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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所以，这位女强人才穷到不得不实行货币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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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生来说，“高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能择其一。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如此低的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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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第一位女主与民生息、轻徭薄赋，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以良机，甚至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还未能生产足够的财富，建立一个强盛的帝国仍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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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铸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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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自己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先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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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80年，吕雉薨，南诏国随即自去帝号。也是这一年，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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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如是说：汉文帝、汉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权，是地主阶级先进生产力的象征；同姓王搞独立王国，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后势力；“文景之治”中，先进的汉景帝打倒了落后的同姓王吴王刘濞，是先进力量战胜落后势力，具有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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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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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所有的“先进”、“落后”都是从今人口中折射出来的。如果刘恒不是当了皇帝，那么他也是诸侯之一，怎么可能因为当了皇帝就突然变得“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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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国也不是天然对立的，历代帝王之所以要消灭封国，只有一个原因：只有裂土封王的诸侯才有能力对抗封建帝王，其他，无论是地方封建官僚还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巨室都没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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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经济学语言解释会更为明晰：任何一个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场中，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一旦形成垄断，日子就会过得非常舒服。帝王与诸侯，就是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帝王要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就必须消灭所有竞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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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一定要消灭诸侯，无论是同姓王还是异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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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成为皇帝时，情况更不乐观，全国改设五十七个郡，四十二个郡在诸侯手中。和自己的父亲刘邦一样，他只有十五个郡；不同的是，刘恒这十五个郡的面积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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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让诸侯听从命令，必须先有强势的经济，有了强势的经济才有可能征服诸侯。结果，在经济建设上，汉文帝遇到了诸侯的强势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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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登基后两年（公元前178年），帝国小农的租税从刘邦、吕后时代的“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即个人所得税降低为3.33％；十年之后，刘恒下令帝国十年之内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有人估算，这个时代全体国人的整体税负降低到2％以下。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低税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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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同姓王的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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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王爷”可以在自己地盘上收税、无偿征发劳役、训练军队，这些“王爷”肯定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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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永远是有规则的，上述“王爷”的形象不过是某些人自己的臆想世界，纯属妄自臆测，跟汉代真实的同姓王没有一毛关系。皇帝就差在脸上写上“削藩”二字了，同姓王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要想对抗皇权，要想自己子孙继续封王，必须有对抗皇权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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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过几年，诸侯自己投诚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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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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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这样记载诸侯国当时的风气：刘恒登基后，诸侯国信奉治国之道在于清净无为，认为农人不被打扰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诸侯都不再对农人收取钱粮，以博得国人支持。以吴国的刘濞为例，由于吴国境内没有农业税收，吴王刘濞才不得不靠煮盐、铸钱过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恒是在诸侯压力下才取消了汉郡内的农业税，此前，齐国、吴国、楚国均已无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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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诸侯都不对农人收税，帝国财政靠什么运转，又靠什么维持自身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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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也有很多人这样解释：文景时期汉帝国机构高度精简，一个县衙往往只有三至五个官吏，其余大家平时在电视上见到的衙役都是临时从富户子弟家里拉来凑数的。加之刘恒确实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在位期间皇室没有任何大型工程，他甚至舍不得花一百金修一个露台，因为这是十户小农的所有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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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的，在中国历史上，比刘恒更节俭的帝王大概只有马上就要出场的王莽和此后的崇祯帝；但这又不完全对，因为钱绝对不是省出来的。刘恒时期，汉帝国的财政税收一点也不少，只不过进项不一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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