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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人一方面批评美联储的政策损害了储户收益，另一方面又批评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让富人变得更富。（根据这种逻辑来分析，因为富人的存款比其他人多得多，我们损害了富人的利益，但他们又说我们让富人更富，因此，好像我们既帮了这些富人，又害了这些富人，简直是逻辑不通。）这些批评人士的依据就是低利率往往会推高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而富人拥有的这些资产要比其他人多得多，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低利率同样会减少富人的资产创造的收益。要想厘清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好是比较一下资本投资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变动态势。事实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这两类收入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相似的。在一个疲软的经济体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促进就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帮助中产阶级，我们的低利率恰恰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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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外界讲述美联储的故事，解释我们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我尽最大努力地接触华盛顿和华尔街之外的人。之前历任美联储主席很少会这么做。2011年11月，我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市的布利斯堡基地。那天非常冷，凌晨4点，我和该基地的指挥官皮塔德将军一起前往机场迎接从伊拉克回国的军人。我碰到了一些士兵和家属，他们问了很多深刻的问题。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与我见过的其他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一样，大家都很担忧，想更好地明白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这一切对他们个人的影响。尽管佩里之前预言得克萨斯州的人会让我好看，但我在得克萨斯州并没有受到什么不愉快的对待。我带着对军人奉献精神的感激回到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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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我应邀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本科生开设了一系列关于美联储的讲座。回到教室的感觉真不错。我一开始就介绍了美联储的成立过程，以便让同学们理解央行是做什么的，理解我们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采取了什么举措。这些举措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讲有些非同寻常，但它们符合美联储的历史使命。其间，我还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记者黛安娜·索耶关于这些讲座的采访。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这些讲座，我们把视频和文字稿发到了美联储的网站上。第二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这些演讲稿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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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了2012年，一个迹象告诉我，我们与外界的沟通其实已经奏效了。那年9月7日，我应邀参加华盛顿国民队的击球练习赛。其间，华盛顿国民队的对手——迈阿密马林鱼（Miami Marlins）的三垒教练乔·埃斯帕达拿了一颗球找我签名，华盛顿国民队的右外场员杰森·沃斯问我：“量化宽松有什么新消息吗？”这一问让我觉得挺惊讶的，后来才想到沃斯跟球队签了一个7年的合同，酬劳高达1.26亿美元，这就促使他对金融产生了兴趣。（但我一直把对话集中在棒球上。）两天后，美联储理事理查德·费希尔在听完一次音乐会之后，当有人把他介绍给大提琴家马友友时，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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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11年以及2012年伊始，欧洲金融和经济形势都是一团糟，其影响也波及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美联储“老兵”史蒂夫·卡明领导下的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及时向我汇报相关信息，使得我们能够很好地了解欧洲动态。卡明是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于2011年8月从同样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内森·希茨那里接任这一职位。根据我对欧洲动态的了解，我认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欧洲央行领导人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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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谢的8年任期结束于2011年10月31日。我在8月份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曾经赞扬过他在任期内取得的杰出成就，并公开向他表示感谢。在遏制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我和其他央行行长曾经与特里谢并肩作战。不过，他赞成欧洲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对此不敢苟同，毕竟特里谢并非经济学家出身，似乎更加倾向于像许多北欧人那样过于注重从道德层面去思考宏观经济政策，而且过于忽视在严重经济衰退期间采取旨在刺激需求的政策。但他非常精明，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外交能力，他在欧洲以及世界各地都备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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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选择新任美联储主席是比较简单直接的，只需要总统提名和参议院批准即可。但在欧洲，要确定欧洲央行的行长，必须先经过欧元区主要成员国领导人内部协商，而且协商过程并不是公开透明的。德国是欧元区内具有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因此发言权自然是最多的，德国甚至有可能选择一个本国国民出任央行行长。但最有可能出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德国人，即德国央行行长阿克赛尔·韦伯，早在2011年2月就主动提出辞职了，因此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韦伯坚定地反对欧洲央行的证券收购计划，认为这是不合适的，甚至有违法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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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最明显的人选就是意大利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德拉吉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时语调柔和，颇有学者风范。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比我早毕业两年（我们在校读书期间对彼此了解甚少）。他拥有学术经历（曾担任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市场经历（曾担任高盛副总裁）以及公共部门任职经历（曾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等职务）。