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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联的人造卫星和美国太空计划改变了人们的这种想法。把电池放进太空里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因此卫星通信必须要充分利用原子能和带宽资源。经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发，数字代码和集成电路成本大大降低，使普通老百姓也消费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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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香农的研究，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将会完全不同。我们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受到电流冲击、静电和宇宙射线发出的噪音的影响。每次电脑开机，都要从硬盘中读取上百万字节的信息。仅仅几个比特的信息发生混乱，整个程序就可能会损坏甚至可能彻底崩溃。香农的理论表明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误读数据发生的概率忽略不计。互联网文件共享的主意也源于香农。要不是因为香农灵感迸发创造出纠错码，每次通过互联网传输音乐和电影文件或是将其存储在硬盘中时都会使文件质量下降。正如一位记者最近所说：“没有香农，就没有纳普斯特[1]（Nap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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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50年代，大众媒体开始注意到香农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财富》杂志宣称信息论是人类“最自豪、最珍贵的发明，是一项伟大的科学理论，能够深入而迅速地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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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论”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宽泛而开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常常被用来指计算科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这些都是香农感兴趣的领域，但他认为这些和信息论是有区别的）。思想家们直觉地发现一场有关计算机、网络和大众传媒的革命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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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通信的数学理论》一书出版，书中引言部分开头写道：“本书中‘通信’一词将被用来表达非常宽泛的含义，包括一切信息传输的过程。当然，不仅包含书面或者口头交流，还包括音乐、绘画艺术、戏剧、芭蕾以及所有的人类行为。”这些话是香农的前任老板沃伦·韦弗所写。韦弗在文章中将信息论视为一门人文学科，或许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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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深受香农影响，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了解媒体》（1964）一书中杜撰了“信息时代”一词。奇妙的是，他的这一提法后来得到了应验。这个词表明数字媒体（20世纪60年代时仍是模拟媒体技术）正在改变世界。或许连麦克卢汉自己都没有预想到，克劳德·香农居然发起了一场“信息时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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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热切地尝试将信息论应用于语义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量子物理学、文学批评、园林设计、视觉艺术甚至宗教等各个领域当中[1949年，香农与科幻小说家罗恩·贺伯特（L.Ron Hubbard）取得联系，很显然是经约翰·皮尔斯介绍。贺伯特设计了“排除有害印象的精神治疗法——戴尼提”，香农将其推荐给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他是研究神经网络的科学家。直到今天，贺伯特创建的科学论派还在其文学作品和网站上引用香农和信息论的术语。乔治·奥威尔曾说过，要想致富，就去创办宗教。贺伯特正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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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好奇地尝试用信息论分析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贝蒂·香农曾和皮尔斯一起创作了最初的几首“计算机生产”的音乐。贝尔实验室是一个跨领域研究的地方，里面的很多科学家，尤其是比利·克鲁弗（Billy Kluver），都与纽约的先锋派艺术家有合作，其中包括约翰·凯奇（John Cage）、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白南准（Nam June Paik）、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大卫·都铎（David Tudor）等，他们中有些人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离贝尔实验室在曼哈顿西街上的建筑仅几步之遥。这些艺术家中很多人都对劳德·香农以及他的理论中的概念要点有所了解，其他人至少也知道他的名字。对于像凯奇和劳森伯格这样正在探索极简主义音乐和艺术作品的人来说，信息论似乎有些用处，虽然没有人完全确定到底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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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开始感觉到信息论已经被过度消费。在1956年的一篇社论中，他温柔地嘲弄了这种信息论“时尚”。没有深入理解信息论的人们正在把它当作一种时髦的比喻而紧紧抓住不放，夸大了信息论与那些与其本源相差甚远的学科的相关性。其他理论学家，如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彼得·伊莱亚斯，也开始对此发表看法。伊莱亚斯尖锐地写道，是时候停止发表“信息论、光合作用和宗教”之类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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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农、维纳和伊莱亚斯来说，信息论的相关性问题的定义比马歇尔·麦克卢汉要窄得多。信息论与通信科学之外的任何学科都有深入联系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一位名叫约翰·凯利（John Kelly）的物理学家在一篇题为“信息论与赌博”的论文中就是这样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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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普斯特（Napster）是一款可以在网络中下载自己想要的MP3文件的软件。