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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周三），我和保尔森在财政部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一起开会（盖特纳通过电话参会）。我们希望说服贝尔利用存款保险基金为整个银行体系的债务提供担保。如果要这样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理事会必须同美联储和财政部一道，宣布对所有银行（而非针对单一银行）适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就像当初我们为了促成花旗银行并购美联银行时所做的一样（这个并购案最后没有达成）。贝尔因为碰到诸多事件，被迫从安稳舒适的圈子里走出来，因此变得比较敏感，把这次会议说成是“突袭”。我可不认为这是这次会议的目的。我们的目标只是向决策官员提出他们有权采取行动的议题，我们的确不期望得到立即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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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也不愿做出承诺，她说，即使我们宣布系统性风险，她还是怀疑自己是否具有担保所有银行债务的法定权限；她也怀疑350亿美元的存款保险基金，是否能为数万亿美元银行债务和存款提供值得信赖的担保。我们认为，如果全面担保有助于防止未来出现更多的银行倒闭现象，那么存款保险基金就应该不用担心遭遇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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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贝尔发电子邮件给我、保尔森和盖特纳，说她考虑后断定没有必要为整个银行体系提供全面担保，她的幕僚相信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本和盈余来弥补预期的亏损，长期而言，这样应该足以重建信心。她担心为银行担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吸走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我认为财政部为货币基金提供的担保已经减轻了这方面的忧虑）。她也担心脆弱的银行可能利用得到担保的资金，进行孤注一掷的冒险，如果运气好，他们会把获利留给自己，如果运气不好，他们会把亏损丢给存款保险基金。她的结论是：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投资银行股，同时为财政部认为有需要的银行提供担保是比较好的做法，这样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发挥正常功能，处理某些银行的倒闭案。她认为这股银行倒闭浪潮还是可以管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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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电子邮件中没有提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缺少必要的权限，而且虽然她抱着保留态度，但她和幕僚都曾经认真研究过担保计划。到了周五，她提出其他的建议，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会动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但只为银行新发行的债务提供担保，不会为原有债务和银行控股公司发行的债务提供担保；同时，投资者要为这种担保支付10%的“分摊费用”，即如果得到担保的银行债务违约，投资者会承担损失的10%，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只为优先级债务提供担保，而不为求偿顺序较低的债务提供担保，比如次级债务（次级债务的持有者只能在优先级债务持有者得到偿还之后，才享有求偿权）。银行必须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担保支付一定的保费。此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会为游离于存款保险制度之外的账户提供担保，例如企业支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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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美联储反对扩大存款保险，因为这会增加道德风险，但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企业、市政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的支票账户提供保险，哪怕是暂时的，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种担保，那么这些实体或许会迅速地将存款从较小的银行转移到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然而，如果债务保险既向投资者征收10%的“分摊费用”，又把银行控股公司发行的债务排除在担保范围之外，似乎行不通，潜在的银行债务买家肯定连10%的风险都不愿意承受，尤其是买家现在可以购买欧洲银行的债务，欧洲有些国家已经全面担保银行的所有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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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进行了好几天。在幕僚们的艰苦努力下，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10月13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理事会一致同意动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批准对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新发行的、期限在30天以上、3年以下的优先债务提供全额担保（无10%的“分摊费用”），并将联邦存款保险覆盖面扩大至所有无息存款账户。同一天，美联储也动用了这个原则。这个计划的正式名称叫作“临时流动性担保计划”。该计划提供的第一个月的债务保险是免费的。银行可以主动退出这个计划，但真正退出者很少。参与该计划的银行要缴纳少许保险费用。债务的到期日越长，保险费越高。如同贝尔最初的建议一样，这个计划将存款保险扩大到了企业、政府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的账户。我发了一封信给贝尔，承诺美联储监管人员会密切监视被保险银行的冒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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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计划，最后共有122家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发行了3 460亿美元的债务，银行获得了较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也提振了市场对于银行体系的信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债务担保方面亏损了1.5亿美元，在扩大存款保险方面亏损了21亿美元，但它收了110亿美元的保险费，因此，存款保险基金等于净赚了近9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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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事情似乎是一起袭来的。美联储在讨论为银行注入资本和提供担保的同时，还要忙着研究一个关于如何支撑商业票据市场的新计划。自从2007年爆发危机以来，放贷者在购买商业票据方面一直非常谨慎，只为那些信用最好的发行人提供融资。雷曼兄弟商业票据违约后，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市场基金变得特别谨慎。从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的前几天到10月中旬，商业票据市场上的未清偿贷款总额大约减少了六分之一，或者说减少了3 00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商业票据的期限缩短到了一天或两天，无法展期的借款者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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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9月之前，美联储也曾因为商业票据市场陷入混乱而采取干预措施。