杰克逊维尔分行利用安全的通信线路参加视频会议。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加里·斯特恩可以在芝加哥参加视频会议。我们把会议时间定在下午6点。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美联储幕僚联系到了米什金，他去太浩湖度假了，正在一座山上滑雪，来不及找到一条安全的电话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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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会议开始时，比尔·达德利先汇报了市场动态。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待人非常友善，总是笑容满面。他曾经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担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后来盖特纳聘请他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交易部门主管。他既深谙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也了解华尔街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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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德利说，美国股票价值在新年的前三周内已经下跌了近10%，期货价格还表明，股市周二开盘时，可能再低开5%。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最新的抛售浪潮。达德利提到，美林和花旗集团前一周的资产减记和单一险种保险公司的问题可能影响到市政债券市场。他在欧洲市场的联系人认为美国进入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欧洲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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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讲，我们的工作不是保护股票投资者。但是我说，股市大幅下跌“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将进入深度的、旷日持久的衰退”。这种想法引发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动态，即投资者不愿承担风险，放贷者不愿发放贷款。此时，立即削减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话，可能有助于遏制这个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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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或将面临一场大范围的危机，我们不能再拖延，必须解决这个危机，必须尽量控制它。如果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控制整个局势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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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普尔表示反对，认为如果我们在两次例会之间采取行动，就等于开创了一个先例，这样一来，每当股市大跌，市场就会预期美联储尽快降息。作为一个拥有投票权的鹰派人士，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也显得进退两难，因为他一方面知道我们需要抢在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打破市场的不良心理预期，另一方面又担心可能引发通货膨胀问题。科恩、盖特纳、罗森格伦、凯文·沃什、兰迪·克罗兹纳和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理·埃文斯支持我的提议。善于调和分歧的科恩说道：“我们可能看起来很恐慌，但我认为不采取行动的风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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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8票赞成、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赞成将联邦基金利率从4.25%降至3.5%，并在会议声明中承诺“根据需要及时行动”。比尔·普尔表示反对，托马斯·赫尼希最终还是投了赞成票。这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自1982年以来最大幅度的降息，也是2001年9月11日以来第一次在两次例会之间采取紧急行动。我们是在周二开盘前宣布这个降息消息的，但开盘后道指仍然低开464点，不过盘中反弹，收跌128点，跌幅1%。这个跌幅比期货市场在我们发布降息之前预测的跌幅小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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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紧急会议结束后，一些评论集中分析了我的领导风格发生的显著转变。有人认为这次突然降息表明我面对市场压力时的坚决果断，有人认为这次突然降息折射了我面对市场压力时的优柔寡断。我相信变的不是我，而是市场形势。的确，就在几个月前，我还一直强调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领导风格的重要性，但在危机之中，必须更加注重强有力的领导风格。在必要的情况下，我愿意采用这样的领导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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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的一则新闻，导致人们开始质疑我们的降息决定是否正确。当天，法国第二大银行——兴业银行宣布由于该行一位名叫热罗姆·凯维埃尔的交易员在期货市场违规交易欧洲股价指数期货，给银行带来约72亿美元的损失。兴业银行在1月19日对热罗姆进行质询之后就发现了这笔损失，但没有公布出来，以便争取解除交易仓位的时间。现在看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1月21日）那天，欧洲市场的抛售浪潮可能与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不知道会爆发怎样的令人震惊的流氓交易事件。事实上，在巴黎时间1月19日上午，兴业银行在巴黎和纽约的资深经理人还在视频会议上告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管人员说，即便与次贷相关的资产的亏损减记之后，该行第四季度仍然有所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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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人士说，我们在焦急之下采取了不必要的动作，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在市场动荡之前先行一步，采取更大幅度的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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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人士对我个人提出了批评。我才就职两年，任期还剩两年，那些记者们却开始猜测新总统是否会重新任命我（新总统一年之后才就职）。《纽约时报》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我的表现如何。麦凯恩回答说：“现在还不清楚。”同时，路透社甚至表示，如果民主党赢得了总统大选，就会从耶伦、拉里·萨默斯和我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艾伦·布林德中间挑选替代我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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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援引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的话，说一位民主党总统“可能会寻找更符合民主观点的人选”。看到路透社的报道之后，弗兰克指示一位高级助手给美联储理事会法律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打电话，说他这句话并不意味着表达对我的不满，也不是呼吁把我换掉，他只是在陈述明显的事实，即等我的任期结束后，新总统有权任命一位新的美联储主席。如果换成别人给出这番解释，我可能会表示怀疑。但弗兰克给的解释，我就不得不信。他虽然嘴巴上不饶人，但为人坦荡，也很诚实。当他想批评你的时候，绝对会直白地表达出来，不会让你有所怀疑。第二天，他公开发表了一份长达6段话的说明加以澄清。他说他为自己所犯的“菜鸟才会犯的错误”深感不安。他能迅速道歉，在华盛顿是非同寻常的罕见事件。对于这一点，我很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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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月29—30日那次会议召开之前的一周内，我已经为再次降息奠定了基础。美联储的经济学家继续预测经济缓慢增长，而不是完全陷入衰退，甚至提高了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但在我看来，经济增长风险似乎很大。我们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削减了0.5个百分点，降至3%。我们也调整了会议声明的措辞，既表示我们仍然倾向于未来进一步采取降息举措，也承认最近降息幅度很大，降息暂时来看可能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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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果是9票赞成，1票反对。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说，他曾经为自己的决定祈祷过，但不能强加给大家，也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投赞成票。他担心通胀问题，因为即便不考虑波动剧烈的食品与能源成本，2007年下半年的通胀率也呈现出了提高态势，而且他不希望我们针对金融动荡采取应对举措。他说：“当市场处于躁郁症的抑郁期时，制定政策满足市场需求，就像给赫特人贾巴[1]喂食，即便没有危险，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它必然会要求喂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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