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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我的父亲菲利普去世了。他把家族的药房卖给一家连锁药企之后，就退休了，与我母亲埃德娜一起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居住。我母亲就是在夏洛特市长大的，我弟弟塞思一家也居住在那里。我父母最初居住在一栋小房子里，后来搬进了养老院。我父亲病了几个月，身体越来越弱，8月8日，因心脏衰竭，病逝于一家基督教长老会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享年85岁。在父亲住院期间，我的弟弟塞思和妹妹莎伦一直陪着他，诵读他所熟悉的希伯来语祷文，并为他吟唱希伯来语圣歌。我和安娜也曾到医院探望过一次，但我不得不尽快返回华盛顿，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再次探望，他就去世了。我和安娜第二次过去，是参加他的葬礼。他是一位好人，很有职业道德，非常善良，富有仁爱之心。很多朋友向我表达安慰，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奥巴马总统也亲自来电安慰，我深表感激。但最令我惊讶（也很感动）的是众议员罗恩·保罗给我发来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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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华盛顿之后，继续为进一步采取货币政策行动凝聚共识。我们之前已经采取过很多类似行动了，而且我们原本以为已经足够了，但就业市场依然死气沉沉，没有起色，8月份的失业率高居8.1%，失业人数多达1 250万（其中500万人已经连续失业超过6个月了），另有800万人在做兼职，但希望能找到全职工作，260万人想参加工作，但最近没有找或者已经放弃了。我在8月31日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以严厉的措辞将就业形势称为“一个重大问题”。为了增强市场对于第三轮证券收购计划的预期，我表示我们会“提供更多必要的政策……以促进就业市场形势的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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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到9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决定启动外界所谓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因为我们的短期国债已经抛售殆尽，“期限延长计划”的期限就无法再延长了。我们被迫再次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通过为银行增加准备金的方式，每月收购额度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需由房利美、房地美或吉利美担保）。与此同时，我们依然在执行“期限延长计划”，每个月收购450亿美元国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表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就业市场前景中出现重大改善”，就会继续收购债券，并动用其他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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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马里奥·德拉吉一样，我们也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改善经济形势。第一轮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都提前公布了收购总额，但与这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不同的是，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设定收购总额，这种不设上限的做法是有风险的，我们只能在就业市场出现重大改善的情况下才能叫停，不然，如果在没有出现重大改善的情况下就叫停，则无异于宣告这一政策的失败，这样可能完全摧毁市场信心。但不设上限的好处就是市场和公众会相信美联储将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支持，我们也希望市场信心得到提振之后，能够促使长期利率保持低位。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为是否需要启动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何时终结量化宽松政策发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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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份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扩大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收购规模，承诺在“期限延长计划”于年底结束之后，每个月收购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样一来，加上9月份开始实施的每月收购额度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速度就变成了每个月850亿美元。我们在会议声明中为市场提供前瞻性引导的时候，也改变了一下措辞，我们不再像之前那样说我们预计短期利率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维持特别低的水平，而是为利率政策设定了所谓的“门槛”。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理·埃文斯曾经公开地提到过设定门槛的事情，而且在美联储内部，耶伦和比尔·达德利也表示赞同。我们在会议声明中表示，预计至少在失业率仍旧维持在6.5%上方、通胀率在未来一两年时间里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长期目标高出不超过0.5个百分点，以及长期通胀预期仍旧十分稳定的条件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继续维持当前极低水平的联邦基金利率是合适的。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数字仅仅代表我们开始考虑退出宽松政策的两道“门槛”，而不是“触发器”，也就是说，即便失业率降低到了6.5%，我们也不会自动地提高利率。我们只是说等失业率降低到6.5%以后，我们才开始考虑提高利率。这样一来，我们无异于告诉市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改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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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既反对我们收购更多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又反对我们为考虑退出宽松政策设定门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里面，虽然投反对票的只有他一个，但感到紧张的人绝不只是他一个。我的设想是我们可以在2013年中期逐渐终结证券收购计划，但一切都要取决于数据（以及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比如财政政策）。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借用扑克牌游戏里面的一个术语来说，我们这一次算得上“全押”[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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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通胀率之所以剔除粮食和能源价格，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是供求引起的，能源价格上涨是由国际市场涨价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抑制这两个价格的上涨，因此，将其剔除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才能反映出人们真正经历的通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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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2014年底，这一计划总共调整了140万笔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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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义GDP是用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当年价格计算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名义GDP的变动可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实际产量的变动，另一种是价格的变动。也就是说，名义GDP的变动既反映了实际产量变动的情况，又反映了价格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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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券收益率和到期日的长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长期利率通常高于短期利率，因此，收益率曲线通常是向上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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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押指把手上剩下的所有筹码一次性地押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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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 第二十三章 退出量化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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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7日（周四），夕阳西下时分，天气十分寒冷，我和几位客人在马丁大楼的主席餐厅聚会。