1970年6月，宾州中央运输公司出人意料地宣布破产，商业票据违约。焦急的放贷者很快就拒绝为其他很多公司的商业票据提供展期。之后三周内，商业票据市场的公司借款规模减小9%以上。当时，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为银行提供贷款，并鼓励银行转贷给无法在商业票据市场上获取融资的公司。这一做法遏制了商业票据市场的颓势。但在2008年，贴现窗口贷款已经发挥不了作用，因为银行惜贷现象已经极其严重。我们需要采取较为直接的手段支撑商业票据市场。我们可以动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为商业票据无法展期的公司直接提供贷款。但这个步子似乎迈得太大了。我们只是希望恢复商业票据市场的正常运转，而不是用我们的贷款完全取代这个市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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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助贝尔斯登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设立过一个法律实体，让它持有贝尔斯登的高风险资产，然后由美联储为其放贷。美联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都曾开过几次会议，提出了一些创意，最后大家也达成了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美联储可以设立一个名为“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的新工具，该实体可以利用美联储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授权，购买商业票据。10月1日，我和保尔森同小布什总统共进午餐时，曾经讨论过这个基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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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参与者普遍不愿意购买商业票据，即便愿意的话，也只是愿意购买到期日仅有短短几天的商业票据，因此，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行为背后的思维定式。人们之所以只愿意购买期限非常短的商业票据，就是希望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能率先求偿，从而把后果留给那些购买期限较长的商业票据的放贷者。这其实是挤兑心态的一种体现。如果美联储出面支撑商业票据市场，为期限较长的商业票据提供担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恢复放贷者和借款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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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就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问题。我们知道，美联储放贷时，负责发放贷款的联邦储备银行必须获得满意的担保品。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下，发放贷款的就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了。发行商业票据的公司必须承担偿还本息的法定义务。但根据长期以来的惯例，商业票据很少用有价证券之类的担保品担保。鉴于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下，仅有的资产是商业票据，那么借助这个机制发放的贷款还能视为获得了满意的担保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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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宣布设立“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时，觉得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宣布之前，我曾经跟保尔森提过，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提供给这个新机制，用这部分资金去吸收亏损，那么美联储为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提供的贷款就算有了适当的担保。保尔森的反应似乎挺积极，我们便开始期待着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去让商业票据融资机制运转起来。但令我生气的是，不知道是我误解了保尔森的意思，还是由于他和他的幕僚改变了主意，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幕僚在随后几天的谈判里一直没能达成协议。保尔森后来写道，他之所以拒绝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投入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是因为他不想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第一笔资金投给商业票据融资机制。他写道：“我们需要节省资金，美联储自己能够提供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往里面投钱了。”我不明白保尔森为什么这么想，不过他的确喜欢我们所提的建议，后来美联储和财政部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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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宣布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时，本来觉得可以利用一下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但现在却用不上了，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确保我们通过这个机制发放的贷款能够得到适当的担保品。经过几次长时间的会议和电话交流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行得通的办法。首先，我们规定，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只能购买那些信用评级最高的商业票据。（不幸的是，这个规定把很多重要的但信用评级较低的公司排除在外了。）其次，我们要求那些想要把票据卖给这个机制的公司先支付一笔费用，并且把利率设定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从而使得这些公司在市场形势恢复正常时自愿退出这个机制，回到普通市场上去融资。最后，为了控制我们可能面临的风险，我们为单一公司出售商业票据的金额设定了上限。有了这些条件之后，美联储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相信通过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发放的贷款获得了适当的担保。最后，该机制收到的费用多达8.49亿美元，非但没有造成亏损，反而创造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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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围绕着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展开辩论的过程中，很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议员，都强烈主张该计划应该帮助那些可能丧失房屋赎回权的业主们。最后通过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考虑到了这个目标，授权政府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要求政府修改房贷条款，降低利率与月付金，减少被查封的房屋的数量。这些规定只是我们为了遏制查封浪潮而采取的最新举措。之前，在7月，国会曾经通过了“业主希望计划”（Hope for Homeowners）。请注意，不要把“业主希望计划”与私营部门的金融机构在2007年推出的“希望在眼前”计划（Hope Now）弄混了。“业主希望计划”授权联邦住房管理局，在业主蒙受亏损之后，可对负资产家庭提供高达3 000亿美元的贷款，以免其房屋被银行收回，防止众多的负资产业主迈向破产边缘，从而避免新一轮断供潮和破产潮。