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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符主要靠兴办金融业搂钱，即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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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许不会想到，在世界范围内，旅馆是最早经营银行业务的行业之一，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旅馆的作用不仅仅是为客人提供住宿，还为客人寄存财物，一般情况下旅馆会留存一个货币余额，也就可以用这个余额对外放款——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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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符在位仅六个月，这期间最大的施政亮点就是宣布京城所有的邸店（旅馆）都归他所有。要知道，那时候经营邸店可是一个下九流的职业。现在皇帝居然亲自操刀上阵，实在是因为太赚钱了，据说资本回报率达到1000％，绝对是一个最拉风的暴利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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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皇家邸店有着固定的目标客户——士族高门，放贷的目标不是获得利息收入，而是直接瞄准了贷款人的抵押物——土地。皇帝会以各种手法逼迫士族高门借款，士族高门借款又必须以土地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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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哪个士族高门真的敢来还皇帝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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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实在太离谱，跟直接抢钱基本没什么区别，很快刘义符就被自己的兄弟刘义隆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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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隆便是刘宋历史上的宋文帝，之所以被称为“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义隆抢钱的手段比较文明——用钱来剥夺别人的钱。宋文帝之“文”少了很多暴力，却更为残酷，按照他的做法，士族高门的财富在瞬间全部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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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抢钱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货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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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设立钱署开炉铸币。对中国货币史来说，这次铸币有着特殊的意义，此时，官铸货币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三四百年，数百年来货币来源始终靠旧钱和民间私铸。刘义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官铸货币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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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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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推出的货币在历史上被称为“四铢钱”，形制与汉代五铢钱相似，重量也在3.5克左右。四铢钱与五铢钱最大的不同是，一枚四铢钱可以当两枚五铢钱，又可抵大致八枚沈郎钱。反正包括刘义隆在内的皇族和封建官僚都没多少钱，只有士族高门才有五铢钱和沈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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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拥有五铢钱和沈郎钱的士族高门来说，这绝对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与晋王朝相比，刘宋王朝更倾向于以暴力解决问题。今夕不同往日，士族高门对此几乎无法反抗。货币改革后，皇权和士族高门的财富优劣态势立刻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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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的是，刘义隆推行的四铢钱还不是刘宋朝最恶劣的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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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铢钱与西汉五铢钱重量相当，是一种“大钱”。文帝之后的几代帝王不停执行货币减重，宋明帝刘彧年间居然推出了一种“永光四铢”，虽然钱币上还铸有“四铢”二字，但实际重量不足一克。就是这种永光四铢钱，居然要和四铢钱一样换两枚五铢钱或者八枚沈郎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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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私铸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迫所有人接受他的货币，也就没有人能靠铸币抢劫别人的财富。封建官府铸币的基础却是皇权，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无论如何减重都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成为最犀利的抢劫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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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当帝国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其他掠夺手段时，虚幻的货币财富也就成了救命稻草。超级货币减重又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封建帝国已经丧失了统治能力，谁会承认虚值货币，谁又会真的把财富让渡给帝国统治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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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部金融史：透过金融读懂三千年 [:170345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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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财断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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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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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而易见的赚钱方式是创新，只有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品、全新的运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垄断，才可以由经营者定价，才能赚大钱。对中古时代的农耕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异地商品都是显而易见的“创新”，商业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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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年间，江南扬州、建康、益州、荆州水路通畅，本来是天下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刘宋年间，江南民间商业几乎绝迹，能做生意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封建官僚。其他人想经商也可以，只要上缴足够多的税收——足以让任何一家富商破产的税收：刘宋时代商路关卡林立，每个关卡都要缴1％的关津税，另外还要在贩卖地和采购地缴4％的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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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马耐走长路，天府织锦更是冠绝天下，益州典签刘道济正好经营蜀马和蜀锦。典签不过是一个七品官衔，却握有很大权力，因为典签是皇帝派来监视刺史的。就是这个刘道济，居然以官府名义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在苛杂的税收之外，普通商人贩运丝、锦，加在一起每次不得超过五十斤；除他本人之外，只要川马出境，无论良莠，价格都不准低于两万钱——这是一个不可能交易的价格，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不过三千钱。通过垄断川马和丝锦贸易，刘道济短短数年间赚到了三亿个铜钱，可以买到十万头耕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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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小康之家都有一个公认的非货币标准，比如今天的“有房有车”。刘宋年间小康之家的标准则是有一头耕牛，也就是说，刘道济一个人的财富至少抵得上十万个小康之家。以今天耕牛的价格核算，十万头耕牛大概需要三亿元，如果认为一头耕牛就是今天成都的一套房产，那么刘道济的身家已经是千亿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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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一个多么恐怖的财富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