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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结束一周之后，比尔·达德利就一个问题提出了警告，而到当时为止，我们一直没有重视过这个问题。他提的问题是，3月底，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之际，我们决定在我们持有的房利美与房地美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到期之后，就不再购买新的证券作为补充了，但由于房屋转卖或再融资等因素的影响，债券赖以存在的抵押贷款逐渐还清，导致我们持有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规模逐渐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看似缓慢，却导致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越来越小，无异于被动地实施了货币紧缩政策。这个问题似乎是小问题，并不值得格外忧虑，但达德利警告说在之前两个月内，抵押贷款利率已经从5%左右下降到了4.5%左右，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抵押贷款再融资浪潮，从而导致美联储持有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规模迅速减少，相当于大幅收紧货币政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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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8月10日召开会议之际，美国经济显然正在丧失增长动力。在整个夏季，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5%左右的高位，通胀率则在1%左右徘徊，即使不至于立即滑向通缩，也似乎太低了。早在2008年初，我就曾经警告说，如果经济增长率太低，没有出现足够的改善，无法提振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那么美国经济可能撑不久，或将再次跌入衰退。我在这次会议上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在我看来，由于财政方面不大可能再次出手采取刺激举措，我们就需要从货币政策着手为美国经济提供进一步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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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的新任主管比尔·英格利希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出了几个政策选项。他和我一样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也曾是斯坦利·费希尔的学生。他在一个月之前才从布赖恩·马迪根那里接任这个职位，马迪根在为美联储服务了30年之后退休了。由于之前美联储不增补到期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使得信贷流动陷入被动的紧缩，因此，我当时建议想办法结束这种情况，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为了维持资产负债表的总体规模不变，我们都同意开始收购更多长期政府债券，作为对逐渐缩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补充。我们决定收购美国国库券去补充到期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也正好符合杰夫·莱克尔和其他几位委员的主张，即像在危机爆发之前那样，建立一个只有国库债的投资组合。我们这一政策转变虽然没有登上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却让市场知道我们也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担忧，并且向市场发出了一种暗示，即如果美国经济再次出现下滑，我们就愿意采取更多应对举措。2010年从来没有投过赞成票的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这一次再次投出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美国经济已经不需要货币政策提供进一步支撑了，并持续担忧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金融稳定性带来更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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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8月10日采取的那个行动只是为了扭转被动紧缩的局面，充其量是一种防御性的做法。我知道我们必须做好采取更多措施的准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公众、市场和政客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以免我们采取进一步行动时，他们感到猝不及防。8月27日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年会就为我提供了一个向外界发出暗示的机会。在参会之前，我就决定绕过预先设定的议题，即如何落实《多德–弗兰克法案》，另外选择一个议题，即经济前景与我们的政策选项。8月14—15日那个周末，我一直忙着撰写讲话稿。但由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没有决定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因此，我在那次讲话中也不能给出明确的承诺，但仅仅通过详细探讨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我就可以向外界发出一种信号，告诉外界我们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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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在杰克逊湖旅馆的讲台之上，我明确表示，我们还有一些可用的工具去支撑美国经济，我说我们决心保持经济复苏态势，并努力防范经济滑向通缩，我还谈到我们有可能动用之前已经用过的两个政策选项的可能性，这两个选项是证券收购和政策沟通，它们的目标就是让市场相信我们的短期利率将长期保持在低位，并降低长期利率，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我还补充道，如果进一步采取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会涉及潜在的成本和风险，应该予以认真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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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要不要采取额外措施，必须等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9月21日召开的那次会议，但由于市场越来越担心美国经济复苏难以为继，我们便明确表示采取行动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了。我们对外界讲，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提供更多的扶持措施去支撑经济复苏，并推动通胀率缓缓提高到一个更加合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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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那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唐纳德·科恩没有参与。