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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小布什总统授予保尔森全权代表行政部门同国会谈判,于是,保尔森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穿梭外交。美联储的立场是独立的,无党派的,我们只要认真地观察市场形势的演变,并回答问题和提供建议就足够了,我们没有义务去卷入政策制定过程。我接到多名议员的来电,大多数议员都在寻找一个既能在政治上为人接受,又能把必须做的事情做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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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到这个时候,关键问题应该是我们如何制订最佳的资产购买计划,以及是否应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直接注入资本或其他事情上。但随着辩论越来越激烈,大部分议员似乎都不愿意或不能把握核心问题。结果,保尔森发现自己一直在和议员们谈一连串次要问题,比如限制高管薪酬、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分批拨出、协助陷入困境的房奴(这点很重要,却无法及时地终止危机,避免崩溃)、监督资产购买计划落实细节以及如何对待小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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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高管薪酬的激辩揭示了政治需要与经济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很多议员都希望限制那些从该计划中受益的机构的高管薪酬。从政治上来讲,这种主张很有吸引力,而且我也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议员对救助华尔街一事感到非常生气。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很多人就认为银行家薪酬过高,有失公平,现在这些人过度冒险的行为把经济推入了深渊,更令人觉得不公平。但实事求是地讲,如果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附加条件过于沉重,那么企业很可能会尽己所能地拒绝接受救助。这样一来,实力较弱的银行也肯定不愿参与,因为在顾客和债权人眼里,参与这个计划会在这些银行身上烙下脆弱的印记。这样一来,我们的努力就会以失败而告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限制高管薪酬的做法将引发问题的高管与解决问题的高管置于同一个评价标准上了,这样有失偏颇。我们需要有能力、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出面,迅速重组陷入麻烦的公司。但像埃德·利迪那样愿意接受1美元年薪去经营美国国际集团的人,估计不会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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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更多是从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去考虑这个计划,而不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所以对一些事情是不闻不问的。但很多奋战在一线的同事,包括保尔森和盖特纳在内,似乎赞同我的态度。尤其是盖特纳,对一些政客那种旧约式的思维感到很不满,因为他们更感兴趣的事情似乎是如何施加惩罚,而不是如何规避迫在眉睫的灾难。坏人的确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我对此也没什么意见,但我认为,就当前情况来看,最好先救火,再追究责任。在过去这么多年里,我在华盛顿看到过很多人会佯装愤怒,但我不喜欢做这种游戏。我只是集中精力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避免像民粹主义者那样去谴责银行家。我之所以这样,一部分原因在于美联储、其他监管机构以及国会的很多人一直没有停止过谴责,我只想以理性的态度解决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我这种低调态度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但我坚持走自己的路,不然就感觉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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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导致问题变得进一步复杂化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举动:暂停选举活动,前来华盛顿,据说是为了处理危机。但危机太大,太复杂,仅仅凭借一位参议员之力,是无法解决的,即便总统候选人也不行。我们担心一两位总统候选人可能为了获得政治优势而借这场危机大肆炒作,从而降低国会批准资产购买计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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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晚上,在麦凯恩的请求之下,小布什总统在白宫召集了一个会议,我决定还是不参加为好,我不想卷入关于立法细节的争论,这有可能危及美联储的政治独立性。其他一些关键的角色都参加了会议,包括小布什总统、保尔森、两位总统候选人以及两党在国会的领袖。他们原本有机会达成共识。两位候选人大体上赞成保尔森的计划,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两党议员都能接受的原则,比如限制高管薪酬、允许政府持有被救企业的股权等。小布什总统试图促使会议达成共识,但最后,相互攻击引发了一片混乱。选举政治和共和党人的抵制(基本上是共和党众议员的抵制)导致那次会议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民主党人除了担心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之外,还觉得这个计划是共和党政府提出的,而且相当不受欢迎,因此,很不愿意投赞成票。这场会议虽然是在麦凯恩的请求下召开的,但他似乎不愿意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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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购买计划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埃里克·坎托和其他几位共和党众议员,建议用资产保险计划取而代之,即政府收取保费,保障企业的资产不会蒙受损失。我一直都不了解这个方案的吸引力,但坎托宣称他的建议可以帮纳税人省钱。不过,最后他妥协地承认说这个保险计划不适用于最复杂的证券。而事实上,引发这场危机的核心因素恰恰就是这类证券。为这些资产提供保险需要先确定其真实的价值,然后确定一个公平的保险费。这样一来,反而比购买资产更难操作。此外,与资产购买计划不同的是,在资产保险计划之下,如果被保险的资产出现了升值,那么纳税人虽然最初支付了保费,最后也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但为了争取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我们把坎托这个计划进行适度调整之后,加到了最终提交给国会的那个议案里面,不过这个保险方案后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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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议员和经济学家努力推动救助陷入困境的业主们,而不是推动救助华尔街的资产购买计划。避免不必要的抵押品止赎现象对借款者和整个经济都是有好处的,对此,我毫不怀疑,而且我之前也经常这样讲。但要制订一个既注重成本和效益,又不至于对那些按时还贷的业主不公的计划,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但由于金融体系在几天或者几周之后就有可能崩溃,我们需要迅速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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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跟美联储保持联系,但与麦凯恩相比,奥巴马对我的看法似乎更有兴趣。