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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即我们召开会议的那天，正好是中期选举的日子。选民给民主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民主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保持了4年少数党身份的共和党终于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结果巴尼·弗兰克不得不放弃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一职，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众议员斯潘塞·巴屈斯接任。虽然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有所增加，但依然处于少数党地位。奥巴马用“非常惨痛的失败”来描述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的遭遇。或许是受到了这次选举结果的鼓舞，一些共和党的政客以及电台主播格伦·贝克等保守派的评论人士，对我们在11月份那次会议上决定实施第二轮证券收购计划大加挞伐，甚至连之前从来没有对货币政策表现出兴趣的莎拉·佩林也跳了出来，要求我们“就此打住，不要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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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我觉得不安的是国会中的4位共和党领导人物，分别是众议院的约翰·博纳和埃里克·坎托，以及参议院的米奇·麦康奈尔和乔恩·凯尔。他们在11月17日给美联储发来了一封联名信，表达了对第二轮量化宽松的忧虑。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的资产收购计划“或将引发难以控制的、长期性的通胀，而且可能人为地引发资产泡沫”。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去支撑他们的观点。在收到这封信的前一天，参议员鲍勃·科克里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彭斯刚刚建议通过立法手段解除美联储保障充分就业的使命，只让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维持物价稳定。（即使更改美联储使命的法案得到批准，也不会给我们的政策造成重大变动，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我们采取刺激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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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经济学家也不甘落后，对我们的决定提出了批评。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封由23位经济学家、评论人士和资产经理（大部分都是保守派）联合发出的公开信，他们指出，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应该再考虑考虑，然后停止实行”。根据这封公开信的观点，我们这个政策没有必要，不具有可行性，而且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签名者里面有迈克尔·博斯金（斯坦福大学教授，曾在老布什政府时期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主任）以及约翰·泰勒（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媒体和政客平时很少关注经济学家的言论，但如果这些言论具有足够的争议性（符合媒体的胃口）或者支持了某些人先入为主的观点（符合政客的胃口），那么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就会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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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官员也提出了批评的声音。美国媒体在翻译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发表的评论时，用的一个词是“毫无头绪”。其他一些领导者，尤其是巴西、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领导者，也抱怨我们的行动，认为如果这些政策成功地降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可能会对他们自己的经济产生“外溢效应”，因为美国利率较低的话，可能会导致大量游资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者要到那里寻求更好的回报，从而导致他们的投资活动出现重大动荡，我们宣布那个消息一周之后，奥巴马总统在韩国首尔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又从其他国家领导人那里听到了批评的声音。两个月之后我见到奥巴马总统时，微笑着向他道歉，我们的政策给他引起了这么多的麻烦，他笑笑说，如果我们能再晚一周制定那个政策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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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我在韩国庆州参加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就有机会提前解释一下我们可能在11月份那次会议上采取的行动。我指出，美国是很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如果美国经济实现更加强劲的复苏，世界其他国家就会跟着受益。我还表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稳健的货币、预算和贸易政策，就能够更好地抵御我们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短期性冲击。其他国家的央行行长普遍比财长更能理解我们的目标，因此，大多数人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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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国外人士的批评相比，我更担心国内的批评。共和党领导者们发出的那封联名信表明他们打算将货币政策政治化。我明白他们的态度根源于选民对于经济形势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我们的政策、目标以及实施效果令很多人感到困惑，有些人故意发表具有误导性的言论。我们面对的困难从YouTube网站上的一个视频就能略见一斑。在那个视频上，两只无法确定物种的动物以戏谑方式解释“量化宽松”，但解释的内容是完全不准确的。那个视频得到了疯传，到12月中旬，已经被观看了35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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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卡通视频、国会领袖的联名信，还是经济学家的公开声明，背后的经济逻辑都是错误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政策几乎不可能导致显著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意思是指美元汇率急剧降低）。之所以存在这个观点，是因为有人误以为美联储是先印了一车车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去收购证券（我之前有时候会过于简单地解释这个政策，也说过一两次类似的话，这真是很遗憾）。然而，事实上，我们不会印钞票，也不会动用现金或支票账户，货币流通量取决于公众持有现金的意愿，比如圣诞节前后，公众的购物需求提高时，货币流通量就会增加。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不会影响到货币流通量，因为美联储不会把钱直接给商业银行，而是存入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所以这种市场操作只会增加银行的准备金，而在一个疲软的经济体之内（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经济一样），这些准备金是放着不用的，不会进入流通渠道，即不会变成常规意义上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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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复苏势头不断加强，银行就会动用准备金去发放贷款，最终导致货币流量和信贷流量的扩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但如果货币流量和信贷流量过度增长，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胀问题，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但我们可以在适当时机取消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我之前多次解释的那样，我们拥有必要的工具，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提高利率，收紧货币政策。对于恶性通货膨胀或美元崩溃的担忧是很夸张的。根据通胀预期的多个指标来看，再考虑到“美国政府能够以非常低的利率筹借长期贷款”这一事实，投资者对美联储依然很有信心，相信美联储能够将通胀率保持低位。因此，如果我们要担心什么的话，就是担心是不是能够将通胀率再提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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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常见的误解是以为数千亿美元的证券收购是一种政府支出，就像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一样，让纳税人负担成本，但这种观点既不正确，又耸人听闻。我们收购证券在更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家庭所做的金融投资，比如购买股票或债券，而不是类似于支付房租或燃气费。事实上，我们收购的证券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我们为银行存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这样一来，反而为纳税人创造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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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针对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引起的误解，唯一有用的回应方式就是加强对外界的沟通和解释。