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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预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下一次会议，也就是3月份的会议上深入讨论继续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成本和风险。随着会议的临近，我努力接触每个人。我见了所有的理事。与以往不同的是，我还给杰里米、杰伊和贝齐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评论一下我打算在3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开场白。我对他们讲，尽管我在证券收购问题上与他们存在分歧，但我会尽力接纳他们的倾向性意见。我对他们说：“如果我没有理事会的支持，那么我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位子是坐不稳的。”我说希望我们能够在9月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甚至在6月就有这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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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记者和交易员兴奋地猜测宽松政策将在什么时候开始“逐渐减少”。媒体使用的这一措辞暗含着我们收购债券的计划会逐步削减，而不是突然削减。虽然我之前也曾用过这样一个措辞，但不是特别喜欢用。我鼓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采用其他措辞。“逐步削减”意味着一旦收购进度放缓，我们就会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走下去，不停地削减。相反，我想传递的信息是削减证券收购规模的速度可能会存在多种变化，至于具体怎么变化，则取决于就业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收购证券的风险是否超出了它的积极作用。然而，如同往常一样，对于媒体选择使用的词汇，我基本上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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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外界怎么称呼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明确地与外界进行沟通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避免1994年收紧货币政策时的那些失误。在格林斯潘主席的领导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以及之后大幅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后来，低利率政策维持了将近一年半之后，决策者发现了经济过热的早期迹象，并在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格林斯潘曾经就未来的政策转变给市场发出警告信号，但长期利率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委员会的预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月初的5.6%提高到5月初的7.5%。显然，投资者认为美联储2月份的加息预示着之后加息速度会更快，这超出了决策者的设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时担心长期利率的意外激增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过于严重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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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后格林斯潘及时扭转了利率飙升的局面，实现了软着陆，使经济继续增长，同时通胀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扩张时期，格林斯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大师”，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我希望我们运用的沟通技巧，比如运用失业率和通胀率作为第一次提升利率的“门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与外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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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的会议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批准的会议声明以及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评论都传递出了我想传递的消息，即我们正在认真地讨论如何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但是我们并没有准备立即开始。第二天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新闻标题也说：“美联储暂时不会收紧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核心人员，包括那三位摇摆不定的理事，认为年中前后适合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不过，根据媒体的报道和对证券公司的调查，很多市场人士预计我们开始缩减收购规模的时间要晚很多。我知道我需要实现一个微妙的平衡，我的工作就是在继续实施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之际，协调这些不同的预期，让这些预期更加接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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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4月30日至5月1日那次会议上的目标与3月份会议的目标大体上是一样的，即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让外界明白美国经济还没有复苏到立即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的程度。当时，得益于消费支出的增长（汽油价格下降对此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和房地产市场的改善，美国经济实现了适度增长。然而，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在那年的前三个月内，虽然自动减赤机制的冲击还没有全面爆发，但联邦支出已经明显下降。我们在会议声明中试图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政策需要灵活性，并更加强调地指出我们未来政策的演变取决于经济发展态势。我们说：“委员会将根据劳动力市场或通货膨胀的变化前景，准备加快或放缓收购证券的速度，保持适当的政策调节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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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投资者似乎只听到了“加快”一词，误认为我们正在积极考虑增加收购债券的规模。之后的三周内，美国股市保持了温和上涨的态势。市场对于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未来走势的预期，与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预期出现了更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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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上午，我到联合经济委员会参加听证会时，试图扭转市场的误解。我一开始就发出了一个警告：“过早地收紧货币政策，将引发放缓或终结经济复苏的重大风险。”我之所以这样讲，是为了反击鹰派人士的观点，有些鹰派人士是美联储内部的，有些则是外部的，这些人想迅速地终结证券收购计划。当然，我并没有说当前这种收购速度和规模会永远持续下去，即便我们开始收紧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不会立即出现重大缩减，而是我们仍然在实行宽松政策，只不过不像之前那么积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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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表完开场声明之后没有多久，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我说道：“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中，我们可能会放缓收购的速度。”那天下午，我们公布了4月30日至5月1日的会议记录，这份会议记录表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有些成员“表达了在6月份的会议上缩减收购规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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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份会议记录从总体上看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与我之前的讲话也非常一致，但市场依然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导致市场像跷跷板一样不停波动。我在准备听证会时，股票价格出现了上涨态势，在听证会进行到问答环节时，出现了获利回吐，等到我们的会议记录公布之后，股价便开始下跌了，市场似乎终于听明白了量化宽松政策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信息。这个坎坷的沟通过程让我想起了2006年刚上任时美联储结束货币紧缩周期的往事，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格林斯潘在1994年开始收紧政策时面临的重重困难，同时也让我想起了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的一个故事。