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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和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即产生了“金融恐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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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恐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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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的概念，用来描述美国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美国巨额的资本输出和双赤字成就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维持了美国长期的高消费、低储蓄和低利率，并吸纳了大量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商品；另一方面，庞大的商品出口使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增大，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些外汇储备又被迫流回美国回购美元资产，弥补了美国财政与经常项目赤字，支持着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相互需要、相互牵连和相互制约的形势，被称为“金融恐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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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斯所称的“金融恐怖平衡”源自美苏冷战时期“核恐怖平衡”的概念。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拥有大量能实现“确保相互毁灭”的核武器，彼此形成了双向的威慑力。为避免同归于尽，谁也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从而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战略“核恐怖平衡”。根据萨默斯的解释，由于美国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相互依赖，所以也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威慑力和制衡力，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不会轻易改变，或者说短期也难以改变这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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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一般会将剩余资本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提高了这些剩余资本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资本流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向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的净流入逐渐扩大，突出表现在财政和对外贸易的“双赤字”上。为了维持美国国内日益增强的消费需求和庞大的政府开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之间截然不同、并且互相补充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即高消费、低储蓄和低消费、高储蓄的不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世界经济保持了多年平稳的发展平衡。这种平衡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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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和政府财政赤字对应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自1982年起出现贸易赤字，1993年后逐渐扩大，1998年开始剧烈增长，到2006年达到峰值2 881亿美元，占GDP的近6%。同时美国日益增大的养老、失业救济、军事等开支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除1998-2001年实现短暂的财政盈余之外，财政赤字逐年增大，2008年已达4 548.1亿美元，占GDP的3.18%，而一般政府债务总额也由20世纪80年代初占GDP的40%左右上升到60%以上，双双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生产了大量优质、低价的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并出口到美国，形成了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以中国为例，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0年到2008年增长了近60倍，尤其是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贸易顺差更是显著增长，2008年达到2 995亿美元（见图1-1和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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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美国经常项目贸易收支（198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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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中国经常项目贸易收支（198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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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美国日益扩大的负储蓄对应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净储蓄。发展中国家物美价廉的商品和美国健全的消费信贷支撑了美国居民的高消费模式，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在近30年内上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而居民的净储蓄率则从9%左右下降到了0.5%以下。目前，美国进口的商品已经相当于国内商品消费的4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率不断下降，而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国民储蓄率近50%，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见图1-3和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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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占比与净储蓄率（1980-2008）注：其中居民净储蓄率为1986-2006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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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中国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对GDP贡献率（198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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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美国日益强劲的需求增长对应于新兴国家及中国日益强劲的供给增长。由于长期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中国等新兴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些外汇储备又以高流动性美元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美国，形成了流动性过剩。这在维持了美国低物价的同时，使得美联储可以不必为了顾虑通胀问题而保持长期低利率，因而又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的过度信贷消费和资产泡沫，刺激了美国的总需求增长。在新兴国家，技术进步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增多，鼓励了企业增加投资，使得生产全面出现剩余，总供给增加。在表面上，美国总需求和新兴国家总供给的不断增加相互支撑，保持了一定的平衡性和互补性，但这一平衡实际上是新兴国家的内需受到挤压，居民的福利不断转移到美国居民身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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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这种全球经济的“金融恐怖平衡”是世界信息革命所引起的全球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及企业组织结构变化调整处于进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制和国民经济运行体系无法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反映，更是国际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表现。尽管这种不平衡有多方面的形成因素，例如，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就是导致这种不平衡的重要体制原因之一，但是，这种不平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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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平衡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双循环”机制，即国际资本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不断流入美国，弥补了美国经常账户的巨大赤字，带动了美国长期利率走低和资产价格上涨，进而通过财富效应支撑了美国政府和私人的消费需求，使之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而这些国家的流出资本又大都来自于其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由此使美国经济和亚洲经济成为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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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这种失衡的国际经济结构隐含着很大的脆弱性和多变性，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的实质是处于刀刃上的平衡。因为这种“双循环”机制顺利运行的前提是美国的总需求不断增加，一旦美国内部市场发生问题（比如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这种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新兴国家市场需求的急剧紧缩，由此新兴国家出口暴跌，必将引发全球经济的巨大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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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推进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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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以后，在通胀压力下，美联储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由此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剧烈下挫，进而影响到次贷支持证券，乃至整个金融市场。2007年7月以来，随着更多金融机构卷入次贷危机和资本市场的崩溃，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从表面上讲，美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导致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但掩盖在“金融恐怖平衡”之下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市场在急剧扩张后形成的脆弱性的、错误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主导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金融监管缺陷则是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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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转移凸现世界经济结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