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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的老同事默文·金在7月1日结束了10年英国央行行长任期。他于2011年被封为爵士，并在2013年成为终身贵族，因此跻身英国上议院，我偶尔打趣地称呼他为“金爵士”。我曾经前往伦敦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参加为他举行的欢送晚宴。他的继任者是马克·卡尼，曾任加拿大央行行长，也是备受尊重。卡尼的继任者是斯蒂芬·波洛兹。他曾经担任加拿大央行研究部门主管，并领导过一个促进出口贸易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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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减缩恐慌”之后，我们的货币政策延续到了夏季。在7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我们的会议声明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改变。我在半年一度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以及在其他场合，依然继续阐述证券收购计划和利率政策的区别。我们购买证券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提高其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接近于零的短期利率则是在债券收购计划结束后，为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动力。我们这套计划类似于多级火箭，助推器先是把火箭推进太空，使其达到逃逸速度，然后，第二节助推器为其继续提供长期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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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分别于7月17日和18日举行了听证会，那是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最后两个听证会。许多议员，包括一些曾经严厉批评美联储行动的人，都走到我面前，以各自的方式感谢和祝贺，尤其是感谢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参议员鲍勃·科克里在《多德–弗兰克法案》辩论过程中曾经是美联储的一位盟友，但他也强烈反对量化宽松政策。他对我讲：“谢谢你的服务，谢谢你的友谊，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祝福你。”但就在5个月前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他还曾指责美联储的政策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把储蓄账户和定期存单的利率压得非常低，无异于“把老年人往火坑里推”。我喜欢和尊敬科克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议员，但我永远也不会适应政客们这种既打击你，又恭维你的“双重人格”。但至少参议员科克里在私下场合跟我讲的话，和在公开场合讲的话是一致的，而他的很多同僚都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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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听证会召开时，《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几乎三周年了，我为议员们介绍了美联储为了落实这一法案而付出的努力。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制定新的监管规则时，我们不仅必须协调美国的其他监管机构，还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规则符合国际惯例，因此，还必须与国外的同行协调。7月2日，我们美联储和美国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共同采用了更加严格的银行资本金要求，甚至比第三版《巴塞尔协定》的标准还要高。自美联储在2009年初率领其他机构开展综合压力测试以来，美国大型银行的资本金水平增加了一倍多。他们可以更好地抵御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并维持对家庭和企业的贷款。我们采用这些严格的监管标准那一周内，横跨多部门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就宣布美国国际集团和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GE Capital）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接受美联储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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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卢在公开讲话中以及在财政部内部的会议上，都不停地催促各个监管机构加快制定《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细则。8月19日，奥巴马总统在罗斯福厅召见我们两人，为我们提供精神鼓励。他显得特别焦虑，因为他很想在年底前开始实施“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从事许多证券、金融衍生品、商品期货和期权的自营交易。我理解总统为什么会有紧迫感，但我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为了落实“沃尔克规则”，共有5个监管机构参与制定实施细则，它们发现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就是区分哪些交易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但最后我们在12月10日敲定了最终版本，总算在总统给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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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制定实施细则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考量就是保持金融稳定，绝不能因此对信贷流动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两年前，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曾经在一个公共论坛上问我是否计算过我们实施的新规则累计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我们在制定某一个或某一些规则时，理所当然地会分析它的潜在成本和收益，但要全面地评估所有规则的成本和效益，则是不切实际的。他对我的回答感到不满。戴蒙在公共场合对我发起的挑战代表了银行家们的利益，因此，他在一段时期内成了华尔街的英雄人物。或许我可以给戴蒙提出一个更好的答案，即如果不制定严格的监管规则，任由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危机重新上演，那么造成的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或将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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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的那两个听证会是我在9月17—18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公开发表演讲的最后机会。由于听证会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间的时间间隔太长，因此，为我引导市场对于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的预期平添了一些复杂因素。通常情况下，我会利用8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年会发表演讲，预示即将到来的政策转变，但今年的年会我决定不参加了。其实，去年的年会我就打算不参加，因为我侄女的成人仪式恰巧也安排在了那个周末。但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斯特·乔治特别为我调整了会议日期，我才参加的。现在回想起来，幸好去参加了，因为那是埃斯特·乔治出任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后首次主办杰克逊霍尔年会，如果我当时没去，媒体很可能将其解读为我不给埃斯特面子，当然，我肯定不想发出这种信息。不过，我对这个年会也存在一些担忧。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媒体炒作的舞台。此外，我认为，这个年会已经成了美联储的旗舰会议，而美联储系统内有12家联邦储备银行，只让堪萨斯这一家担任主办机构并主导议程的设定，的确有点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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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没有参加这个年会，而是和妻子安娜一起度假5天。