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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公叔痤又说：“如果大王您不肯重用卫鞅，那么，臣恳请大王一定要杀掉他，这个人绝不能为他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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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念及多年追随之情，突然良心发现，他把卫鞅叫到床前，告诉卫鞅自己与魏惠王的谈话。最后，公叔痤摆摆手，让卫鞅赶紧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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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卫鞅表现出了自己的智慧：“魏惠王既然没有起用我，他也就不知道我的才华；不知道我的才华，又怎么可能真的杀掉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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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卫鞅，留下了自己最后的遗言：“如果有一天你带兵打进魏国，希望你能念及我对你的收留之情，为魏国宗庙留下后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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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阖然而逝的公叔痤，卫鞅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天下知我者绝非公叔痤一人，我注定是一个枭雄，我一定能成就一番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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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鞅选择的目标是秦国。在这里，卫鞅变成了商鞅。时值秦孝公当政，商鞅通过朋友先后三见秦孝公，论述了三个不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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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应如何仿效尧、舜、禹，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即所谓“帝道”，结果秦孝公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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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如何仿效春秋霸主辅佐周王室，即所谓“王道”，结果秦孝公虽然不悦，但仍旧认为可以跟商鞅继续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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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见到秦孝公，商鞅独辟蹊径开始谈论如何在战国独自称霸，就是所谓“霸道”，结果秦孝公不知不觉坐到了商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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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便是秦孝公重用商鞅，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有人将之总结为四个字——“重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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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里有一种功夫，武林高手在决战中会耗尽全身气血，向对手发出致命一击，代价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一般来说，这种武功都是邪派武功。鉴于这种武功实在是损人不利己，所以即使是邪派教主也不敢轻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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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就是这种邪派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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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贪官也就是贪污很多钱，一般贪婪的皇帝也就是把赋税提高到国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而商鞅和秦孝公要的是天下之利，天下之利只能归秦孝公一人所有。此后，秦国爆发所有力量，不但消灭了六国，也耗尽了自己的钱财、锦帛、粮食，宗庙社稷终至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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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解释“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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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国人已经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商人”的本事在于身上有钱财，喜欢四处流窜、最不听话。所以，必须抑商，所谓抑商也就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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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秦国不能出现粮食贸易。粮食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物资，禁绝了粮食贸易也就基本禁绝了商业。这么做当然是有深意的，因为，如果秦人买不到粮食就只能自己去种地，种地的人最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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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重商税，重到任何贸易品种都无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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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降低商人地位。战国七雄，只有在秦国，商人才与赘婿并列为最低等的国人。一旦有徭役、战争，商人总是最先被征发。秦国军规明文规定，不必怜惜商人及其子孙的生命，无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要派商人去干。比如，攻城的时候去城墙上拆砖头。商鞅之前，秦国的都城是全国性商业中心，北通犬戎，东连三晋（北却戎狄，东通三晋），与中原大梁、洛阳、淮阳、定陶等地齐名；商鞅之后，秦地几无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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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贸易，当然也就没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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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一枚一枚的铜钱，分散在国人手中，秦孝公如何能贪天下之利？只有禁绝货币，才能把所有利益都归于国君，国君才能更有势力（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否则，如果有一个人跟国王分钱，那国王就只能得到一半财富；如果有十个人来跟国君分钱，那国君干脆不要混了（利出二孔者，国半利；利出十孔者，其国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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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来看“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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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相当不靠谱的事情，商鞅从来没有“重农”。他真实的想法是：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所以，要想做最有权势的国君，就必须让天下人穷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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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士、商四类人中，“农人”必须依附于田宅，最缺乏流动性，手里也最没钱，是最容易管理的对象，也是最好的“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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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让我解释商鞅的“重农”，就是“重视管理农人”，而不是“重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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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商鞅“重农”的功绩在于给全国农人分配土地；据说，商鞅治下，每个男丁可以分配到一百亩土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是战国时代孟子的理想，最早出于《周礼》，到了《汉书》中居然成为商鞅的土地分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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