这个餐厅正好可以俯瞰到国家广场的西侧。大楼内只有几位餐厅服务人员以及安保人员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显得空空荡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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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里的长桌可以容纳8个人同时就餐。通过落地窗，我们可以看到灯火通明的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杰斐逊纪念堂、林肯纪念堂以及波托马克河对岸的五角大楼，还可以时不时地看到闪烁着亮光的飞机沿着波托马克河方向缓缓降落到里根国家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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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聚会是欢送即将卸任财长一职的盖特纳。除了盖特纳之外，我还邀请了其他几位客人，包括三位前财长（鲁宾、萨默斯和保尔森）、两位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以及一位美联储前副主席（唐纳德·科恩）。4年前，我为保尔森举行欢送晚宴时，参加的客人也是这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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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下来吃饭之前，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了一会儿。保尔森和萨默斯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中国的发展情况，他们两人当时刚刚访问过中国，刚从那里回来。沃尔克和鲁宾说话的声音比较低。沃尔克在华盛顿的决策圈里依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多德–弗兰克法案》纳入了“沃尔克规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现在已经85岁高龄了，但精神矍铄，时不时地爆发出爽朗的笑声。74岁的鲁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担任财长一职，亲自处理过亚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的债务危机，在回归华尔街之前，他曾经是萨默斯和盖特纳的导师。他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亲历者，因为他在这次危机期间正担任着花旗集团的资深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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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盖特纳和科恩聚在一起聊天。科恩对离开美联储之后的发展情况似乎感到满意，他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着一个职务（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智库），同时也是英国央行内部一个负责维护金融稳定的委员会的成员。科恩虽然没有担任过哪个联邦部委的一把手，但是他的资历是不容置疑的，他在政府部门的任职时间超过了在座的任何一位，他还一直是我和格林斯潘不可替代的顾问，格林斯潘姗姗来迟，他说安排的活动太多，给耽误了。他那时已经86岁高龄了，虽然他走路的速度慢了一些，但是其他事情上可没有放慢脚步。他的社交活动还是非常活跃，并且仍然在经营着他的咨询公司，而且正在写一本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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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席间一起向盖特纳敬酒。我们这位贵宾的情绪十分振奋，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开着一个又一个玩笑。他担任的这个职务备受关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但他似乎总能表现出一股幽默。他这种幽默究竟是为了缓解压力而装出来的，还是真的心理强大到对外界批评置若罔闻呢？我一直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他那副轻松随意、无动于衷的神态是装出来的，那么他的演技的确令我折服。虽然他看似年轻，其实自从1988年加入财政部国际事务司以来，一直在公共部门任职。他在财长位子上干了将近4年之后，多次毫不隐讳地表示打算辞职，觉得再干第二任的话，就太亏欠家人了。奥巴马总统说服他干到第一个任期结束。现在，第一个任期已然结束，奥巴马总统只得默许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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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家谈得起劲，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次聚会也是有点尴尬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挺复杂，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政策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而且我们拥有不同的人生履历。沃尔克、鲁宾以及格林斯潘对于美联储在这场金融危机期间以及之后采取的很多政策心怀不满。（我记得曾经在这个餐厅与鲁宾吃过一顿气氛非常紧张的午饭，当时他试图说服我放弃量化宽松政策。）萨默斯对于我们的一些行动也持有批评意见，至少在白宫内部曾经这么讲过，但是我们这些人之间的共同阅历把我们凝聚在了一起。虽然我们存在分歧，但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这一点令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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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层级的决策过程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这个过程给参与者带来的压力几乎从不间断，但一想到自己做的事情十分重要，想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就令人备感激动。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接受公众与政客的监督，苦苦挣扎地解决异常复杂的难题。我们都领教过其中的挫败感。此外，通信技术发展异常迅猛，先是出现了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的有线电视，后来又出现了博客和推特。这些新的通信技术不仅加强了公众和政客对决策者的监督，还有可能导致那些没有事实依据的、口若悬河的观点压过了冷静的、理性的观点，导致个人攻击压过了深刻分析。在这个充斥着偏见的世界上，我们都知道一旦一位经济决策者变成了某个时代的象征性人物，会给他带来什么，虽然他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人们依然将其视为美国人民希望与恐惧的化身，而且他会被媒体刻画成一个连亲人朋友都认不出来的卡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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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重要的决策工作蕴含的压力，我们都很清楚，但很快我们发现，我们都体验过的那种挫败感的主要根源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政府失灵”。最初，这套政治制度设计出来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各方在决策过程中相互协商，审慎决策，但如今，这套制度已经瘫痪、失灵了，在很多时候已经沦为某些政客自我炫耀和卖弄的舞台，助长了盲目的意识形态和敌视情绪。这套制度似乎要把所有错误的路子尝试一遍之后，才愿意走上正确的路子。在座的客人里面，有几位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就担任过公职，他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们这些资历较浅的人保证说，肮脏的政治和政府僵局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一样悠久，鲁宾还谈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国会与政府在债务上限和预算问题上的争论。看一看当前国会与政府之间围绕财政问题的争论，真是与当年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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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接近尾声时，我开玩笑地说道，很快就剩下我一个从政府领工资的人了。晚宴结束后，我和我的几位安保人员开车把萨默斯送到他住的宾馆，那时，他辞去白宫的职位已经有两个年头了，他想等我退下来之后，继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他这一愿望也不算什么秘密了。他在回答我提问的时候，说他支持当前的货币政策，包括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收购数千亿美元的国债。我不知道谁会接替我，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或她会继续实施当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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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5日，我到椭圆形办公室见了奥巴马总统，我把2009年获得第二次提名时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即第二个任期在2014年1月份结束之后，就不再考虑干第三届了。在华盛顿这个“高压锅”里，我已经待了十多个年头，已经受够了。总统表示理解。我们短暂地谈了一下接替我的潜在人选。他告诉我他的候选人里面有萨默斯、耶伦和科恩，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想对他的选择施加过多的影响，因为如果我支持其中任何一个人，就很容易被误解为反对其他人。我对总统讲，我相信这三位人选都很有资格，而且都很可能继续沿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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