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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投资对GDP贡献的占比显著增大，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增强。因此，随着这一轮经济的不断复苏，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目标比较明确，就是从依赖对海外市场的出口转向依靠本土市场的内需，从依赖价格优势转向依赖技术优势，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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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上对比来看，美国消费贡献占比70%，中国2008年底占比38%，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消费的贡献还下降了10个百分点。要寻求背后经济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处于人口结构红利阶段，在岗工作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处于历史上最高时期，这些人群会为未来退休做计划，故而储蓄率比较高。高储蓄势必带来高投资，这正是推进城市化进程所需要的。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投资空间很大，在高的储蓄率下，投资率高是难免的，这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美国、日本的城市化已经完成，必然转向消费型经济，而中国还处于城市化推进的关键阶段。总之，从今天应对危机和实现经济复苏及长期增长的视野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也将从各个方面迫使经济发展模式有必要的调整和改变，从而克服全球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根据穆迪的经济预测，在2021-2025年间，居民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消费的增长率也将超过真实GDP的增长率（见图9-14）。此外，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先进服务业，如科研服务，健康保健及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艺术及影视业将迅速发展，成为服务业中的主要发展行业。据穆迪预测，2016-2025年间，服务业的10年平均增长速度将为12.6%，成为发展最快的部门（见图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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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4 居民消费与实际GDP增长（5年平均）资料来源：穆迪经济预测（Moody’s Econo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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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5 部门经济增长率预测（10年平均）资料来源：穆迪经济预测（Moody’s Econo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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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城市化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复苏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甚至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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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城市化的三大约束：市场、资源与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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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角度讲，作为宏观经济现象的城市化本质上仍然表现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人口转移决策行为，换言之，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行为取决于要素市场的相对工资水平和城市的相对生活成本，或者说取决于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均衡状态。从宏观角度讲，城市化则不可避免地涉及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政府行为：公共产品供给、城市间市场准入和贸易障碍的减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商品的自由交换、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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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微观力量与宏观力量之间的汇集决定了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及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更进一步讲，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能否成功推进根本上取决于宏观城市政策能否有效配合微观主体决策，从而促进劳动和商品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在我们看来，以上决策目标能否实现则反过来取决于以下几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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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约束限制了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转让，使这些生产性资源不能顺利转化为货币收入和资产性收入，从而可能制约农民向市民的完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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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环境约束使得城市的资源有限性和环境污染成为共同关切，这从整体上增大了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并提高了市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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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城市功能完善，提高城市宜居环境，加大健康、教育等支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事实上的融资模式和融资渠道将会限制政府有效完成公共产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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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些约束性因素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次对城市化进程带来重要冲击，因此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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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约束：城市化应表现为一种市场不断拓展和资源的货币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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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这种资本的收入实现功能，是“农民变成市民”的制度障碍。劳动力是农民所拥有的最重要人力资本，是农民获得收入的主要渠道。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家庭联产制度是改革开放第一次从根本上释放了劳动力这种资产转化资本、创造收入的功能。现在，当我们谈论未来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时，则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力获得收入的能力，使之成为真正的、完全的人力资本。在过去的30年里，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工人的基本待遇，使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只能获得工资收入，而其他所有的健康、医疗、保险等福利性收入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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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城市化进程是 “让农民变成市民”，而不是“让农民变成农民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完全、导致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变成市民的根本性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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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村的土地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土地资产的市场化过程。土地是一种典型的资产。按照一般的逻辑分析，土地资产资本化和收入化的途径应该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农民自己使用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即用土地生产收入；第二种方式，农民把土地出租，获得租金。出租的含义应该包括多种使用方式的转让，土地出租后，应该可被用于任何带来收入的经济用途，否则，出租收益不可能完全实现。目前而言，农地转让只能限于农业生产，其他收益再高，也无法正常转让；第三种方式，农民以土地为抵押，将它变现成收入。这种功能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另一方面即使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这几乎也是不可实现的，因为农民并不拥有最终的土地所有权，因此，通过金融安排，抵押变现收入的主体只能是集体和地方政府，农民只能获得部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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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1987-2008年，全国共有偿出让国有土地18.2785万公顷，2003-2007年间收取土地出让金13 842.5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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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和环境约束：资源消费、资源价格及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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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力和资源价格重新调整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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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一直是中国经济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前所述，预计未来10～20年中国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将发生重要调整，因此，中国必须在未来20年内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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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消费对外依存度高企趋势明显且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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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和资源投入驱动型的传统模式上，在经历了几十年快速发展后，中国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消耗大国，部分资源品消费量居于世界前列，对外依存度明显增强，世界能源消费品市场上所谓的“中国效应”也日趋明显（见图9-16）。这使得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面临严重的能源约束和困境（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8）。从图9-17可以看到能源成本在逐年上升。总体而言，在过去的10年，中国在几乎所有的主要能源领域开始了从自给自足到向外部依赖的过渡，首先是石油，接着是矿产品，现在是煤，而不久后则可能是农业（Jonathan Anderson，2008）。根据2009年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08年世界石油产量为39.28亿吨，比上年增长0.4%，其中中国石油生产量为1.89亿吨，增长1.40%，占世界份额的4.8%。其中中国石油消费量为3.75亿吨，增长3.3%，占世界份额的9.6%，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球能源供应超过消费增幅，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仍然达到全球增量的近3/4（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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