这是连续多年来的第一次。当时，他已经快68岁了，他的美联储副主席任期其实早在2010年春季就结束了，他原本想在任期结束时就退休，但由于苏珊·比斯于2007年3月离职之后，美联储理事会缺了两位理事，我就在2010年春季请求他暂缓退休。他参加了一个又一个会议，最后我再也劝不动了，他便退休了。他在美联储服务的时间长达40年之久。对我个人和整个美联储来说，科恩的退休都是莫大的损失。他是杰出的经济学家，更是明智的决策者，美联储上上下下和全球各国央行人士都对他十分钦佩和信任。在危机期间，他常常表现出自嘲式的冷幽默，也为我提供了坚定不移的道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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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退休之后，美联储理事会就剩下4位理事了（包括我这位主席和其他3位理事），但参议院在批准新理事的提名时，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拖拖拉拉，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挠。其实，奥巴马总统早在4月29日就提名了3位新理事，分别是马里兰州金融监管官员莎拉·拉斯金、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戴蒙，以及时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珍妮特·耶伦，但整个夏天都过去了，参议院那边仍然没有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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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戴蒙、耶伦认识几十年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戴蒙就已经在那里任教了，因此，当盖特纳就他们二人的提名事宜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达了强烈的支持。我之前不认识莎拉，但也很欢迎她的到来。她是个律师，之前曾担任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顾问。我们一直想物色一位熟悉社区银行事务的美联储理事，因此莎拉加入美联储理事会，算是适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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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伦获得的提名是接替唐纳德·科恩出任美联储副主席。耶伦也是一位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博士学位是在耶鲁大学读的，其论文导师詹姆斯·托宾是凯恩斯学派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耶伦的学术研究也明显偏向凯恩斯学派，通常侧重于失业和工资问题。她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助理教授，后来，她来到华盛顿，加入了美联储，并在美联储的自助餐厅遇见了同为经济学家的乔治·阿克洛夫。乔治说话轻柔，性格腼腆，但其所做的创新研究十分出名。耶伦与乔治后来结为夫妻。二人不但一起做研究，合作完成了很多著述，还曾一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多年。乔治深入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影响，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刚到斯坦福大学的那段时间，也对这个研究主题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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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伦也有丰富的决策经验。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她在克林顿总统的提名下，担任过两年半的美联储理事，后来还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此外，从2004年起，她还担任过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她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面一直是鸽派的领导人物，这一角色反映出她一直非常担心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担心失业问题给个人、家庭及社区造成的困境。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面的其他很多人相比，她更能充分地意识到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很可能非常深刻，并需要我们采取坚强的应对举措。我了解她，也知道她在20世纪90年代通胀问题令人忧虑之际的表现，因此，我几乎毫不怀疑她会在必要的时候力主维护物价稳定。她每次参会之前都认真做准备工作，总是能够援引别人的研究文献或亲自指导下属所做的研究，或者通过严谨的分析去支撑自己的观点。她总是能够在会议上做出非常有实质性的贡献，每次她开口讲话，会议室就安静下来，大家都认真听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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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最后批准了莎拉和耶伦的提名，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反对的声音。我在10月4日为她们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虽然戴蒙具有杰出的学术成就，他的提名却很不妙。戴蒙曾经在经济理论、财政政策、社会保障和劳动市场等方面做过很多重要的研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这一最高教职，并且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会长，但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里面以理查德·谢尔比为首的共和党人却认为他的自由主义倾向太严重，于是他们就驳回了这项提名，并于2010年8月将提名退给白宫，没有就此提名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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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就会自动放弃了，但戴蒙请求奥巴马总统再为他提一次名，不久之后，我们了解到，他由于在劳动市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要和他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了，但谢尔比依然毫不退让，坚持认为戴蒙没有资格担任美联储理事，并表示：“诺贝尔奖是一个重大的荣誉是毫无疑问的，但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意味着适合担任每一个职位。”与此同时，以反对增税而著名的格罗弗·诺尔奎斯特带领的保守派组织——“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宣称为戴蒙投反对票将是2011年议员评分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如果谁敢投赞成票的话，很可能会被贴上“不够保守”的标签。