奥巴马曾经亲自给我打过电话,了解最新的市场动态,并且在7月下旬还曾经到办公室来拜访过,当时他已经在民意测验中处于领先地位了。他来的时候,我到美联储停车场迎接他,然后跟他的安保人员以及幕僚一起挤在一个小小的电梯里上楼,在会谈中,我们不仅聊了最新的市场动态,还聊了如果他当选总统会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和强化经济增长。他强调性地指出他支持美联储的政治独立性,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那天,我的行政秘书丽塔·普罗克特和其他几位行政工作人员被奥巴马吸引住了,围在我办公室门口,奥巴马跟他们每个人都简短地聊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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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巴马相比,麦凯恩似乎一直坚持右派的政治立场。麦凯恩讲话坦率,做事高效,我对他印象不错。(我和妻子安娜曾经非常荣幸地陪同麦凯恩年近百岁的母亲一起在国会山观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华盛顿特区仪仗队的花式枪操表演。)麦凯恩有从军背景,因此在应对外交和军事事务上,似乎比应对经济事务更加轻松。尽管如此,他仍然意识到,在金融体系快要崩溃之际,放任自流的做派是行不通的。他这个认识体现了他的经验和智慧。但他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这场危机发生在共和党执政时期,而且目前的应对方案也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麦凯恩作为共和党的参选人,当然希望危机能够得到尽快解决;另一方面,共和党选民不想看到政府采取任何救助华尔街的行动,麦凯恩自然不敢违背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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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他决定暂停竞选活动来到华盛顿,肯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为当时共和党国会领袖并没有对某个计划明确表示支持。白宫会议后的那个周六,他给我打电话问了几个问题,表示他支持政府的提案,并对自己贸然干预这件事情引发的问题表示歉意,许诺以后会小心行事。他还把金融领域反复出现的爆炸性事件比作军事领域的“简易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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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财政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幕僚们共同努力,设计了一个有效的资产购买计划。我密切跟踪这项工作的进展。在我的催促下,他们还从外面聘请拍卖设计方面的专家。尽管付出了这些努力,一些富有经验的美联储幕僚仍然担心政府是否能够像保尔森期望的那样,迅速地购买足够的资产去抑制危机。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副主任戴维·威尔科克斯写信给我说:“问题是……嘴上说的往往跟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到这一周,我更加相信我们需要为银行大规模注入资本。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却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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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也就是白宫召开那场不幸的会议那一天,科恩给我转来了一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发布的新闻:摩根大通已经出价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贝尔非常高兴,因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必为摩根大通的并购行动支付任何成本,而且企业和市政府等没有受到存款保险制度保障的储户也没有蒙受任何损失。然而,这桩交易却导致华盛顿互惠银行的股东以及优先级债务(指在企业破产清算时,需要优先偿还的债务)持有者承担了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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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正常形势下迫使优先级债务持有者承担损失是正确的、常见的做法,但当时的形势已经算不上正常形势了,再这样做就是错误之举了,将给政府处理经营失败的银行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也会导致其他银行更加难以发行新债。我和美联储的其他人,包括盖特纳和兰迪在内,都持有这种观点。之前在处理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案子时,优先级债务持有者的利益都得到了保护。与希拉·贝尔关系有些紧张的盖特纳对损害优先级债务持有者利益的事情感到格外忧虑,但美联储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施加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这桩交易基本上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摩根大通谈下来的。摩根大通表示,如果他们必须保护华盛顿互惠银行优先级债务持有者的利益,就要取消交易。贝尔又坚决反对动用存款保险基金来保护优先级债务持有者,以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担成本。(贝尔坚持保护存款保险基金的做法值得称赞,但有时候她似乎更加在意存款保险基金,而不是整个金融体系。)为了给自己的态度寻找法律依据,她搬出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指出这部法律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必须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在处理经营失败的银行时,要确保存款保险基金承担最小的成本。此外,这部法律还规定,只有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和财政部全都认定这种做法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成本最小化原则才可暂停适用。但这个“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之前从来没有被援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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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无可挽回的结局,储蓄机构监理局不得不低头接受,关闭了华盛顿互惠银行,让该行对优先级债务和其他债务违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取得了该银行的资产,保护了储户的利益。第二天,摩根大通为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的金融业务和贷款组合支付了19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为了提升资本水平,摩根大通发行了普通股,募集了115亿美元。杰米·戴蒙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募集资本,充分体现了其银行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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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让华盛顿互惠银行优先级债券持有者蒙受损失的决定是否恶化了危机,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贝尔却强有力地为自己的做法辩护。