这个计划得到了弗兰克等议员的大力支持。美联储认为这个计划是很有前景的，因为它既可以帮助放贷机构解决问题贷款（这些放贷机构当然也要承受适度的损失），又能降低业主们的月供。美联储和其他机构被授权监督这个计划的落实情况。当时，美联储理事贝齐·杜克正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房贷问题，他作为美联储的代表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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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失败了。只有几百名业主提出申请，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国会不愿意在修改房贷条款上花费太多资金。此外，国会给联邦住房管理局的重新贷款计划制定的条款也无法吸引放贷者，以至于大部分放贷者拒绝参与。虽说国会的节俭体现了其对财政正义的认同，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很多人认为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业主又是一次救助不负责任者的行动。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当时那种经济下行和信贷枯竭的形势下，丧失房屋赎回权的人越来越多，不仅那些明知负担不起房贷，却坚持买房的人最后出现了断供，丧失了房屋赎回权，而是数百万人都遭遇了这个问题。人们要么自己还不起房贷，要么知道身边的其他人还不起房贷。此外，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业主，不仅对这些业主自身有利，还对他们所在的社区、整个房地产市场以及整体经济有利，因为房屋被查封或遭到强制拍卖会降低房价，减少房屋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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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努力在美国国内施行多个新计划时，我还认真地关注着我们贸易伙伴的经济和金融动态。这股冷风在国外刮得也很猛，尤其是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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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敦促其他几大央行和美联储一起降息。我相信降息能够支撑全球经济增长，而且各国央行表现出团结之后，也可以提振市场信心。9月26日，我同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表示有兴趣，但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尤其是欧洲央行，一直担心通货膨胀。然而，随着金融形势和经济数据持续恶化，他们对联合降息的抵触情绪随之消失。其他几大央行也愿意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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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联合降息，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央行都必须安排与其政策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或视频会议，然后必须协调宣布降息的时间和措辞，而且还不能提前走漏任何风声，不然可能会造成市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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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周二）晚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两位鹰派委员（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和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舍）当时碰巧在纽约，因此，他们二人便前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跟盖特纳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盖特纳开玩笑地说：“我必须指出，今天，在纽约，两位鹰派委员坐在我的左右，达成了历史性的联盟。”费希尔面无表情地说：“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来到第三世界访问。”普洛舍回应说：“我们只是想从侧翼包抄他，却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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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小玩笑之外，这场会议的基调是低沉的。达德利说，当前的金融形势“极度危险和脆弱”。我们决定将美联储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额度上限提高一倍多，提高到6 200亿美元。此外，我们还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增加至9 000亿美元，目的是希望无论信贷市场有多动荡，我们总能像平常一样，确保银行可以获取贷款。这么大的金额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虽然我们尽了全力，恐慌仍在持续，信贷市场依然无法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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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出，当前的金融形势对经济造成的风险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与各大央行各自为战相比，如果能联合采取应对举措，就能展现出我们的决心和合作，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我们还相信，协调一致的行动可以为其他央行提供掩护，尤其是继承德国联邦银行鹰派传统的欧洲央行，能够成功地降低利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票通过，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半个百分点，降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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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与其他央行协调联合降息的过程中，最高潮的部分就是一场视频会议。参与者包括我、欧洲央行的特里谢、英国央行的默文·金、加拿大央行的马克·卡尼以及日本央行的白川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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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纽约时间10月8日早上7点，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瑞典央行同时宣布降息0.5个百分点。[1]政策利率已经接近零利率的日本银行表示强烈支持。我们没有跟中国央行协调，但是中国央行也在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宣布了降息。能够导演这么复杂的一出大戏，我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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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降息虽然富有戏剧性，但没有解决全球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问题，比如市场恐慌持续存在，以及市场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日益不安。在各大央行宣布联合降息的那一天，道指一度上涨180点，但收跌189点，跌幅2%。通过这个现象，市场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即救市力度需要加大，而且是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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