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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否则，如此暴利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利益分割甚至是通过市场的名义进行的，一类名为商品的货物只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即使通过市场进行买卖，本质也只是以市场为手段重新分割财富存量，实现财富向一小撮人手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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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王朝是封建官僚最幸福的时代之一，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庚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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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规则之下，最赚钱的行业是“当官”，最能搂钱的“官”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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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宋皇帝中最能搂钱的当数宋孝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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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武帝抢劫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这些“有钱的官”，手段则是赌博。与今天的金融赌局相比，刘宋孝武帝时代领导与下属的赌博规矩要残酷许多：封疆大吏是一定要跟皇帝赌博的，赌博是必须输钱的，输钱是必须输到倾家荡产的。这就是宋孝武帝发明的别出心裁的搂钱方式——赌博，专门对付有钱的封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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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武帝末年，凡两千石以上的官僚罢任返京，皇帝都要亲自跟他玩几把骰子，结果自然是皇帝有赢无输，一直要把对方家产赢干净才肯罢休（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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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没钱的黎民百姓，宋孝武帝也有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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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百姓不是封疆大吏，皇帝不会为了几个小钱亲自动手，况且收税的皂隶（差役）还不知要搂多少中饱私囊。宋孝武帝很聪明，他想到了另一个很好的方法——囤积居奇，只不过手法远比一般奸商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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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以来，江南就有“衣被天下”之称，历代君王对江南纺织业始终轻徭薄赋，养蚕户纳绢不过三匹，而且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为了抢夺黎民百姓的钱，宋孝武帝以江南绢丝为题布下了一局大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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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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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宋孝武帝开始在全国高价收购绢丝（请注意，是高价收购，不是强行征收）。结果，一年间，江南所有绢丝全部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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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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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宋孝武帝突然宣布：养蚕税税基扩大到全国所有黎民百姓，每户百姓要纳绢四匹。这对黎民百姓而言是一个悖论：百姓根本不可能上缴如此多的绢丝，新产绢丝存量不足，原有的绢丝又早就被皇帝买走了；百姓又必须缴纳绢丝，否则，对抗皇粮国税是要坐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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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手里没有绢丝的人也可以去市场上买，比如，皇家的直营店。全国绢丝价格立即暴涨，当年，一匹绢居然涨到两千至三千钱，这可是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相当于今天让每家一年内缴纳一套房子作为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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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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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宋孝武帝不失时机抛售了一批绢丝，虽然绢丝价格最后控制在一千钱左右，但是百姓仅有的一点土地、仅存的一点铜钱也都流入了皇帝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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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一千钱的价格，绝大多数人仍旧是缴纳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贫者卖妻子，甚者或自缢死”。宋孝武帝当政最后一年（公元464年），富庶的浙东数郡发生旱灾，朝廷不但无力赈灾，反而照旧收租。结果，灾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饿死者却是古代的数倍（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富庶的京师也是饿殍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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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年间，皇权缔造了“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封建官僚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其余的人都处在低端，顶层和低端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如果顶端的人选择了掠夺，那么所有人同样会选择虚伪和卑劣，因为这才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提供创新空间，重大创新必须依靠帝国全体臣民在点滴试错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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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时代，“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在江南。士族高门的势力被迅速清洗，寒门素族以军功起家，十几年间占据了所有朝廷要津，并迅速把触角伸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从货币、土地到税收，皇权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异化为抢劫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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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西汉的是，刘宋本就是一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国家时刻面临来自北方异族的挑战，却根本没有前世的财富积累。皇权对财富的获取即由掠夺变为抢劫——不仅仅是对社会底层的抢劫，也包括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抢劫。刘宋皇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皇室，开国皇帝刘裕共有男性后代一百五十八人，这一百五十八人中有一百一十四人死于非命：子杀父者一人、臣杀君者四人、兄弟相残者一百零三人、为外人所杀者六人。皇室成员如此大规模地自相残杀，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再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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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权的逻辑里，权力才是真正的手足，只要有钱就会满街都是兄弟。一旦皇权开始抢劫自己的支持者乃至宗室，帝国就基本丧失了统治能力。强者在皇权之下都会沦丧财富，何况苍苍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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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不可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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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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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上古时代又没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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