这是我们在2007年8月被迫取消前往默特尔沙滩度假的计划之后，第一次和妻子一起度假。我们先去夏洛特市拜访了一下家人，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在那里参观了美国最大的私人宅邸——比尔特摩庄园。这个庄园的设计者是著名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他也是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我们还在一个酒馆欣赏了一下当地的蓝草音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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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还有点担心缺席杰克逊霍尔会将给美联储与外界沟通造成一定的难题，但事实表明，经济指标涨跌互现，即便参加那次会议，我也不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尽管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但随着9月会议的临近，市场参与者似乎越来越期待我们终于要启动众所周知的缩减计划了。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的一周内，《华尔街日报》调查了47个经济学家，三分之二的人都预测我们将开始缩减证券收购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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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前夕，我觉得形势依然很不明朗。8月份失业率进一步小幅下降，降到了7.3%，但就业增长势头似乎已经减弱了，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口平均每月只有13.6万人。我还担心金融政策的收紧速度过快，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在5月份时还不到3.5%，此时却飙升到了4.5%以上。其他长期利率也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国会和政府将在10月1日围绕债务上限问题和2014财年政府预算问题走向最后摊牌。根据我们在2011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边缘政策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市场信心，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引发国债违约，或将引发重大的金融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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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分为了两派，一派倾向于适度减少，比如说，每月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另一派成员想要延迟。尽管市场普遍预期我们会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但我建议说我们推迟缩减行动。比尔·达德利以及耶伦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我说：“我在今年6月也没有说过我们会在9月开始缩减收购规模，我当时只是说‘今年晚些时候’。”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前景还不能清楚地证明现在适合开始缩减购买规模。我想发送的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是：我们的政策将取决于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前景。毕竟，这也是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制定开放式证券购买计划的全部意义所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支持我的建议，只有埃斯特·乔治不同意，她一年来一直都是表达反对意见。杰里米·斯坦恩加入了多数派，主张推迟缩减行动，但在接下来那一周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能够立即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他就会感到更加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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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很努力地对外界沟通，因此，9月份那次会议上按兵不动的决定让市场感到惊讶，但市场的惊讶反而让金融形势缓和了一些，为我们真正开始缩减计划创造了条件。我们的会议声明发表后，长期利率下跌，而股市上涨。第二天，温和的《纽约时报》刊文说我们在购买证券计划上坚持到底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这没有说服我们的批评者。《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的标题是“伯南克先生的疏忽”，指责我“缺乏胆量”。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采用了里克·佩里在2012年发表讲话时采用的字眼，把我称为“缩减计划的叛徒”。在这个时候，我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丝毫不关心外界怎么评价我，也不关心债券交易员被弄得措手不及之后的恼羞成怒，我只想做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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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暂缓紧缩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共和党占据多数派的众议院和民主党占据多数派的参议院，很快就在联邦政府支出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共和党人坚持要求取消《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PACA，通常也被称作Obamacare，即《奥巴马医疗法案》），这当然遭到了民主党人的拒绝，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最后，联邦政府从10月1日开始停摆（由此造成的后果并不像未能提高债务上限和政府债券违约那么严重）。据估计，有80万名联邦雇员被告知待在家里，但有130万名不可替代的文职雇员还是要去工作，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到薪水。140万名军事人员和50万名邮政工人也要继续工作。美联储的运作经费来自持有的证券投资组合创造的收益，因此可以照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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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虽然很多政府机构依然继续运作，但有些非常知名的地方（比如国家公园）都暂时关闭了。10月13日（周日），一群愤怒的退伍老兵及其支持者拆除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在通向国家广场“二战”纪念碑的路上设置的路障，我觉得他们做得好。然而，我失望地发现劳工部也停摆了。劳工部原定于10月4日发布9月份的就业报告，现在却不得不延期，而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需要这些及时的、最新的信息。于是，我给劳工部长托马斯·佩雷斯打了个电话，主动提出暂时由美联储为劳工部提供一些运转经费，以便让劳工部按时发布就业报告。佩雷斯跟他的律师商量完给我回了个电话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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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也就是联邦政府快要停摆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很快用尽回避债务上限的会计手段，联邦政府很可能在10月17日就要宣告违约。幸运的是，在违约前夕的10月16日，国会通过了一项财政法案，让美国联邦政府继续获得拨款至2014年1月15日；暂停实施债务上限至2014年2月7日，午夜过后不久，总统就签署了这项法案。像国会这种边缘策略令人感觉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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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停摆期间，也传出过好消息。奥巴马总统宣布提名耶伦作为我的接替人选。三周前，萨默斯已经主动宣布停止角逐这一职位，他说：“如果我获得提名的话，参议院的批准过程很可能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不符合美联储或政府的利益，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复苏。”