他还曾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一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前身是“金融稳定论坛”，一个重要职责是协助各国就金融监管事务开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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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吉的主要问题出在国籍上，因为意大利是欧元区的一个大债务国，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怀疑他在制定货币政策或处理财政事务时会偏袒债务国。但是他非常聪明地迎合了德国媒体和公众的需求，化解了他们的担忧，并赢得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最后成功出任欧洲央行行长。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我既把他视为一个朋友，又将其视为一个有资历，且有奉献精神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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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特里谢一样，马里奥也明白欧洲央行在欧洲权力架构中的特殊角色，因此，他也在欧洲银行内部不懈地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在一些有争议的举措上弥合分歧，凝聚共识，力争使其赢得各方的支持。然而，与特里谢相比，马里奥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主流决策范式——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视角使其更加愿意推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帮助疲软的欧洲经济走向复苏。事实上，马里奥最初采取的一些举动就是扭转特里谢在夏季上调的利率。即便如此，欧洲依然在2011年第三季度陷入了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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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吉除了降低利率之外，还采取了更多的行动，比如确保欧洲的银行能够获得几乎不设上限的廉价资金，并推动他的同僚同意采取更多的降息举措。马里奥在2012年7月26日发表的那次演讲非常著名，他简单明了地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欧元”，从而提振了市场信心，减少了较弱的欧元区国家面临的压力。我认为这意味着他愿意像白芝浩设想的那样，一旦发生投资者挤兑风潮，无论是主权债务，还是银行债务，欧洲央行随时都愿意提供支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市场认为马里奥的声明非常可信，以至于在欧洲央行根本无须出手购买债券的情况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收益率到2012年底就下降了大约2个百分点。这个奇妙的例子体现了央行与外界加强沟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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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里奥的所有步骤都迈向了正确的方向，但欧元区各国的财政政策制造的“逆风”甚至比美国财政政策制造的逆风更强大，而且更加宽松的货币措施（比如大规模的量化宽松）遭遇了激烈的政治阻力，因此，欧洲经济的复苏前景仍然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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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2年加入美联储之际，一个目标就是要增强美联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尤其重要的元素就是实行“通胀目标制”，据此可以明确地评判美联储的表现。将近10年后的2012年1月，这一夙愿终于得偿。在这10年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曾多次讨论通胀目标制。（贝齐·杜克曾打趣地说，只要不再讨论，她就接受。）到目前为止，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都表示了支持，或者至少没有反对。格林斯潘曾经担忧设定一个通胀目标将过度限制决策的灵活性，但大多数委员认为这一担忧已经逐渐消退了。我们发现，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清晰明确的沟通比决策的灵活性更重要。通胀目标暗示我们既要强烈抵制通缩，又要拒绝过高的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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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考虑到法律对美联储的使命做出过明确规定，因此，要推进通胀目标制，需要咨询国会和政府。很久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2009年1月，新一届政府正准备就职时，我和科恩在我的办公室里会见了盖特纳、萨默斯和克里斯蒂娜·罗默，讨论采用通胀目标制的事情。他们没有反对，但他们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当成优先任务。盖特纳后来给我创造了一个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奥巴马总统解释通胀目标制的机会。总统听得很仔细，他对我讲，如果美联储认为这样做有必要，那就应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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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精心编排的说辞还是没有打消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的疑虑。我解释说，设定一个通胀目标，有利于让企业和消费者更加相信美联储维持低通胀的承诺，从而允许我们更加积极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创造就业。弗兰克理解我的逻辑，但他还认为从政治角度思考这一举措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当前正值经济衰退时期，如果仅仅设定一个通胀目标，而没有设定就业率目标，可能会导致公众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即美联储不在意就业问题，因此，现在不是设定通胀目标的正确时机，他不支持做出这一改变。后来，我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汇报了我与各方的磋商结果，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暂时不对决策框架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但2009年2月，我们开始让委员会成员预测通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在“适当货币政策”下，“在更长的时期内”（大致上是3—5年）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动态势。延长预测周期的做法实际上就相当于朝着通胀目标制的目标稍稍迈进了一步。这样一来，即便没有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外界也可以从委员会成员的预测中窥见我们打算把经济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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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1年初，美国经济状况改善了一些，我认为重新考虑设定通胀目标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为了强调通胀目标制与美联储“双重使命”的一致性，我提出在实行这一目标的同时，还要明确地提出美联储致力于创造就业和控制通胀。耶伦带领一个由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斯、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理·埃文斯和美联储理事莎拉·拉斯金构成的小组，拟定了一份内容完整、措辞凝练的政策声明。我们在那份声明中明确提出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同时还强调委员会将采取“平衡方法”去促进物价稳定和就业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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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方法”反映出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有时候会发生冲突，比如，如果通胀率太高（此时需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失业率也很高（此时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存在冲突现象。