19世纪初，法国外交家塔列朗的劲敌是奥地利的梅特涅王子。据说，当梅特涅听到塔列朗去世的消息时的反应是问了一句：“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鬼？”现在似乎也是如此，无论我说什么话，也无论我说得多么明白，市场总是在怀疑，总想挖掘出一点隐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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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完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后，又着手一项新的沟通任务，但这项任务比参加记者招待会和国会听证会有趣得多，我也比较喜欢。这个任务就是到两个熟悉的地方——西蒙洛克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并发表致辞。我的儿子乔尔在2006年毕业于西蒙洛克学院，2013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我的妻子安娜还是西蒙洛克学院的监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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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我到西蒙洛克学院发表演讲。虽然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但我依然清醒地意识到，虽然经济在4年前已经开始复苏了，但毕业生们依然要面临严峻的就业市场。我试着展望未来几十年，而不是几个季度的情景，并反驳经济学家的一个错误观点，即发达经济体注定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缓慢增长速度。我告诉毕业生们：“今天，人类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强。”纽约扬基队著名捕手、名人堂成员尤吉·贝拉曾经感叹地说时代已经变了，未来不会像过去那么美好了，而我就是要说服毕业生们，贝拉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6月2日，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讲也是很有趣的。我为毕业生提出了十条建议，而不是“十诫”。回想到我自己的职业道路，以及美国经济和金融在过去7年半内的变化，我对毕业生们讲：“生活是不可预测的。”我还给他们讲了我对自己选定的职业的看法：“经济学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思想领域，可以绝对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决策者过去的选择是正确的，但至于未来，则无法准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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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总是乐于同教师和学生交流沟通（有的来自常春藤盟校，有的来自历史上一直以黑人学生为主的学校，有的则是重返社区大学的成年人）。我一直向他们强调终身教育的重要性。我之所以这样讲，不只是因为我和安娜之前都从事过教育工作。我知道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支持经济健康增长，但货币政策无法凭空创造经济，从长远来看，一个经济体是否有能力提高后代人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人们是否有机会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以及取决于接受全面教育之后形成的认知能力。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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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也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两周半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我参加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回到办公室坐了下来。窗外，宪法大道两侧的榆树已经是郁郁葱葱了，但我的视线却没有集中在榆树上面，而是集中在彭博终端上。股票和债券市场正在大幅波动，参差不齐的红线不停地闪动。在所谓的“缩减恐慌”中，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率飙升，而道琼斯指数正在下降，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可能很麻烦：如果长期利率继续上升，股票价格继续下跌，将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而美元上涨会抑制美国商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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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确认将继续以每月850亿美元的速度收购证券，但许多与会者想提前为最终退出这一政策奠定基调。为了安抚他们，我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描述了一个试探性的、以数据为基础的缩减路径。我说，如果我们预计就业市场能够持续改善，通胀率能够逐渐迈向我们之前设定的2%的目标，那么就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步减缩收购规模。之后，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继续以我所谓的“慎重步调”缩减收购规模，并大概在2014年中期彻底终结证券收购计划。根据我们的预测，5月份7.6%的失业率到2014年中期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虽然7%的失业率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相对于2012年8月市场开始预期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时8.1%的失业率而言，的确算得上一个重大改善了。我认为，只有等到我们可以合理地宣告这一计划完成了使命之后，才可以结束证券收购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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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市场对我们未来缩减收购规模出现过度反应，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自从2013年12月以来一直被纳入会议声明的一个观点，即我们预计在证券收购计划终结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换句话讲，就是联邦基金利率接近于零）。最后，由于市场很担心我们终结证券收购计划之后会很快地采取扭曲操作，以便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因此为了缓解这种担心，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持有那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到它们到期，并不会急着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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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任何关于缩减购买规模的讨论都有可能导致视市场出现负面反应，至少是温和的反应，但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针对证券交易商开展的调查来看，我认为我描述的缩减路径是接近于市场预期的。我甚至希望这样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对市场产生一波积极影响。一般来讲，我不担心短期的市场波动，但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在彭博终端上看到的行情动态却超出了我的预期。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其影响无异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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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想到市场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因此感到非常惊讶。这一切怎么解释呢？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对市场预期的看法过于依赖我们对证券交易商的调查。证券期货市场虽然能够让我们可靠地了解市场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但无法让我们了解市场对证券收购计划的预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征求证券公司的看法时，只是询问了各家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们，这些经济学家们对美联储公开声明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给予了认真关注。事实上，这就是说，美联储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们在调查的时候，调查对象仅仅局限于同样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这就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被调查者与调查者属于同一类，但忽视了那些普通交易员们的想法。许多交易员显然并不关注他们公司的经济学家们说了什么，而是或多或少地押注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将会继续无限制地实施下去，比如，有些交易员就提出了“永久量化宽松”（QE-ternity）或“无限期量化宽松”（QE-infinity）的说法。这些想当然的看法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我们一贯所讲的内容，但有些投资者的决策显然是以这些无端猜测为基础的。