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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0多年内，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新经济的不断涌现，全球经济在快速一体化，各国利用各自不同的优势，在全世界进行着产业链的重构和资源配置。这使得生产率大为提高，各国共同进入了一个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将大批加工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新兴国家，而新兴国家则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的加工产业，成为加工工业基地和世界工厂。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印度、越南、俄罗斯以及拉美一些国家的开放，全球大概有30亿左右的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工厂，这带来了很多新生劳动力和廉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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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改变了直接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的模式，变为向中国等新兴国家出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在中国等国进行加工和装配后再出口到美国，它们向中国等国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生产出成品后提供给美国市场，与中国共同分享对美出口的利益。近年来，这一发展趋势从日用品、家电产品领域向机电产品和其他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发展，中国等新兴国家制造业规模因而迅速扩展并成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也使新兴市场国家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并使它们实现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对资源和对西方国家高端产品的大量需求。这些最终带动了全球的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共同分享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黄金增长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都保持了高速增长和非常低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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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和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即产生了“金融恐怖平衡”。在这种脆弱的国际经济格局下，美国可以放心地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导致了流动性的过度投放、住房信贷市场和次贷衍生品市场的过度扩张和资产泡沫，使金融风险积累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程度。应当说，次贷证券只是压在国际经济失衡格局上的一根稻草，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脆弱的国际经济平衡必然会被打破，造成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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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剧世界经济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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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1944年达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目前依然由西方七国为主导，其中美国占有17%的投票权，同时拥有唯一的否决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利益和责任显然十分不平衡。如前所述，在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下，中国等新兴国家产生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只能主要以美元的形式流回美国，这也使得美国的“双赤字”和经济增长可以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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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金融风暴的蔓延和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衰退，这种体制的脆弱性日益显著。在过去的一年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急剧膨胀了2倍多，更严重的是其资产方持有的是大量垃圾资产。由于美元承担着国际货币的职能，因此美国实行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上导致持有美元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了美国国内金融市场调整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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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当的货币政策产生了大量的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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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国际经济结构和“金融恐怖平衡”，必然要求各国央行实施更加科学、更加全局性的货币政策，但是，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并没有为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做好货币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在面临高增长、低通胀的时候，各国央行把低物价作为政策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没有进一步追究低物价背后的原因，更没有为维护脆弱的“金融恐怖平衡”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当2000年美国IT泡沫破灭时，为避免经济陷入危机，美联储没有采取在理论上应该采取的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措施，而是采取低利率和美元贬值的政策，提供更多的流动性。这是在用一个泡沫来替代另一个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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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利率推动的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向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越来越明显。1999年，美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进一步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次贷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金融资产呈现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传统的货币（M1和M2）只占1%，广义货币占9%，金融债券占10%，而金融衍生品则占据了金融市场80%的份额。（BIS）金融市场风险随之增大，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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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监管理念滞后于金融市场实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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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监管的放松，以及经济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下的监管不到位，这两者助推了金融市场泡沫的形成。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离岸金融市场迅速发展，这使金融机构可以很容易地逃避各国中央银行的监管。同时，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下，金融衍生品被各国中央银行视为表外业务，对其监管较为宽松，传统的资本充足率约束等监管手段难以对跨国的衍生品交易进行监管，从而出现了巨大的监管空白地带，进一步助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步伐。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的盛宴当中，多重因素的助推使市场风险一步步增大。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被信用交易放大的杠杆效应就会迅速扩散，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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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再平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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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金融危机下一步如何演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全球经济从危机爆发之前的恐怖平衡，如何经过危机的冲击之后，重新寻找到一个相对可以持续的再平衡点？具体来说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去库存化；同时，从全球角度看，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监管、金融市场运行要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各国的经济金融合作也必须根据新的全球化趋势进行调整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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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从金融角度看，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如何改进、调整世界经济金融格局，进一步抑制金融危机加剧，防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恶化状况，避免“金融恐怖平衡”的全面破裂，是世界各国和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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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将是重点推进的长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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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峰会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凸现了中国开始具备发起重大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能力，其背景意义很明显，就是如何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里的话语权，降低个别国家对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性和操纵风险，维护世界经济平衡格局。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短期内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实行起来并不容易。首先，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享受着巨大的美元铸币税；其次，美国依然拥有最为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吸收全球的剩余储蓄；再次，目前世界上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可以替代美元地位的货币。换句话说，中国等新兴国家只能逐步、渐进地在现有格局下，寻求新的国际金融合作渠道和路径，逐步增强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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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要逐步改变这个体系，需要新兴国家国力的不断增强。首先，我们当前应该做的是在现有的格局内积极争取增大发言权，并积极推进对中国有利的、降低对美元依赖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新兴国家的高储蓄没有被本国的金融市场所吸收，所以导致储蓄流出造成的。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本土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所以，中国等新兴国家在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及金融渠道多样化方面仍需大力发展，这应当成为本土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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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监管理念在危机中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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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和动荡，国际上对金融监管方面的反思也相当强烈，目前有几个趋势需要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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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业经营重新开始成为主流理念。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演变历程。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后，各界对金融制度有过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其中一个结论就是，混业经营使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因此一旦股市大幅下跌，就会直接损伤银行，正是如此导致美国当时大量银行倒闭。1934年，美国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切断了银行与证券业之间的资金流动渠道，进行分业经营。但随后在与欧洲多元化银行的竞争中，美国分业经营的银行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又逐步恢复为混业经营。为了促进多元化经营，美国于1999年制定《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逐步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包括次贷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也逐步被推向市场。如今，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界又重新开始反思，为什么诸多大型银行的运营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反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混业经营制度下金融风险的迅速传递，因此为了进行风险隔离、防止风险传染，分业经营可能将重新开始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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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跨领域、国际合作的综合监管成为趋势。许多金融创新跨越了国界和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金融风险往往就在这些领域交叉出现。因此只有跨领域、跨国际合作的综合监管才能及时甄别国际金融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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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原来在监管领域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以及对冲基金等进行全面监管开始在全球达成共识。例如，美国原本反对监管对冲基金，而现在相关机构则开始加强监管，采取了提高市场准入、调整会计准则等措施。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化，很多监管方面的转变还会逐步显现出来，值得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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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和压力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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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外市场需求的急剧下滑，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了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但应当看到，这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应急性措施。随着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到位，以及从2008年11月份以来的高速信贷投放，未来很可能即将迎来一个十分强劲的总需求的恢复过程，可能首先是环比的迅速改善，随后是同比的迅速改善。因此，在经济迅速下滑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善后，政策重点应当从危机应对为重点的应急政策，转向可持续的复苏，推动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其政策的着眼点，就是当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从恐怖平衡到再平衡的波动过程，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重大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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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和外部环境综合来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具体来说，目前的结构调整就是从原来以外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以内需和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从原来大量依靠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投入等推动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增长。这些调整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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