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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部金融史：透过金融读懂三千年 [:17034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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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简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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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明的不是武则天如何授田，即使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也不过是证明她在步吕后的后尘。武则天最大的功绩并不在农业，而在振兴商业。她的父亲本是一个倒卖木材的商人，也是在这种家庭中，武则天了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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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汉武帝曾经下《轮台罪己诏》。现在，武则天也走到了这一步，庆幸的是，历史留给了武则天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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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河南登封唐庄乡农民在乱石堆里发现了一块非铜非铁的金属板，上面刻着奇怪的字。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手中这块金属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份以黄金铸造的“罪己诏”。诏书的发布者是唐代女皇武则天，诏书的执行者是“三官九府”诸位神仙，这位不可一世的女皇命令诸位神仙免去她对天下犯下的罪过，让帝国恢复昔日强隋的强盛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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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瞾除罪金简”，武则天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希望余生能力挽狂澜，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帝国财富生产回到正常轨道。武则天可能是羞于情面未公开颁行这份“罪己诏”，而是让自己的贴身宦官悄悄跑到嵩山之巅，扔下这块金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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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除罪金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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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武则天的施政方向悄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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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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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重新分配过程是以绝大多数财富毁灭为代价的，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彻底摧毁了关陇士族的统治基础，而酷吏最后又为皇权所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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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中，所有财富、所有规则、所有人才都毁于一旦，而社会进步最终必须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乱世—盛世”循环只能在大乱之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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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乱世是盛世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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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开始，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先后被武则天诛杀。来俊臣被斩首后，人们纷纷冲上去“食其肉”，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顷刻间变为齑粉。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武则天大赦自己临朝以来所有的“得罪者”，与李唐皇室关系较为疏远的一批官僚被释放并重新重用，其中就包括近几年来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狄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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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历元年的诏书中，武则天开始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三公九卿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各自认领洛阳附近的州县，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收容流民在洛阳附近就地安家，自愿安家的赐给土地、免除三年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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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没有找到武则天“均田”的记录，历代武则天的反对者也借此说所谓武则天晚年“重农”不过是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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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俊臣等一批酷吏的审判案卷中，我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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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酷吏在残酷打击李唐皇室势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置办了丰厚的家业。来俊臣被抄家的时候，仅在册的土地就有三万余顷，而这些土地只有一个去处——罚没入官，部曲、奴婢按百亩各安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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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开革（开除）了这些酷吏，女皇已经毋需大规模授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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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全国民户从高宗年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多万户，很多田地被开垦，人们家中开始有了余粮（田畴垦辟，家有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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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明的不是武则天如何授田，即使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也不过是证明她在步吕后的后尘。武则天最大的功绩并不在农业，而在振兴商业。她的父亲本是一个倒卖木材的商人，也是在这种家庭中，武则天了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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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津，就是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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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隋相传商税为“三十税一”，贩运货物的商人在一地缴纳商税之后，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津可以不再缴纳商税。自隋炀帝开始，全国共设六十六座关津，到武则天时为一百零六座。虽然隋炀帝也下诏执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各地封建官僚并不服从这个诏令，基本各自为政，关津都要雁过拔毛。例如，从江南贩卖来洛阳的粮食税率在总价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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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下诏，明确提出关津最大的作用是为官府养了很多懒人，不致力于劝课农桑（氓俗浇弊，浮惰者多），所以，必须禁绝关津税，让大雁翱翔时不再被迫停留，小鸟在自己的蜗居里不再被侵扰（解其襟带，欲使雁行靡拾，鹑居不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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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批准了凤阁舍人崔融的《请不税关市疏》，废掉了内地关津税，仅留下了潼关等对外关津，关津基本定位为征收对外贸易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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