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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周二）一大清早，我在米歇尔·史密斯和安保人员鲍勃·阿格纽和埃德·麦康伯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我们从那里搭乘一架线条非常流畅的小型喷气式飞机前往马撒葡萄园岛的机场。奥巴马总统将在那里宣布我的提名。我按照要求穿上了蓝色的夹克衫和休闲裤，没有打领带。上午9点，总统的车队也到了，同行的还有他的安保团队和通信技术团队。总统从一辆黑色的SUV出来后，也很快换上了蓝色夹克衫和休闲裤。他以个人身份向我表示祝贺，然后，我们一起走到摄像机前。总统感谢我帮助美国和整个世界度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说这场危机堪称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他盛赞我是一位研究大萧条的学者，认为这些成就可以归功于我的学术背景、性格、勇气和创新思维。我感谢总统支持，不仅支持我个人，也支持强大而独立的美联储。然后，我又前往机场。等我回到华盛顿的办公室时，正好赶上午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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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月，又发生了一件令我备受鼓舞的事情。12月16日，我被《时代》杂志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米歇尔·史密斯就曾跟我讲过这件事有可能会发生，而且美联储和《时代》杂志的记者迈克尔·格伦瓦尔德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希望《时代》杂志这次采访能够像《60分钟》节目那样，向美国公众展现我人性化的一面，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美联储以及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这篇报道达到了这个效果。这篇报道将我誉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中最重要的舵手”，并盛赞美联储成功地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的再次上演。我的头像登上了该杂志的封面，风格看起来有点类似于美钞上面的人物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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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赞扬的同时，《时代》杂志还指出美联储的行动招致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我在12月3日就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一天，我去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参加一场关于提名的听证会，时间竟然长达5个小时。前一天晚上我睡眠质量不好，不得不打起精神，保持镇定，并集中注意力。该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虽然质疑美联储是否应该继续在金融监管领域扮演核心角色，但他支持我再次获得提名，还称赞说美联储在我的领导下采取了非同凡响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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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人则更多地提出了批评。亚拉巴马州资深共和党人理查德·谢尔比针对我们的救助举措发表了一通抱怨，认为这些举措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到头来只不过加剧了道德风险而已。他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风险表达了担忧。他用夹杂着亚拉巴马州口音的腔调缓慢地说道：“主席先生，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敬重美联储，不仅是因为它在美国货币政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还因为它是一个审慎的监管者，但现在恐怕我们的信任和信心被辜负了。”然后，他列举了美国经济当时仍然面临的多项重大挑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伯南克主席究竟是不是带领我们走出泥潭、摆脱困境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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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以及我个人的）“劲敌”——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邦宁猛烈地抨击了他所说的诸多美联储败笔，其中既有我任期内的，也有格林斯潘时期的。在他看来，我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格林斯潘时期的政策。那次听证会结束两周之后，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就我的提名举行公开讨论时，邦宁狠狠地奚落了我当选为《时代》年度人物的事情，他说：“伯南克主席或许应该再考虑一下是否真的要接受年度人物的称号，因为之前斯大林、阿拉法特、希特勒、哈梅内伊、普京以及尼克松都曾经当选它的年度人物，而且斯大林和尼克松还两次当选。但我还是要向伯南克主席表示祝贺，希望他以后能证明自己至少比那些人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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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听证会上竭力为我采取的举措进行辩护。我指出，美联储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国会的配合下，成功避免了金融和经济的崩溃。我反驳了很多夸大其词的说法，比如，有人说美联储应该为这次危机承担全部责任，有人说美联储早就应该预料到危机，并完全规避危机。我指出了我们为提高透明度而采取的多项举措，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货币政策（比如大幅下调利率和收购证券）是有必要的和负责任的。我坦率地承认美联储在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败笔（但存在类似败笔的绝不只是美联储一个机构），并指出如果美联储要履行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职能，就必须保留监管权。那天真的是困难重重，但我相信我已经充分阐述了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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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以16∶7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我的提名，并提交给参议院大会审议。我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和参议院大会上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民主党人。但有一个例外，即来自俄勒冈州的杰夫·莫克里。他给我投了反对票。他在电话上对我讲，我与金融危机的起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值得他投赞成票。我认为他这一指控一棍子打死了所有在2007年之前参与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共和党议员里面，支持我的有4位，分别是来自犹他州的鲍勃·贝内特、田纳西州的鲍勃·科克里、新罕布什尔州的贾德·格雷格和内布拉斯加州的迈克·约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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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4位共和党议员，我是非常敬重的，而且我在任期内也和他们开展了建设性的合作。贝内特气质高贵，思虑周全，性情温和。之前，他曾经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投过赞成票，而后来他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失利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格雷格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在共和党议员讨论美联储的事情时，他经常挺身而出，支持美联储。在这类场合，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为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支持。约翰森非常理智，为人低调，总是非常认真地倾听我在听证会上发表的证词。我在白宫工作期间，曾经与他有过短暂的共事经历，当时，他正担任农业部部长。我与科克里的关系则有点复杂，因为我们总是在政策取向上产生分歧。他对我们的量化宽松政策格外不满。他主张解除美联储保障就业的使命，但在参议院里面，他算是最具有经济学头脑的议员之一了。他还愿意超越政党的分歧去寻求合作。在很多问题上，他都会征求我的建议，也会在私下场合组织我和其他共和党议员开会，这样我就可以解释我们的行动了。我们开展了很多富有成效的讨论，我很敬重他，我相信他也很敬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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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几人以及其他几位共和党议员倾向于支持我，但他们属于少数例外情况，绝大部分共和党还是习惯于同美联储以及我个人唱对台戏。对此，我感到十分困惑。要知道，最初正是来自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提名我担任美联储主席，而且小布什总统在危机期间也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为什么这些共和党议员偏偏这么倾向于反对我呢？当然，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会尽量认真倾听并接受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比如，理查德·谢尔比的评论就属于此类。我觉得这场危机似乎导致很大一部分共和党人走向了极端。已故的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真相。一些共和党人，尤其是右派人士，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是“观点”，什么是“真相”了。他们将危机归咎于美联储和两房，却几乎完全忽视了私营部门那些显著缺陷，也没有看到国会自身的失职问题。他们单纯地认为我们的救助就是把纳税人的钱分发给被救助者，而没有考虑到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一旦倒闭，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何其沉重的打击。