现在，虽然我们发布了对证券收购计划的声明，但他们还是像梅特涅一样，不相信我们声明的内容，而是问道：“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鬼？”虽然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把话讲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结论依然是我们将更早地开始提高利率。他们卖掉了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推高了长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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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市场的错误印象，我们美联储理事会几乎全部动员起来了。6月24日，我通过电子邮件和杰里米以及杰伊商议对策。我直到7月10日才有公开演讲机会，而比尔·达德利和杰伊分别在6月27日和6月28日各有一次公开露面的机会，因此，他们可以不失时机地澄清我们的政策。6月19日那次会议之后，才过了一周的时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就已经飙升了半个百分点，而且更严重的是，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也飙升了半个百分点，这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恢复构成了严重威胁。道琼斯指数下跌将近4%，美元汇率上升将近3%，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跟着遭殃，因为投资者预期自己可以在美国获得更高的利息，因此纷纷将资金撤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转而投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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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德利和杰伊在演讲中都强调说：“如果我们觉得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可能对经济造成伤害，那么我们就不会这么做。”杰伊说：“如果经济表现疲软，那么委员会将会晚一点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甚至有可能增加收购规模。”达德利说：“如果就业市场的形势达不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预期，那么我想资产收购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积极开展下去。”杰里米则说：“我们的政策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7月10日，我在波士顿发表演讲。其间，在回答某个问题时，我说：“逐步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并不等同于紧缩货币，现在大体上还是宽松的。”我们这些澄清果然奏效了，抵押贷款利率和长期国债利率都下降了一些，股市有所反弹，但市场还是弥漫着担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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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并不只是那个夏季的唯一争议，在6月份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华盛顿邮报》记者伊兰·梅问我怎么看待奥巴马总统两天前在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上对我的评论。当时，奥巴马总统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曾经说：“伯南克干得不错。”然后，他又补充道：“他干的时间已经比他想干的时间以及应该干的时间长得多。”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发表这番评论，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我在接受第二次提名时表达出来的复杂心态，以及我干满8年就绝不再干的决心。我没有回答伊兰的问题。其实，自从一年前那个夏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会多么迅速地炒我鱿鱼之后，我就不再回应关于我的接替人选以及个人去向的问题了。（顺便说一句，美联储主席与行政机构的部长们不一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被炒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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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也可以回答伊兰的问题，以免外界误以为我是被赶下台的，但我认为总统那番评论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有什么不满，也不意味着他对我的看法与当初提名我时的看法有什么变化。但我还是采纳了米歇尔·史密斯和戴夫·斯基德莫尔的建议，尽量避免公开谈论我的去向问题。他们坚信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即政策制定者应尽可能长久地避免“跛脚鸭”[2]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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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季，关于我的接替人选的猜测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大部分人都猜测是萨默斯或耶伦，但也有人公开提到其他人选，包括唐纳德·科恩、罗杰·弗格森、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艾伦·布林德和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论文导师斯坦利·费希尔。当时，费希尔的8年以色列央行行长任期即将结束。我对于白宫管理任命过程的方式感到不满。人们猜测了一周又一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坐视不管。我认为这些无端猜测有可能损害候选人的声誉，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出现不确定性。虽然耶伦对于外界的噪声感到反感，但还是努力排除干扰，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萨默斯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虽然密切，而且他的才华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但他有一些重大的不利因素，包括之前曾经与学界和政界的对手公开爆发过摩擦。一段时间之后，政府还没有宣布人选，但我认为耶伦的胜算最大。萨默斯的胜算前景在7月下旬遭到致命的打击，当时，参议院的54个民主党人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很多人属于民主党内的自由派人士）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支持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因为总统几乎指望不上共和党人支持他提名的人选，因此，他不能失去民主党人的支持，也就必然会重视民主党人的诉求，所以耶伦获得提名的概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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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季即将发生的人事变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美联储主席一职。7月11日，贝齐·杜克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理事一职。她在美联储任职这5年内，发生了很多大事。她说她也想为美联储服务得更久一些，希望感受一下正常的日子是什么样（她加入美联储一个月多一点时，雷曼兄弟就倒了），但现在她似乎已经放弃希望了。莎拉·拉斯金虽然是美联储历史上第8位担任理事一职的女性，但她却在7月31日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财政部副部长提名的女性。自2003年开始担任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桑德拉·皮亚纳尔托宣布将在2014年初退休。我非常欣赏她多年来表现出的那种建设性、低姿态的做事态度。她会认真地倾听她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事的意见，也会认真倾听她管辖的那个储备区的商人、银行家和社区领袖的意见。如同杰里米、杰伊、贝齐一样，她也对大规模资产收购计划持有保留意见，但是她不会哗众取宠地引起轰动，而是努力通过深思熟虑、谦虚低调的论辩去说服委员会成员。她也会在演讲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不会采用托马斯·赫尼希在2010年使用的那种挑衅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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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其他国家的央行也出现了人事变动。白川方明在日本央行行长职位上服务了5年后，在3月份辞职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行，拥有清醒的头脑，时常提出建设性的观点。他努力帮助日本经济从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中恢复了过来。但他也非常谨慎和保守，也许这是因为他在出任央行行长之前，曾经在日本央行有过长期任职经历。他的继任者黑田东彦曾经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算是日本央行的“外来户”。他的政策被视为更符合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主张大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安倍经济学”。据媒体报道，他将采取更加接近于“伯南克式”的策略，包括不设上限的资产购买计划以及努力将日本通胀目标设定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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