我先后见了多位议员，也给多位议员打了电话，其中包括一些批评者，比如参议员谢尔比、参议员科克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共和党资深议员保罗·瑞安、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共和党资深议员戴夫·坎普。9月份，我举办了一场面向高中老师的市政厅会议。我开始在媒体上露面，包括在12月5日第二次接受《60分钟》节目的采访，但我知道，要把我们的信息清楚地传递出去，我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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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劳工部公布的修正后的就业数据是，2009年10月为10%，2009年12月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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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联盟条约》第104条禁止欧洲央行和成员国央行向成员国提供透支或者类似透支的贷款，从而构成了欧盟救助希腊的法律障碍，因此，如果欧盟决定救助希腊，就必须修改条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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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第二十二章 逆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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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7日，我坐在美联储马丁大楼的私人餐厅内，墙上的钟表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很快就到下午2点15分了。米歇尔·史密斯和她公关部门的同事罗斯·皮亚纳尔托（她是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桑德拉·皮亚纳尔托的妹妹）正在等我。我拿起一瓶水喝了一口，又把视线转移到了钟表上。再过几分钟，我就要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一位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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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联储理事会的房间都不够宽敞，也没有大礼堂或电视转播间，我们只能把记者招待会的会场安排到与美联储自助餐厅位于同一楼层的大餐厅（我那个私人小餐厅就用作休息室了）。要召开这种关注度很高、市场十分敏感，而且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后勤安排方面的挑战可以说十分严峻，米歇尔、罗斯以及美联储其他许多工作人员为此忙碌了好几周，他们希望可以提前考虑到一切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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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招待会开始之前，我曾经与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反复演练过好几次，希望能够想到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这比我前往国会参加听证会之前的准备工作还要充分。我们预计记者的问题可能比议员提的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和技术性。我在和媒体打交道方面，当然也不算新手了，之前每次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之后，都会接受记者的提问，也曾经接受过好几个媒体的记者采访。米歇尔邀请了大约60家媒体，其中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网络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和无线广播电台，每家媒体派出一名记者。此外，外国媒体也参加了，包括德国的《明镜周刊》、法新社、日本的《朝日新闻》和韩国的《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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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场布置方面，我们考虑得很仔细，因为每一个细节都会传递出某种潜在的信息。我们希望把这次记者招待会办成经济研讨会，而不是政治性的记者招待会，因此，我不会站在高高的演讲台后面，而是坐在桌子后面（但为了让后排的记者拍清楚，桌子放在了一个稍微垫高的台子上），我那张桌子前面布置了几张长桌子，供记者就座。按照华盛顿的传统，我的右后方是美国国旗，左后方是美联储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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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15分，我在摄像机发出的一片咔嚓咔嚓的声音中走进了临时布置的转播室，我扫视了一排排的记者们，然后开始发表简短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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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1年3月15日那次会议上批准了这一想法。其实，很多国家的央行都会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些很频繁，比如一个月举行一次。要提高美联储的透明度，采取这一举措似乎是接下来的必由之路。正如我经常跟朋友们所说的那样，货币政策要发挥出影响力，98%靠宣传，2%靠政策本身。当短期基金利率接近于零的时候，与外界做好沟通，影响市场的通胀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这场记者招待会上，我没有办法提前准备发言稿，完全不能依赖稿子，而且是实况转播，因此，一言不慎就有可能招致猛烈批评，任何一个错误的或者超出预期的政策信号都会给市场造成一定的震荡。我们知道一旦我们开始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那么以后就很难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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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11月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批评浪潮之后，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清晰、有效地向外界阐述我们的政策。3月24日，我们宣布我每年将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举行4次记者招待会，这正好与美联储发布关于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季度报告的时间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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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次记者招待会的开场白中表示，到2011年6月底，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将完成6 000亿美元的国库券收购计划，这是我们之前的承诺，而且我们预计联邦基金利率“在更长的时间内”将保持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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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要明确地判断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最终影响，还为时尚早，但从政策实施初期的一系列迹象来看，似乎前景还不错。自从我在8个月之前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暗示我们将实施第二轮证券收购计划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已经大幅改善了，美国股市上涨27%，公司债券和国库券的收益率差距逐渐缩窄，这表明投资者更加愿意承担风险。正如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样，我们宣布这一计划之后，长期利率应声下跌，这反映出，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有所增加，而且对通缩的担忧有所减少。这类似于我们在2009年3月份实行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见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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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形势的改善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2011年2月和3月，就业人数平均每月增长近20万人。2010年11月，失业率还维持在9.8%的高位，令人深感沮丧，但到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了9%以下。我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虽然之前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给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但美国经济将缓慢复苏，失业率将逐渐下降。最严重的意外情况就是日本在2011年3月11日遭遇地震和海啸，导致大概2万人死亡，并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突然短缺，导致全球汽车工业和其他制造业都受到了影响。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危难之际向日本展现了团结的姿态，与日本方面开展了大量协调工作，非常罕见地干预了外汇市场。大地震发生一周之后，我们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一起买进美元，卖出日元，以便压低日元汇率，让日本的出口商品更具竞争力。那是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唯一一次干预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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