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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盛顿峰会相比,伦敦峰会在危机应对、监管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问题上有明显的进步,伦敦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和承诺的内容都进一步细化了。虽然峰会提出的增资计划在解决陷入困境国家的银行危机和财政危机问题,以及促进全球贸易方面起到的作用有限,但在提振信心和向世界展示G20国家之间的协作意愿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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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领导人第三次峰会于2009年9月24日至25日在美国匹兹堡召开。本次会议延续了前两次峰会的使命,共同商讨应对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推动国际金融合作与监管改革。总的来看,此次峰会与4月份的伦敦峰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前的两次峰会上,当时的金融市场异常动荡,金融危机下一步走向何方还有待观察,因此各国领导人显示了强烈的协作意愿。而在匹兹堡,各国又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道路,统一行动的难度加大了。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匹兹堡会议设定的议题中,核心内容就是“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矛头直指中国、德国、日本等对美贸易顺差国家。而中国的一个重要诉求则是坚定反对保护主义,这个问题也由于美国不顾中方反对对中国输美轮胎设贸易限制措施,而成为会场上的一个焦点。同时,这第三次峰会强调要求继续坚持扩张性的宏观政策,避免过早退出,但是实际上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率先宣布加息25个基点,澳大利亚成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一个加息的G20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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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从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到匹兹堡峰会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局面有了较大的改观,崩溃的信心正在得以恢复。除了显示出强劲活力的中国经济外,2009年第二季度,法国、德国和日本经济也开始扩张。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近期表示,美国的衰退“很可能已经结束”。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则宣布:“目前有迹象表明,第三季度(英国)经济已恢复增长。”危机似乎正在成为过去,各国能否团结协作,推动金融改革与新秩序的建立,又成为未来世界经济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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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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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所致,虽然匹兹堡峰会宣言不像伦敦峰会那样引人注目,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的成果依然值得注意。匹兹堡峰会在华盛顿和伦敦两次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方面达成了一些难得的共识,特别是在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方面,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提升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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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危机的演变历史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反映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运行和制度安排可能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国际金融界关于对国际金融治理或者全球金融架构改革的问题至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正是这种共识促使1999年G20的产生,同时也促生了金融稳定论坛(FSF),使G7国家的监管当局和重要国际组织能共享信息并协调行动。然而,时过境迁,因为种种原因,相关的问题没有得到持续关注。2006年,IMF年会上终于达成了关于IMF治理的改革决议,中国、墨西哥、土耳其和韩国在IMF中的份额得到增加,同时,将增加非洲执行董事席位。2008年4月,IMF就基金份额(投票权)改革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一直未获美国同意。这个协议实施后,54个成员国的份额将增加,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中国、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将由2.98%上升至3.72%。2008年,世界银行也同意增设一个非洲执行董事的附加席位。这些措施都已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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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G20峰会召开之前,世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世界银行已经完成了自身的第一阶段改革,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份额已经提升至44%,预计在2010年春天完成第二阶段改革,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份额提升至50%。IMF总裁卡恩透露,IMF将在2011年完成全球期待已久的重组,部分欧洲国家的投票权将会被稀释,中国的投票权将会增加。经过投票权转移之后,中国的投票权重可能会超越英法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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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G20峰会继续强调,IMF必须在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平衡增长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在危机应对中需要一个更具合法性、更有效的IMF,核心要素就是要使IMF治理现代化。同时,匹兹堡峰会还延续了伦敦峰会达成的共识,提出IMF应基于份额进行管理,份额的分配应反映出各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应从目前配额偏高的国家,转移份额给配额偏低的国家。因此,使用目前IMF份额计算公式,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增加至少5%的份额。对这一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举措,峰会要求在2011 年1月之前完成评估审核。这也是5年一次的基金份额例行的审核日期。峰会提出应该审查的问题还包括:份额增长的规模问题——影响到份额分配的难易程度;执行理事会的规模和构成问题;提高理事会效率的方式;提高工作人员来源的多样性等。同时,作为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峰会提出,所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应该通过一种开放、透明和基于业绩(merit-based)的方式来任命。峰会再次呼吁尽快执行2008年4月达成的IMF份额及代表权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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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匹兹堡峰会上,会议对于国际性的多边发展银行的改革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多边发展银行应在食品、最贫穷地区发展、绿色经济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应牢记促进发展、减少贫困是发展银行的核心使命。在推动世界银行治理状况改革方面,匹兹堡峰会提出通过相应的动态公式计算投票权,反映出各国的经济权重和世界银行的发展使命。对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在调整的第一阶段会增加1.46%的投票权以外,还会至少增加3%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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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涉及国际金融体系内部配置结构的变化,这一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尽管并不合理,但是在短期内可能仍然难以改变。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会增长,但不会一蹴而就。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博弈过程。另外,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仅应关注投票权的调整,还应努力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理事会构成及高级管理层的任命改革,增加新兴国家在这两个组织中的高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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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上关于金融改革的另一个进展是监管体制的改革。匹兹堡峰会中,美国强调的是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框架的构建,而欧盟则将重点放在改革当前金融体系,尤其是加强金融监管上。金融海啸暴露了现行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诸多弊端。在监管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众多金融机构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加重了本次危机的影响。因此,金融监管改革势必将成为未来数年内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工作重点。匹兹堡会议延续了伦敦峰会的共识,强调防止过度的风险行为是监管面临的一大任务,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这一过程中应发挥关键作用。本次会议中各国政府在金融监管改革等相关领域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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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管范围上,匹兹堡峰会明确将OTC衍生工具、证券化市场、信用评级机构和对冲基金纳入监管范围。