它同时能够让自己的机器也成为一台服务器，为其他用户提供下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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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神数学家：战胜拉斯维加斯和金融市场的财富公式 约翰·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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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得克萨斯州科西卡纳市政府的高官们正忙着钻一口新井。他们钻井是为了打水，而是为了打油。于是，科西卡纳成为第一批石油新兴城市之一。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城市都非常富有，甚至拥有一座歌剧院，歌王卡鲁索（Caruso）都去那里唱歌。后来经济大萧条降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石油价格骤降至每桶10美分。当地的经济也陷入混乱。这座城市里最持久的业务就属水果蛋糕邮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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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翰·拉里·凯利（John Larry Kelly）于1923年12月26日在科西卡纳市出生。他的母亲莉莲（Lillian）在国家教师退休计划署工作。小凯利与父亲同名，关于他父亲的信息很少，只知道他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凯利很少向朋友们提及他的父亲，或许他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1930年普查报告显示，6岁的约翰与他的母亲莉莲、外祖母和阿姨住在一间租金为每月30美元的公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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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利到了法定服役年龄，在海军航空部队当了4年飞行员。之后凯利在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攻读单调乏味的物理学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学位。他的研究生论文主题为“沉积岩中弹性波速度随含水量的变化”（Variation of Elastic Wave Velocity with Water Content in Sedimentary Rocks），与石油工业应用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1953年，凯利写的博士论文题为“不同材料的二阶弹性研究”（Investigation of Second Order Elastic Properties of Various Materials）。这项研究非常重要，使得凯利收到了贝尔实验室的工作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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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由于香农的缘故，贝尔实验室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威望的科研机构之一。AT&T公司的良性垄断使其有实力支撑大量的基础研究。据说贝尔实验室就像一所大学，只是其中的科研人员不必教课，而且那里总是有足够的钱支持你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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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来到贝尔实验室默里山场区时才30岁。他长相非常英俊，尽管有些人认为他看起来不太健康。眼睛下方的眼袋让他看起来更加成熟、神秘而又有些放荡不羁。凯利嗜爱烟酒——“派对人生，乐趣无穷”。他爱好社交，嗓音洪亮，幽默感十足，不喜欢穿皮鞋、扎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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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一口拉长调的得克萨斯口音让他在贝尔实验室显得与众不同。同样与众不同的还有他对枪的爱好。凯利喜欢收集枪支，还是一家枪械俱乐部的成员。他最宝贵的财产之一是一把麦格农手枪（Magnum）。他的另外一大爱好就是足球，无论是职业足球赛还是大学足球赛，他从不错过。他在电路实验板上建立电路模拟预测足球赛的结果，用特定的电阻值来表示一个球队的输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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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的妻子是米尔德里德·帕勒姆（Mildred Parham）。他们二人都酷爱打桥牌，经常组队参加桥牌比赛。夫妇二人育有3名子女——帕特丽夏（Patricia）、凯伦（Karen）和大卫（David）。他们住在新泽西州伯克利海茨市霍利格伦南巷17号的一栋城郊住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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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本·洛根（Ben Logan）是凯利在贝尔实验室最好的朋友之一。每天早上凯利和洛根都会烹制咖啡，然后去洛根的办公室享用。进门后凯利会立即把脚放在黑板上放粉笔的框边上，然后点一支烟。他手一挥，将烟灰弹向房间另一侧烟灰缸的方向。然而烟灰并没有按照他的意图飞向烟灰缸，而是直接向下掉到地上。一支烟毕，他会紧接着再点一支。凯利隆重地把每只烟头都踩在了洛根办公室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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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难题时，凯利会冷静地坐在那儿，把脚举起放在其他地方，抽一根烟，说出的话总能展现他那惊人的洞察力。曼弗雷德·施罗德（Manfred Schroeder）和比利·克鲁弗（Billy Kluver）认为凯利的聪明才智在贝尔实验室仅次于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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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香农即将离开贝尔实验室时，凯利才与他相熟。我想到一件关于这二人的轶事。罗伯特·法诺记得这二人曾在1956年左右到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有一次晚餐之后，他们路过学校的贝壳剧场（Kresge Auditorium）。这座建筑由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设计而成，是一栋圆顶形状的低矮建筑，按照空间比例来说，楼顶的厚度比蛋壳还薄。学生们把这当作一个攀爬挑战之地。听说这一说法后，香农和凯利踢掉鞋子开始攀爬圆顶。后来，校警过来制止了他们。法诺好说歹说才勉强让这两位“来自贝尔实验室的尊贵客人”免于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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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的职业生涯涉猎了很多领域。开始时，他研究的是压缩电视数据的方法。这项研究让他接触到了香农创立的信息论这个新兴学科，他通过阅读自学将这个理论融入自己的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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