这样来看，戴蒙的提名就再也没有得到批准的可能性了。后来，他自己放弃了提名，并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痛批华盛顿的“党派对立”现象。他的提名没有通过，对于美联储和整个美国而言，都是一个真正的损失，这个插曲也表明保守派对美联储的对立情绪并没有随着《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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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门主管约翰·威廉斯接替耶伦出任行长一职。威廉斯是货币经济学方面的一位优秀专家，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供职于美联储理事会。事实表明，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算是中间派人士，我经常把他的态度作为观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整体态度的一个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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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1月2—3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临近，我和比尔·达德利开始利用公开讲话的机会让市场为第二轮大规模证券收购计划做好心理准备。达德利在10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当前这种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胀率日渐降低的形势“完全令人不满”，并且假设性地提出证券收购计划的规模是5 000亿美元，他这一假设有助于塑造市场预期。根据他的估计，收购5 000亿美元的国库券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刺激作用，就相当于将联邦基金利率削减0.5~0.75个百分点产生的刺激效应。10月15日，我在波士顿发表演讲的时候，没有把话讲得很明确，但我表示“如果其他方面不变的话，现在似乎有理由采取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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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和耶伦还努力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寻求支持。我和她分头行动，各自负责给一部分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打电话，以便寻求支持。我知道，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这一次肯定也会表达反对意见，他越来越注重在公开场合发表舆论，按照美联储老成持重的传统文化来看，他使用的语言都具有挑衅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的前一周，他在一次演讲中将我们可能出台的证券收购计划称为“一个与魔鬼达成的协议”。他担心这个收购计划可能会引发金融动荡，并为过高的通货膨胀埋下伏笔。之前一个月的《商业周刊》对他曾以长篇专文报道，指出“托马斯·赫尼希烦透美联储了”。但他对媒体的关注似乎也相当满意。多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我尊重他发表不同见解、提出刁钻问题以及公开解释自身立场的权利，但现在我认为他有可能削弱公众对美联储的信任，扰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审议过程，缩小我们的灵活空间。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以及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斯都认同托马斯·赫尼希的怀疑观点，但他们二人在2010年都没有投票权。费希尔认为当时两党在联邦预算问题上的持续争论增加了美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企业不敢扩大投资，也不敢招聘新人，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动用货币政策去支撑经济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查尔斯·普洛斯则一直很担心通胀问题，并且几乎不相信我们能够通过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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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会支持我，他在2010年享有投票权。而那一年可以投票的储备银行行长里面，我想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吉姆·布拉德和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桑德拉·皮亚纳尔托都会支持采取进一步行动。新任理事莎拉·拉斯金是第一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定期会议，耶伦也是首次以美联储副主席身份参会。耶伦会希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猜想莎拉和丹尼尔·塔鲁洛也是如此。贝齐·杜克对持续宽松的好处就不是那么乐观，而且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越来越大会涉及的风险也感到忧虑。耶伦曾找杜克沟通过，杜克后来同意支持美联储继续收购证券，不过对整个行动并不是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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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什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保留意见。他是我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他的帮助，尤其是在2008年秋季危机肆虐之际给我提供的帮助，是无比宝贵的。他曾经支持过第一轮证券收购计划。现在，由于金融市场运作较为正常了一些，他认为货币政策已经运用到了极限，再采取证券收购计划可能会推高通胀率，并危及金融的稳定性。他认为现在是时候让华盛顿的其他有关方面承担一些责任了，让其他方面也出台刺激政策，减轻美联储的负担。我在10月8日和他见了一面，向他保证说，如果我们对于证券收购计划的实施效果感到不满，或者如果我们看到通胀压力不断加剧的迹象，就可以削减收购规模。我还对他讲，我在公开讲话中除了强调大规模收购证券的好处之外，还会着重指出其涉及的相关成本与风险。我们谈得很愉快，但我不确定是否说服了他。我们在10月26日再次见面时，他告诉我，他不会投反对票，但我知道，这一票他投得着实有点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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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11月份那次会议召开之际采取进一步刺激举措的理由十分强烈，很多因素都支持我们采取行动，比如，根据我们当时可以获取的最新资料显示，从6月到9月，美国就业人数逐月下降。当然，那个时期的就业人数减少的一大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口普查工作接近尾声，联邦政府聘用的工作人员大幅减少。然而，在同一时期，非政府机构的就业人数平均每月才增长8.4万人，虽然这足以吸纳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以及其他类型的新求职者，但这个增加幅度根本无法有效地降低失业率。