各国应共同采取行动,提高监管标准,确保全球范围内标准的一致性,避免市场分割,保护主义和监管套利;同时,处理问题资产和提高额外资本的努力在需要时应该继续。匹兹堡峰会还号召银行保留更多的利润以增加资本,要求证券化的发起人应当保留标的资产的部分风险,以激励其审慎行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匹兹堡峰会提出应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间保持足够的平衡以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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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指出,金融监管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是建立更稳健的资本标准,并辅以能降低过度风险承担行为的清晰的激励。在鼓励向个人和企业借贷的同时,必须注意防止那些导致本次危机的问题再次出现。各国应统一行动,使得金融机构在风险承担、酬劳与长期绩效挂钩、更透明的操作方面遵循更严格的规则。对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必须执行更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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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上讨论的关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主题中还有一些关键领域值得关注。峰会强调应具备高质量的资本和降低顺周期性的影响。峰会还强调,将在2010年底形成一致的规则以提高银行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减少过高的杠杆行为。这些规则将在2012年以前随着金融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复苏逐渐实施。通过实施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资本要求以及逆周期额外资本要求,对高风险产品和表外资产提高资本要求,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以降低银行采取过度风险行为的动机,建设稳健的金融系统。匹兹堡峰会还提出支持将杠杆率作为补充指标引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在伦敦峰会提出所有G20国家将逐步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资本框架后,匹兹堡G20峰会给出了实施期限——201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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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改革方面,匹兹堡峰会与伦敦峰会一致,认为进行薪酬改革是支持金融稳定的重要措施。匹兹堡峰会宣言认为过高的薪酬既反映出高风险行为,也是对这种行为的激励。匹兹堡峰会充分支持金融稳定论坛的标准,将薪酬与长期价值创造相联系。本次会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避免多年期的有保证的奖金:要求相当一部分可变酬劳可推迟支付,与绩效挂钩,能够适当追回,或以股票(或类似股票的金融工具)形式发放等。但对高管限薪的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明确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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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对于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场外衍生品市场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会议提出在2012年底前,所有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品合约应当在适当的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并通过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ies)进行清算。场外衍生品合约应当记录和存储,同时,非经中央清算的合约应当有更高的资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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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成果的其他相关内容还包括对主要的跨境机构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在2010年底前制定相应的监管方案,敦促国际会计机构2011年6月前制定形成一套统一的高质量的会计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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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许多重要方面,匹兹堡峰会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内容与美国和欧盟最近提出的各自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比较接近。如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强调全面监管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以及投资者和消费者等,此外还包括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并促进国际合作等内容。2009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法案则决定,在宏观层面成立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来控制系统性风险,同时提出建立欧洲金融监管系统,通过更强大、一致性更高的趋同规则来提高各国监管能力,强化协调机制,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在降低顺周期性、加强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提出通过修改《资本要求指令》对银行施行更严格的资本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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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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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看,寻求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机制来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是所有政策与改革的目标。本次金融危机令全球经济出现严重下滑,金融市场大幅动荡,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可是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无力应对。这正是G20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现实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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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匹兹堡峰会之前的两次峰会中,华盛顿峰会提出了振兴经济推动金融改革的原则,而伦敦峰会则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扩大财政刺激计划、大幅度扩大IMF可用资金,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内容。从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看,其中的一个主要亮点是对IMF的增资。IMF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流动性贷款。长期以来,IMF的可用资金严重不足。获得增资后,IMF对于危机中的成员国如中东欧国家的贷款有望大幅度增加,有助于把局部危机抑制在萌芽状态。虽然增资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得IMF在短期内提高危机救助能力,但对于IMF的自身改革也会产生推动作用,因为注资国家必然要提出各自的诉求,成员国话语权增加将促进问责制的完善,使得运作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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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匹兹堡峰会在金融体系改革方面进一步深入。由于日益被国际经济金融界视为“最重要的商讨全球经济合作的论坛”,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的G20峰会,在此次危机中的地位却不断上升,正在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对话方式。这有助于新兴经济体扩大参与程度,提升国际影响。同时,匹兹堡峰会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和监管的改革思路,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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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方面,匹兹堡峰会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将有所提高,但美国的投票权比例是否相应降低到15%以下还很难预料。对于中国来说,理智的选择就是要积极参与并推动IMF的改革,同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发生变化,逐步形成一些基础性的市场和制度条件,包括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等,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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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此前国际多边机构的一些运作看,往往是承诺容易,执行困难。在后续程序和政策的协调、监管框架的建立、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方面,执行的任务依然艰巨。对于一些实质性困难也不易解决,如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同时,还继续增加向企业和私人提供贷款以提振消费、促进增长是比较困难的。从之前峰会的决议效果来看,伦敦峰会公报做出的五大承诺,只得到了部分兑现。执行困难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反对贸易保护的申明形同虚设。仅2009年上半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就多达58起,涉案金额超过80亿美元。2009年6月,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了3起反倾销调查,欧盟也对中国的鞋和鸡肉等商品提出了反倾销诉讼。2009年9月,美国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后危机时代,改革的步伐是否仍能保持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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