2010年4月,她在参议院说,这个案子顺利解决。在那年举行的另一次论坛会议中,她说:“即使这个案子曾经上过头版,也都是刊登在不明显的位置。对当时发生的其他事情来说,只能算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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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虽然这个决定还不至于引发灾难性的影响,但很可能推动了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即美联银行的倒下。包括兰迪在内的美联储理事都认同我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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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联银行的领导者是鲍勃·斯蒂尔。斯蒂尔曾供职于高盛,也曾在保尔森手下担任过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任职时间长达21个月。2008年7月,时任美联银行首席执行官的肯·汤普森被解聘之后,斯蒂尔接替他出任首席执行官一职。美联银行问题的根源是评级较低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其资产组合中所占比例太大。在华盛顿互惠银行的优先级证券持有者蒙受损失后,无担保债权人开始向美联银行和其他摇摇欲坠的银行挤兑,到了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那天中午,债权人已经拒绝为美联银行的短期资金合约(商业票据融资合约以及回购协议融资合约)提供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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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周五)早上,我到财政部同保尔森共进早餐。其间,保尔森告诉我,他对完成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逐渐觉得乐观。重要的是,在向金融机构注入资本的问题上,他持有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认为政府部门可以和私营部门共同投资,也可以利用某种形式的拍卖会来完成注资。我回到办公室后,立即发邮件给盖特纳、科恩、兰迪以及戴维·威尔科克斯等高级幕僚。我在邮件中写道:“之前他非常抗拒注入资本,但今天他似乎改弦更张了,认为这种想法不错。”然而,保尔森说,他不会改变立法策略,在公开讨论中会继续强调资产购买,同时在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时,会要求最大的灵活空间。然而我还是鼓励美联储幕僚加倍努力,找出注入公共资金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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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会法律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和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主管布赖恩·马迪根带领我们法务部门的工作团队,分析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另外一条规定。根据这条规定,尽管我们的干预举措(比如与其他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我们仍然有能力控制短期利率。2006年,国会授权美联储,对准备金存在美联储的银行支付利息。然而,这项授权由于预算的原因,定在5年后的2011年才生效。但是我们在推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立法时,要求国会批准美联储立刻对准备金付息,而且把这项要求纳入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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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是基于技术性原因,要求对准备金付息。到了2008年,我们需要这项授权解决一个日渐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紧急放款具有增加银行准备金的副作用,会导致短期利率跌破我们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造成我们丧失货币政策控制权的风险。银行拥有很多准备金时,彼此之间的拆款需求会减少,从而压低银行间相互拆借资金时采用的利率,即联邦基金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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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在卖出我们拥有的国库券,抵消我们的放款对准备金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冲销”)。不过,随着我们的放款增加,到了某个时间点,这种权宜之计就不可行了,因为我们会没有国库券可卖。这时,如果没有立法行动,我们的干预措施就会受到限制,或者无法控制联邦基金利率这种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从而可能导致大家进一步丧失对金融体系的信心。能够对准备金付息(其他主要央行已经拥有这种权力)应该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银行的准备金可以毫无风险地从美联储赚取利息,那么它们就不愿意按照较低的利率相互拆借资金。因此,如果我们制定的准备金利率足够高,那么无论我们放出多少贷款,都可以防止联邦基金利率跌到太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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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保尔森共进早餐之后给默文·金和特里谢分别打了电话,讨论联合降息的事情。据我所知,主要央行之间从来还没有协调过这种事情。我认为联合降息可以有力地发出国际团结的信号。默文·金之前对于干预市场持有保留态度,但我这次给他打电话时,他却表示了积极支持,而且似乎比特里谢更加乐于支持我的想法。他们二人都承诺要认真考虑一下我的提议。我对科恩和盖特纳说,联合降息似乎有希望,但是可能需要进一步地游说欧洲央行。科恩回答说,他会跟两家银行的副总裁讨论这个问题,还建议把加拿大和日本纳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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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十分脆弱的情况不只发生在美国。自从2007年9月北岩银行遭到挤兑以来,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都一直在忙着扑灭金融火灾。周五那天,我们听说由比利时与荷兰合资、银行和保险业务规模高达7 750亿欧元的金融巨头——富通集团陷入了绝境,原因是在债务抵押证券上投资过大,而且没有管理好并购过来的荷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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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科恩向我汇报说欧洲央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打来了一个电话。科恩用一句话总结了卢卡斯所讲的内容:富通集团正处于一片混乱,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跨国企业荷兰国际集团已经联合曾于2007年8月宣布停止旗下次贷基金赎回、推动引发金融危机的法国巴黎银行,着手收购富通集团。但是他告诉科恩,这桩交易在周末可能无法达成,欧洲央行对于市场反应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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