美国失业率一直在9.6%的高位徘徊，从年初开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后来的一系列数据也令人失望，似乎2011年的经济增长态势将过于疲软，也无法促使失业率出现实质性的下降。我特别担忧长期失业造成的侵蚀作用，因为在当时的失业人群里面，40%多的人失业时间超过了6个月，他们的技能越来越生疏，而且逐渐丧失了职场中的人脉资源。同时，从美联储另一个使命来看，通胀率一直太低，未来似乎也只是持平，甚至可能继续降低。过去6个月内，通胀率平均只有0.5%。在通货膨胀太低，甚至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全面复苏的难度就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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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能无所作为，以免经济复苏过程难以为继。此外，我认为证券收购计划并没有丧失其有效性，因为自从我8月份开始公开暗示我们将采取更多行动以来，美国的金融形势已经有所改善，显然这是因为市场已经预计到了我们会采取额外行动，道琼斯指数上升了12%，通胀预期也提升到了较为正常的水平。但新的证券收购计划不大可能彻底改变现状，不可能创造出我们迫切需要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但肯定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甚至可能有助于防止经济再次滑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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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果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决定实施第二轮证券收购计划，在2011年6月之前收购6 000亿美元的国库券，进度大概是每个月750亿美元。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媒体贴上了“第二轮量化宽松”的标签。这个计划将会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到2.9万亿美元，而在2007年年中，这个规模甚至还不到9 000亿美元。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吉姆·布拉德从2009年夏季就开始鼓吹我们应该设计一套没有终止期限的收购计划，根据经济复苏情况和通胀情况去适时地调整证券收购规模，但我担心如果不事先设定终止期限，那么一旦我们最后终止该计划，市场可能会猝不及防。我们的确也说过会定期审视收购进度，如果经济前景允许的话就进行调整，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这样调整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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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赫尼希果然投了反对票，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那次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他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萨蒂普·雷迪的采访时，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出了猛烈批评，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月那次会议时，他还是投反对票，但那是他连续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投反对票了。他是1980年以来连续投反对票次数最多的美联储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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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什信守了之前的承诺，投了赞成票，但会议结束一周之后，他在纽约发表了一篇演讲，并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他认为仅仅用货币政策根本不足以解决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并呼吁税务改革和监管改革，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率，为美国经济长期增长注入动力。对此，我表示赞同，我也认为华盛顿的其他决策者应该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扩大修路等方面的联邦基础设施项目支出有助于提升美国经济经济的生产率，并且能够立即创造就业岗位，让人们重返工作。但除了沃什强调这些方面之外，没有任何人预计财政领域或其他领域会出现任何改观。事实上，在华盛顿，只有美联储一家在孤军奋战，虽然我们的工具不尽完美，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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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赫尼希的批评让我觉得很生气。虽然我听到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几位同事对沃什的评论文章发表过一些不满情绪，但我个人倒是觉得无所谓。沃什在美联储理事会服务期间，一向都是坦率而积极地参与我们的政策讨论，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且尽管他对第二轮资产收购计划抱有一些顾虑，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我认为他公开发表的那些评论并不是为了抨击美联储的政策，更大程度上是在指责除美联储以外的其他决策机构。三个月后，沃什就要离开美联储理事会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存在政策方面的分歧，而是早在2006年他接受任命之际，他就同我商定在这个岗位上干5年左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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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似乎提前预料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因此，这一政策真的出台之后，市场反而安之若素，波澜不惊，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成功地向市场暗示了我们的行动。不过，我还想确保市场能够充分理解我们的目标。为此，我曾经认真考虑过在11月份那次会议结束之后召开一场未经事先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但后来由于担心扰乱市场，只好作罢。后来，我花了几个小时接受几位重要记者的采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仅供市场参考。11月4日，我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阐述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付出了这些努力，最后还是引发了国外领导者和国内政客的批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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