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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对效用的争论一共分为两派。一派持实证主义立场，认为效用是个多余的概念，应该摒弃（经济学家们的燃素说）。别再想效用的问题了。想想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美元、欧元、日元、赌场筹码或者火柴杆。在各种各样的资金管理体系中，美元、欧元等的增值可能会被拿来进行客观的比较，就像培养皿中的细菌数的增长一样。凯利系统支配的资金比其他任何系统支配的资金增长都更快。这个实验可以反复做无数遍来说服质疑者。那么请问：你更喜欢哪种投资系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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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拉塔内在华尔街工作的那些岁月让他掌握了比其他很多经济学家更实用的方法。他明显地感觉到校园之外没人在乎效用函数。投资收益才是投资组合经理人的计分卡。投资者根据这一数值来判断选择投资经理人。难道这本身不是对最大化复合收益系统感兴趣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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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塔内指出在互惠基金或者养老基金中，“确定根本的效用值并明确说出何时效用值被最大化是很难的”。基金管理者为众多人服务，因此要迎合所有人的口味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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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不仅为富有的个人管理资金，还管理着企业养老金和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对于其中的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只是他们众多投资之一。投资者自己也可以进行资产分配。索普的工作就是要为他们提供有吸引力的金融产品。毫无疑问，投资者主要通过其风险调整收益对基金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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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和1976年发表的文章中，哈里·马科维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马科维茨认为长线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应该以复合收益计算，而不是根据最终财富值计算。假设你要从两个互惠基金中做出选择，作为长线投资者，你可能不清楚自己会投资多长时间或如何处理未来收益。你肯定会选择你认为复合收益率更高的基金。计算多年内两种基金分别能让你获得多少收益并没有太大意义。决定用获得的收益买什么以及对比两种基金收益对你的吸引程度更没有多大意义。复合收益是选择长线投资的唯一合理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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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顿和萨缪尔森在1974年的文章中问道：“那么，怎么看待下面这个争论呢？对预期平均复合收益进行分析是值得的，因为这种分析可能碰巧迎合了那些对平均复合收益感兴趣的决策人。在进行了一番反思之后，我们认为应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任何准则。然而，掌握众多准则的分析师有责任帮助人们理清他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根据我们的经验，一旦理解了这些问题，几乎没有投资决策人还会继续对平均复合收益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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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说服人们不再去在意平均复合收益是一种义务吗？这种评论让赞成凯利准则的人感到迷惑不解，其程度不亚于当默顿和萨缪尔森声称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件事时他们的迷惑程度。索普说当他向投资者解释凯利准则时，“大多数人都说，‘是的，听起来很棒，我想要这样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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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引用“现实世界”取得的成果。他在《投资组合选择和凯利准则》一文中列出了“一个私人机构投资者决定将所有资源都用于可转换对冲交易并根据凯利准则进行资产分配”后的业绩记录。索普现在确认这个投资者就是他的可转换对冲合伙基金。从1969年11月到1973年12月，基金的累计收益为102.9%，而同期道琼斯平均指数则亏损0.5%。索普写道：“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们，请对此做出解释。几乎可以肯定，我们获得的财富比大多数机构投资组合经理人当作理想目标来遵循的任何‘本质不同’的策略获得的财富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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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神数学家：战胜拉斯维加斯和金融市场的财富公式 跟上凯利家族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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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的尽头伫立着两栋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房子里住着收入几乎相同的两家人。琼斯一家对物质生活非常痴迷，他们设定了一连串远大的目标，比如明年夏天建一座新的游泳池、等现在的汽车租约到期时买一辆大型越野车、将来送4岁的儿子去哈佛读书等。琼斯一家已经精确地计算出实现目标所需的费用以及何时需要这笔费用。他们根据这些目标为自己设计最佳的投资方案。在他们的计划下，他们在既定时间获得这笔钱的概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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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的邻居凯利一家则根本不在意财务目标。他们的投资也是为了赚钱，尤其想要获得最高的投资复合收益。鸡尾酒会上，邻居们心里都明白不要让凯利一家开始对复利问题滔滔不绝，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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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需要等很长时间），几乎可以肯定凯利一家将比琼斯家更富有。随着日子一年年过去，凯利家和琼斯家之间的财富差距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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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一家不禁对隔壁的邻居感到有些嫉妒，毕竟他们也希望拥有更多的钱。但琼斯一家有理由冷静看待这种财富差距。琼斯一家会安慰自己说，“凯利家虽有钱，但我们家拥有更重要的东西。”琼斯家拥有的是效用，他们为了完成非常重要的目标而设定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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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一家则认为琼斯一家很疯狂。谁能看得到琼斯家所说的“效用”呢？凯利一家认为目标是灵活可变的，重要的是要尽快赚到更多的钱——然后再去管怎么花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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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家的做法更合理呢？是注重效用的琼斯家，还是热衷于复利的凯利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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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一家有明确的财富效用函数，他们从不好奇金钱能否带来幸福。他们确切地了解X美元能够带来的幸福值。他们将投资组合调整到符合他们目标的最佳状态，这就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理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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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一家获得的成功并不神秘。他们为了资本增值将投资组合调整到最佳状态。没有其他个人因素可以减慢凯利一家财富积累的速度。唯一可能出现的意外阻力可能是琼斯一家对其的嫉妒。即使根据琼斯自家的标准，凯利家更高的财富值也比他们自家的更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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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们对凯利准则展开争论的要点。经济学家们很自然地就做出人们有精确的（财富）数学效用函数的假设。他们毫不迟疑地做出如此假设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效用函数进行数学运算。很大程度上由于萨缪尔森的缘故，数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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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对财富的感受常常是不固定的、反复无常的，而且很难用任何简洁的数学函数（包括对数函数）来界定。个人喜好通常由需求而定。在遇到了一定的麻烦之后你才会发现你究竟想要什么。这对民意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的组织者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人们只对某些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对于其他问题，你必须要逼迫他们做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提问时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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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对金钱唯一坚如磐石的偏爱就是他们希望钱越多越好，赚钱越快越好。如果问一个投资者承担多大风险他感到适宜，他常常会这样回答：“啊？我不知道……我应该对多大风险感到适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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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代表这位投资者是个笨蛋。这说明他的思维很开放，他首先感兴趣的是让自己相信现在所承担的风险和取得的收益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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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经济学家反对的观点之一就是，效用或许是一个获取巨大实用价值的理念。希伯来大学的特茨维·俄斐在文章结尾机敏地回答说，“一个接受拉塔内的（推理思路）人不仅必须摒弃期望效用的概念，还要摒弃效用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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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学研究表明人们不仅受绝对收益和损失的驱动，同时也受到嫉妒心理的驱动。我们把自己的投资收益与邻居以及市场指数进行对比，占上风才是“良好”收益。在所有资金管理策略中，从长期来看，只有凯利策略拥有坚不可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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