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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考虑到法律对美联储的使命做出过明确规定，因此，要推进通胀目标制，需要咨询国会和政府。很久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2009年1月，新一届政府正准备就职时，我和科恩在我的办公室里会见了盖特纳、萨默斯和克里斯蒂娜·罗默，讨论采用通胀目标制的事情。他们没有反对，但他们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当成优先任务。盖特纳后来给我创造了一个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奥巴马总统解释通胀目标制的机会。总统听得很仔细，他对我讲，如果美联储认为这样做有必要，那就应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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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精心编排的说辞还是没有打消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的疑虑。我解释说，设定一个通胀目标，有利于让企业和消费者更加相信美联储维持低通胀的承诺，从而允许我们更加积极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创造就业。弗兰克理解我的逻辑，但他还认为从政治角度思考这一举措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当前正值经济衰退时期，如果仅仅设定一个通胀目标，而没有设定就业率目标，可能会导致公众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即美联储不在意就业问题，因此，现在不是设定通胀目标的正确时机，他不支持做出这一改变。后来，我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汇报了我与各方的磋商结果，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暂时不对决策框架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但2009年2月，我们开始让委员会成员预测通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在“适当货币政策”下，“在更长的时期内”（大致上是3—5年）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动态势。延长预测周期的做法实际上就相当于朝着通胀目标制的目标稍稍迈进了一步。这样一来，即便没有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外界也可以从委员会成员的预测中窥见我们打算把经济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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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1年初，美国经济状况改善了一些，我认为重新考虑设定通胀目标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为了强调通胀目标制与美联储“双重使命”的一致性，我提出在实行这一目标的同时，还要明确地提出美联储致力于创造就业和控制通胀。耶伦带领一个由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斯、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理·埃文斯和美联储理事莎拉·拉斯金构成的小组，拟定了一份内容完整、措辞凝练的政策声明。我们在那份声明中明确提出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同时还强调委员会将采取“平衡方法”去促进物价稳定和就业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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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方法”反映出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有时候会发生冲突，比如，如果通胀率太高（此时需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失业率也很高（此时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存在冲突现象。之前，美联储官员一直不愿意谈论这个矛盾，而是强调从长远来看，低通胀往往会促进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新政策声明中虽然认为这两个目标“通常具有互补性”，但也承认它们有时的确会发生短期性的冲突，这就要求决策者做出权衡。比如，如果通胀率略高于目标，而失业率非常高，那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可能会决定优先降低失业率，而不惜让通胀率变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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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办公室里会见了弗兰克。如今，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里面，虽然他已经不再担任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一职，但他依然是少数党里面的一位重要人物。我向他说明了我们的建议，表示我们美联储很清楚地知道需要同时兼顾两个使命。他虽然还不是完全满意，但基于我们过去长期的合作，他勉强表示愿意配合。事实上，当时的低通胀率、高失业率的经济形势，要求我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二者不存在冲突风险。我跟弗兰克见面之后，又打了十几个电话给一些国会领袖。在同其他人磋商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是赞成那篇政策声明的，威斯康星州众议员保罗·瑞安等多位议员原本就支持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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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2年1月的那次会议上批准了那份政策声明，并将其发布出去。塔鲁洛投了弃权票，因为他想让委员会用更加明确的措辞表示委员会在必要情况下，为了降低失业率，愿意接受暂时超出预定目标的通胀率。由于我们在推动通胀目标制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并采取了渐进循序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们发布之后，国会的批评声音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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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底，弗兰克宣布他将在2012年从国会退休，我和塔鲁洛邀请他到美联储参加一场告别午宴。弗兰克一直是美联储的好朋友，也是一位效率非常高的议员，他性格幽默，时常给人带来欢笑。有一次，我和他在某个立法策略上发生了分歧，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就给我的秘书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喜欢说‘我早告诉过你’之类的话，但我不是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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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这部电影里面，比尔·默瑞饰演的主角日复一日地过着同样的生活，似乎从来不会发生改变。2012年春季，美国经济也让我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因为如同前两年的情况一样，美国的就业市场形势比前一年秋季和初冬略有改善之后，再次趋于停滞，失业率一直在略高于8%的水平徘徊，房地产市场依然拖累美国经济复苏。欧洲的形势虽然平静了一些，但金融市场的动荡仍然阻碍着经济增长。这几股“逆风”依然困扰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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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预测，如果失业率降低到5.5%左右，就与创造就业的目标保持了一致，但如今，经过3年的复苏之后，我们离这个目标依然非常遥远，而且我们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提速的前景也感到很不乐观。2012年6月（当时美国失业率是8.2%），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们普遍预测美国失业率在2014年第四季度仍然会保持在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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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6月的那次会议之后的那场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好几次提到，一方面我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又预计就业率和失业率迈向既定目标的速度较慢，这似乎存在矛盾。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预测，为什么不采取更多的行动呢？我回应说，我们已经采取了大规模的宽松政策。比如，就在6月份的那次会议上，我们就将“期限延长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了2012年底，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另外收购2 67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同时抛售同等规模的短期国债。我还重复了之前多次提到的一个观点，即我们采取的非传统型货币工具，比如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有积极作用，但也会涉及一定的成本和风险，因此，这些非传统型政策工具不能像降息等传统工具那样频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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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逻辑非常清楚，记者们很好地捕捉到了委员会的集体看法。但我并不感到满意。我们的预测清楚地显示，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么要实现我们的目标恐怕还要等好几年，而且我们不能指望国会提供什么帮助了。事实上，国会僵局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2012年底，或2013年初，很可能会出现“财政悬崖”。如果国会没有达成共识，那么联邦政府将会达到债务上限，小布什政府时期实行的减税举措也将到期，“预算自动减赤机制”将会启动（即自动、全面地削减政府开支）。因此，我决定我们必须更加迅速地行动起来，推动既定目标的实现。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让大家都支持采取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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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进行了面谈或邮件沟通，无论有没有投票权我都会接触到，因为即便一些成员没有投票权，他们也可以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可能影响到同事们的看法。