我为耶伦感到高兴，但这个过程一波三折，争议连连，令我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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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9日下午两点，我、耶伦、耶伦的丈夫乔治·阿克洛夫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来到了罗斯福厅，等着参加提名仪式。总统的高级顾问瓦莱丽·贾勒特过来做了自我介绍，和耶伦聊了一小会儿，就把我们领到了国宴厅。总统问我是否想说几句话，我婉拒了。那一天属于耶伦。她站在总统的右边，我站在总统的左边，我的双手交叉放在身前，聆听总统讲话。总统称我为“冷静的典范”，感谢我展现出了“巨大勇气和创造力”，采取了“避免另一场萧条所需的大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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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宣布了耶伦的提名，称赞她是“得到事实检验的领导者……特别优秀……在担任美联储副主席期间……推动了很多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事实上，在我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耶伦在美联储的决策经验比我丰富。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耶伦强调将致力于实现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尤其是鉴于当前形势，要格外重视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她说：“美联储的使命是服务所有的美国人，而如今太多的美国人仍然找不到工作，担心如何支付账单，养家糊口。”她表示：“如果美联储可以有效地工作，就可以帮助这些人。”从那时起，我的任务就变成了确保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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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下次会议定于10月29—30日召开。交易员们的预期是我们不会采取缩减行动。这一次，他们的预期是正确的。9月份就业报告的发布时间推迟了两周多，直到10月22日才发布，报告显示失业率降到了7.2%，但就业人数只增加了14.8万人。此外，我们仍在试图评估政府停摆两周造成的经济影响。此时，等待似乎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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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3年12月17—18日召开会议时，市场形势已经可以实施备受期待的缩减行动了。当时，我们已经获取了10月和11月的就业报告。失业率已经缩小到了7%，这个水平实现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早，同时，9月份就业数据经过修正后，9—11月的就业人数平均每个月增加近20万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批准了每月缩减100亿美元收购额度，即从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埃斯特·乔治在加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后，首次站在了多数派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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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这一次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现在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为时尚早。他指出通胀率仍然远低于2%的目标。为了回应他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其他成员的问题，我们调整了会议声明中关于是否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措辞，指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在失业率降至6.5%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目前联邦基金利率水平都是合适的，尤其是在通胀水平持续低于2%的情况下。”我之所以专门加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几个字，是为了给外界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即使我们继续缩减证券收购规模，我们依然没有急于提高短期利率。我们传递的信息显然得到了市场的理解，因为市场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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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周，各地的储备银行行长们飞到华盛顿的时间比以往时候早了一些。这样他们可以参加于2013年12月16日举行的《联邦储备法》签署100周年纪念仪式。1913年12月23日，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设立了美联储。两位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现任主席（我）和即将就任的主席（耶伦）肩并肩地坐在美联储理事会的会议桌前。我们这几位主席执掌美联储的时间长达34年。熟悉的面孔还包括前理事唐纳德·科恩、罗杰·弗格森、凯文·沃什、兰迪·克罗兹纳、马克·奥尔森、苏珊·比斯和贝齐·杜克。年龄最大的出席者是95岁高龄的杜威·达思，肯尼迪总统提名他担任美联储理事。83岁高龄的南希·蒂特斯是美联储历史上首位女性理事，她也到场了。她是1978年由卡特总统提名的。总体来看，共有62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现任和前任成员出席这个仪式，堪称美联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聚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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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我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总结一下我对美联储的感想。我提出美联储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的价值观，虽然美联储的最高层来来去去，但美联储的广大专业人士始终坚持冷静客观、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并致力于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我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即“美联储愿意在关键时刻顶住政治压力，做出艰难却必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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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是我任期中的最后一个月，在这个月里，我还有其他机会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和分析危机以及危机的后果，但很少分享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直到1与16日，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参加一场活动时，才谈到了这个方面。当时，历史学家利雅卡特·艾哈迈德问我危机期间是否有过不眠之夜。我最喜欢的书里面，有一本是他写的《金融之王》（Lords of Finance），讲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主要央行行长的事迹。我当然有过很多不眠之夜，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就像自己坐的车突然掉到河里面一样。我对他讲：“这就像你坐在一个悬挂在桥边的车上，谨小慎微地不想掉到河里，但最后还是掉下去了，你不禁发出‘哦，上帝！’的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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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期的最后一周里面，既有熟悉的日常决策，也有不熟悉的告别仪式。我在2014年1月28—29日最后一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劳工部报告指出12月份的失业率令人意外地大幅降低到了6.7%，达到了5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样一来，我们就没理由不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了。于是，我们将每月的收购规模从750亿美元进一步缩减为650亿美元，没有一个人反对，这种情景是2011年6月以来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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