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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思是吕后称制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律。这些带着腐土气息的竹简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史书中从未记载的吕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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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雉继承发展了刘邦的土地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统计刘邦时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给无地之人授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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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国人被划分为六等，最高一级的“侯”可获得田地九十顷，最低级的“庶人”可以获得田地一顷，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顷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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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与“庶人”，90∶1，看起来贫富差距还是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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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侯”是战争时代的功臣，整个汉帝国只有一百一十三个“侯”，其他五等中最高级的“大夫”（正部级）也只能获得二十五顷田。此后，任何一个王朝“大夫”级官员与普通人的贫富差距都远远超过了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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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官员与庶民的纽带，便是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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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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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理想。这是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请注意，我没有说这是“耕者有其田”的雏形，而是实实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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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无数帝王都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铩羽而归。不是吕后比别人更聪明，更不是吕后有多么灵活的手腕，而是因为，汉初之时，从六国贵族到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都被剪除，旧有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消灭殆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还不成熟，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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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来说，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平均田地。这种混沌初开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模糊面纱”，在“模糊面纱”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的财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被称为剥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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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辖内的庶人，吕雉知道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大权一统的根本；但是每次看到刘邦留下来的同姓王，就如同刘邦看到当年的异姓王一样，这些人让吕雉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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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田政策执行了十年后，帝国的财富开始增长，吕雉一定觉得自己可以下手了。和刘邦一样，她最初对付同姓王的法子也是改变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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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二年①，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最要紧的是，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政策的目标是禁止诸侯用荚钱忽悠自己，这样朝廷的收益比较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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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是好的，结果是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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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荚钱、缴八铢钱，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诸侯自然很不情愿。吕雉VS同姓王＝八铢钱VS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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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遗憾，关键时刻，匈奴再次拜访汉帝国边境。平时，匈奴只是隔三差五出来抢劫，吕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却“零售改批发”，直接派兵占领了汉帝国的阿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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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可以隐忍匈奴单于对自己的侮辱，却不能坐视帝国领土被侵蚀。因为一旦获得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匈奴骑兵便会一步步纵深进入中原腹地。是年，汉帝国出兵云中，后攻阿阳，一打就是一年，吕雉完全没有精力推行她的货币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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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不能有大的战事，让国人能够休养生息。对吕雉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悖论。与我们在这里纸上谈兵不同，吕雉必须用实践解决这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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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雉给出的答案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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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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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匈奴主力终于退回了大漠。吕雉喘了一口气，第二次动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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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雉实在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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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五年，帝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部边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拥立一个叫赵佗的地方官为“南越武帝”。可怜北部边境尚未肃清，又要远征南越，那可是一个瘴气满山、气候暑湿的地方，比对付匈奴一点都不少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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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只好拿出老办法，继续让货币减重。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比史书记载还要差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钱的三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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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如此铸币减重，钱还是钱吗？但是，汉帝国经济没有因为通胀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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