我与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纳拉亚纳·柯薛拉柯塔的邮件沟通特别密集。他曾经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在2009年10月接替加里·斯特恩出任现职。虽然他在2012年没有投票权，但是在2011年享有投票权的时候，他曾经强烈反对我们通过采取更多的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因为他认为就业市场上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要解决这一问题，更多地需要从教育和培训方面着手，而不是从货币政策方面着手刺激经济。我认为他的观点与显示的证据不符。我用自己深信不疑的一个简单想法说服了他，即我们实现目标的速度太慢了，只要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工具是有效的，而且其风险是可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最终，经过多次讨论之后，他放弃了鹰派立场，加入了鸽派。像他这样愿意在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面前改变主意的鹰派人士，实在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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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我的父亲菲利普去世了。他把家族的药房卖给一家连锁药企之后，就退休了，与我母亲埃德娜一起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居住。我母亲就是在夏洛特市长大的，我弟弟塞思一家也居住在那里。我父母最初居住在一栋小房子里，后来搬进了养老院。我父亲病了几个月，身体越来越弱，8月8日，因心脏衰竭，病逝于一家基督教长老会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享年85岁。在父亲住院期间，我的弟弟塞思和妹妹莎伦一直陪着他，诵读他所熟悉的希伯来语祷文，并为他吟唱希伯来语圣歌。我和安娜也曾到医院探望过一次，但我不得不尽快返回华盛顿，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再次探望，他就去世了。我和安娜第二次过去，是参加他的葬礼。他是一位好人，很有职业道德，非常善良，富有仁爱之心。很多朋友向我表达安慰，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奥巴马总统也亲自来电安慰，我深表感激。但最令我惊讶（也很感动）的是众议员罗恩·保罗给我发来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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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华盛顿之后，继续为进一步采取货币政策行动凝聚共识。我们之前已经采取过很多类似行动了，而且我们原本以为已经足够了，但就业市场依然死气沉沉，没有起色，8月份的失业率高居8.1%，失业人数多达1 250万（其中500万人已经连续失业超过6个月了），另有800万人在做兼职，但希望能找到全职工作，260万人想参加工作，但最近没有找或者已经放弃了。我在8月31日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以严厉的措辞将就业形势称为“一个重大问题”。为了增强市场对于第三轮证券收购计划的预期，我表示我们会“提供更多必要的政策……以促进就业市场形势的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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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到9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决定启动外界所谓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因为我们的短期国债已经抛售殆尽，“期限延长计划”的期限就无法再延长了。我们被迫再次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通过为银行增加准备金的方式，每月收购额度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需由房利美、房地美或吉利美担保）。与此同时，我们依然在执行“期限延长计划”，每个月收购450亿美元国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表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就业市场前景中出现重大改善”，就会继续收购债券，并动用其他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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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马里奥·德拉吉一样，我们也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改善经济形势。第一轮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都提前公布了收购总额，但与这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不同的是，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设定收购总额，这种不设上限的做法是有风险的，我们只能在就业市场出现重大改善的情况下才能叫停，不然，如果在没有出现重大改善的情况下就叫停，则无异于宣告这一政策的失败，这样可能完全摧毁市场信心。但不设上限的好处就是市场和公众会相信美联储将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支持，我们也希望市场信心得到提振之后，能够促使长期利率保持低位。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为是否需要启动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何时终结量化宽松政策发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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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份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扩大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收购规模，承诺在“期限延长计划”于年底结束之后，每个月收购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样一来，加上9月份开始实施的每月收购额度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速度就变成了每个月850亿美元。我们在会议声明中为市场提供前瞻性引导的时候，也改变了一下措辞，我们不再像之前那样说我们预计短期利率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维持特别低的水平，而是为利率政策设定了所谓的“门槛”。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理·埃文斯曾经公开地提到过设定门槛的事情，而且在美联储内部，耶伦和比尔·达德利也表示赞同。我们在会议声明中表示，预计至少在失业率仍旧维持在6.5%上方、通胀率在未来一两年时间里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长期目标高出不超过0.5个百分点，以及长期通胀预期仍旧十分稳定的条件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继续维持当前极低水平的联邦基金利率是合适的。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数字仅仅代表我们开始考虑退出宽松政策的两道“门槛”，而不是“触发器”，也就是说，即便失业率降低到了6.5%，我们也不会自动地提高利率。我们只是说等失业率降低到6.5%以后，我们才开始考虑提高利率。这样一来，我们无异于告诉市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改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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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既反对我们收购更多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又反对我们为考虑退出宽松政策设定门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里面，虽然投反对票的只有他一个，但感到紧张的人绝不只是他一个。我的设想是我们可以在2013年中期逐渐终结证券收购计划，但一切都要取决于数据（以及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比如财政政策）。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借用扑克牌游戏里面的一个术语来说，我们这一次算得上“全押”[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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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心通胀率之所以剔除粮食和能源价格，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是供求引起的，能源价格上涨是由国际市场涨价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抑制这两个价格的上涨，因此，将其剔除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才能反映出人们真正经历的通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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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2014年底，这一计划总共调整了140万笔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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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义GDP是用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当年价格计算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名义GDP的变动可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实际产量的变动，另一种是价格的变动。也就是说，名义GDP的变动既反映了实际产量变动的情况，又反映了价格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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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券收益率和到期日的长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长期利率通常高于短期利率，因此，收益率曲线通常是向上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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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押指把手上剩下的所有筹码一次性地押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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