之前，美联储官员一直不愿意谈论这个矛盾，而是强调从长远来看，低通胀往往会促进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新政策声明中虽然认为这两个目标“通常具有互补性”，但也承认它们有时的确会发生短期性的冲突，这就要求决策者做出权衡。比如，如果通胀率略高于目标，而失业率非常高，那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可能会决定优先降低失业率，而不惜让通胀率变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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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办公室里会见了弗兰克。如今，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里面，虽然他已经不再担任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一职，但他依然是少数党里面的一位重要人物。我向他说明了我们的建议，表示我们美联储很清楚地知道需要同时兼顾两个使命。他虽然还不是完全满意，但基于我们过去长期的合作，他勉强表示愿意配合。事实上，当时的低通胀率、高失业率的经济形势，要求我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二者不存在冲突风险。我跟弗兰克见面之后，又打了十几个电话给一些国会领袖。在同其他人磋商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是赞成那篇政策声明的，威斯康星州众议员保罗·瑞安等多位议员原本就支持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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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2年1月的那次会议上批准了那份政策声明，并将其发布出去。塔鲁洛投了弃权票，因为他想让委员会用更加明确的措辞表示委员会在必要情况下，为了降低失业率，愿意接受暂时超出预定目标的通胀率。由于我们在推动通胀目标制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并采取了渐进循序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们发布之后，国会的批评声音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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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弗兰克宣布他将在2012年从国会退休，我和塔鲁洛邀请他到美联储参加一场告别午宴。弗兰克一直是美联储的好朋友，也是一位效率非常高的议员，他性格幽默，时常给人带来欢笑。有一次，我和他在某个立法策略上发生了分歧，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就给我的秘书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喜欢说‘我早告诉过你’之类的话，但我不是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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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这部电影里面，比尔·默瑞饰演的主角日复一日地过着同样的生活，似乎从来不会发生改变。2012年春季，美国经济也让我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因为如同前两年的情况一样，美国的就业市场形势比前一年秋季和初冬略有改善之后，再次趋于停滞，失业率一直在略高于8%的水平徘徊，房地产市场依然拖累美国经济复苏。欧洲的形势虽然平静了一些，但金融市场的动荡仍然阻碍着经济增长。这几股“逆风”依然困扰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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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预测，如果失业率降低到5.5%左右，就与创造就业的目标保持了一致，但如今，经过3年的复苏之后，我们离这个目标依然非常遥远，而且我们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提速的前景也感到很不乐观。2012年6月（当时美国失业率是8.2%），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们普遍预测美国失业率在2014年第四季度仍然会保持在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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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6月的那次会议之后的那场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好几次提到，一方面我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又预计就业率和失业率迈向既定目标的速度较慢，这似乎存在矛盾。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预测，为什么不采取更多的行动呢？我回应说，我们已经采取了大规模的宽松政策。比如，就在6月份的那次会议上，我们就将“期限延长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了2012年底，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另外收购2 67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同时抛售同等规模的短期国债。我还重复了之前多次提到的一个观点，即我们采取的非传统型货币工具，比如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有积极作用，但也会涉及一定的成本和风险，因此，这些非传统型政策工具不能像降息等传统工具那样频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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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逻辑非常清楚，记者们很好地捕捉到了委员会的集体看法。但我并不感到满意。我们的预测清楚地显示，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么要实现我们的目标恐怕还要等好几年，而且我们不能指望国会提供什么帮助了。事实上，国会僵局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2012年底，或2013年初，很可能会出现“财政悬崖”。如果国会没有达成共识，那么联邦政府将会达到债务上限，小布什政府时期实行的减税举措也将到期，“预算自动减赤机制”将会启动（即自动、全面地削减政府开支）。因此，我决定我们必须更加迅速地行动起来，推动既定目标的实现。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让大家都支持采取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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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进行了面谈或邮件沟通，无论有没有投票权我都会接触到，因为即便一些成员没有投票权，他们也可以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可能影响到同事们的看法。我与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纳拉亚纳·柯薛拉柯塔的邮件沟通特别密集。他曾经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在2009年10月接替加里·斯特恩出任现职。虽然他在2012年没有投票权，但是在2011年享有投票权的时候，他曾经强烈反对我们通过采取更多的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因为他认为就业市场上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要解决这一问题，更多地需要从教育和培训方面着手，而不是从货币政策方面着手刺激经济。我认为他的观点与显示的证据不符。我用自己深信不疑的一个简单想法说服了他，即我们实现目标的速度太慢了，只要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工具是有效的，而且其风险是可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最终，经过多次讨论之后，他放弃了鹰派立场，加入了鸽派。像他这样愿意在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面前改变主意的鹰派人士，实在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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