有时候，明明不存在通胀问题，他们却坚持认为存在。有时候，我们的官方数据不符合他们做出的预测，他们就搬出了阴谋论，说我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些货币和财政政策明明能够支撑就业率的提升，他们却偏偏否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推动联邦政府把资金投向他们自己的选区。有些货币制度明明已经声名狼藉，不足为信，他们却还要大力鼓吹，比如金本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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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立场只会导致共和党越来越远离主流观点，越来越远离它自己的传统视角。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派人士，笃信尽职尽责的重要性，我也认同市场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经济福利的最佳途径。但我对共和党内部一些极右派人士的无知观点失去了耐心。不是我疏远了他们，而是他们疏远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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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主党也存在无端猜疑的问题，一些极左派人士更是如此。（如果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反对我做的事，那我就知道这件事肯定是正确的。）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固执地从阴谋论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大企业和富人。（企业和富人固然掌握很多权力，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糟糕事情里面，大部分都是由愚昧无知、能力不足或运气欠佳导致的，而不是由什么大阴谋导致的。）当我最初就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我就下定决心摆脱政党的影响，这对我这个岗位而言也是比较合适的。我在华盛顿的任职期间也几乎没有跟政党发生过任何瓜葛。我现在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党派倾向的独立人士，而且我会把这种状态继续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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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8日，经过一些政府人士积极帮我游说之后，参议院以70∶30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我的连任。虽然赞成票数与反对票数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支持和反对的比例是美联储主席任命历史上差距最小的，之前历届美联储主席得到的投票结果中，赞成票数与反对票数的差距更大（比如，2010年格林斯潘以89票赞成、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批第四次连任）。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美国公众对于经济和金融形势不满，国会肯定要对此有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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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投票结束之后，几位参议员给我打来的电话令我感到比较困惑。他们说的内容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相信我干得不错，但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投反对票。他们似乎认为，出于政治原因去违心地投票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中一个电话令我感到格外惊讶，一位参议员表达了他对我的信心，并就投反对票一事向我表示道歉，然后，我问他为什么投反对票，他坦率地回答说：“嗯，有时你不得不给大猩猩扔过去几块红肉，安抚它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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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说法让我想起了喜剧演员莉莉·汤姆琳说过的一句感言：“无论你变得多么愤世嫉俗，你都无法持续下去。”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尽可能地远离政治，但作为一位即将宣誓就职，再干4年的美联储掌舵人，我深知政治将会继续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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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曾经尝试过劝说媒体和市场使用美联储新闻发言人戴维·斯基德莫尔建议的“信贷宽松”，不要使用“量化宽松”，但最后没有成功。量化宽松是日本大概10年前采用的政策工具，但最后没有成功地实现预期目标。日本这种量化宽松与我们美联储收购证券其实存在很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目标的差异。日本实行量化宽松的主要目标是增加货币供应量，而美联储收购政府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主要目标则是为了推动长期利率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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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理想情况下，我们还应该收购私营部门的债券，比如公司债或“私营品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此对这些证券的利率施加直接影响。但与大多数央行不同的是，美联储无权这么做，如果非要这么做，必须动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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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博彩网站Intrade上，玩家可以就未来某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押注，其预测结果被全球主流媒体频频引用，准确性有时甚至能与民意调查结果相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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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第二十章 建立新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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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有超前意识，在金融危机的熊熊烈火持续肆虐之际，我们就开始考虑火势减小之后需要做什么。为此，我们需要想一想下面这些难以回答却关系重大的问题：旧体系涅槃重生之后形成的新体系会是什么样子呢？如何才能防止金融危机再次上演？或者，从更加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确保未来在危机失控之前将其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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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末至2009年初，我们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关于金融改革的全球对话已经铺展开来。2007年8月，小布什总统要求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包括财政部、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研究可能引发金融动荡的因素，后来事实证明，当时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在国际上，2007年10月，七国集团的工业国已要求金融稳定论坛（包括各成员国央行行长、财政部部长以及主要金融中心的监管机构）做同样的事情。2007年6月，也就是在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之际，保尔森在美国财政部的团队已经开始着手为改革过时、分散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准备“蓝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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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方面发布的报告都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其中，保尔森的“蓝图”最有雄心，最有助于我从整体上去思考监管体系的改革。它直接关注的艰巨任务是让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合理化，同时消除职能重叠现象，并弥补监管的空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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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的报告发表在2008年3月，提出了短期和长期的建议，最终目标是创造“三个高峰”并存的监管结构。第一个高峰是建立一个独立、审慎的监管机构，专注于确保个别银行、储贷机构、信用合作社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报告设想美国货币监理署主要负责审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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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高峰是设立一个监管商业行为的新机构，负责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免遭银行和非银行实体（包括券商和共同基金等）的侵害。新机构将把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现有的许多权力整合到一起，还将接管美联储和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具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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