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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杨万顷谋杀案”的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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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顷是李林甫手下的一个监察御史，这是一个铁腕检察官，在他的主持下，嶲州都督张审素因贪污被处斩。这个案子其实是个铁案，张审素不但贪污腐败，事发后还雇佣黑社会威胁杨万顷，确实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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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的结果却颇为离奇，张审素被处斩后，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又把杨万顷给杀了，还扬言自己是为父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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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张九龄和张审素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张九龄为力保张审素两个儿子不死，曾经在唐玄宗面前咆哮。他提出了一条匪夷所思的理由：根据儒家“孝”的定义，张审素的儿子杀掉杨万顷是为父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孩子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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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再平常不过的反贪污案，由此成为张九龄和李林甫角力的爆发点——都按《唐六典》来办事，哪还来的“倍儿有面子”？对这个案件，唐玄宗亲自作出了判决：国家设立法律的本意是制止杀戮，孝子之情诚然可敬，但无故杀人绝不可赦。最后，在唐玄宗亲自督办下，河南府才对杀人犯行杖杀之刑，张九龄的相位开始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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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六典》成书当年，也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张九龄的学生严挺之贪污案发，把自己的恩师也牵连其中，张九龄很不光彩地丢掉了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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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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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大唐帝国共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农人，其中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户已经丧失了土地，沦为“庄客”，也就是说，全国40％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就是写于天宝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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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伟大的女皇武则天在泰山之巅悄悄扔下除罪金简。自此，大唐帝国有了一个甲子的太平岁月，数代人积累终于缔造了“开元盛世”。公元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取“绿波清浪，物华天宝，驾重洛阳”之义。“天宝”年号共计使用了十四年，十四年间大唐帝国从大治转向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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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边境起兵，“开元盛世”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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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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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开元盛世”当然不是毁于安史之乱的兵灾，一个强盛的帝国根本就不可能被一个异族野心家突发奇想式的叛乱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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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鉴》不太精确地总结了天宝年间唐玄宗的所作所为：好谀、好兵、好色，无所不至！之所以说不太精确，是因为所谓“好兵”、“好谀”、“好色”都不过是催化剂，玄宗登基以来，宇文融从来不曾触碰皇权，李林甫编纂的那些《唐六典》也是给封建官僚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相权只是枝叶，皇权才是根本，既然树根已经朽坏了，纵然枝叶茂盛，树倒枝存，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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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之祸，最大的祸根在于唐玄宗自己丧失了道德操守，再也无力维持“开元限购令”。天宝年间，土地兼并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汉成帝、汉哀帝年间，亡秦之迹已然昭昭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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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从《唐鉴》的总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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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好谀。天宝年间，唐玄宗下令，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大唐帝国的“千秋节”。每年这一天，全国臣民都要尽情庆祝。为了彰显自己的千秋功业，为了让自己有别于包括他的祖宗在内的所有皇帝，唐玄宗先后六次给自己加官进爵，最牛的一次居然自封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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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好兵。玄宗早就不把自己当人了，他认为自己是神，所以要“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天宝年间，玄宗一改汉族挨打受气的局面，不停对游牧民族用兵，为赢得胜利甚至更改了“边镇不久任”的规矩，这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为取悦这位志得意满的皇帝，边镇将领往往是损失万人却只报一人，斩敌一人却报万人（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我者获一而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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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好色，《唐鉴》所谓“好色”，当指杨玉环。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即纳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妃，自此，三千宠爱在一身，也演绎了大唐帝国的一幕幕丑剧。据说，玄宗与贵妃每次进餐都有多达数千盘菜肴，一盘能值十数中等人家家产；杨贵妃去华清池洗浴，随从以金、玉、翡翠装饰座车，装饰品价值不下数十万钱，车上的黄金如此之重，以至于牛已经拉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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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所谓“好谀、好兵、好色”，都是好钱。“开元盛世”之所以被铭记史册，是因为这是一个“财富在民”的时代，所以，对玄宗来说，要安享晚年、要有钱享受、要有钱炫耀边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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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叫杨慎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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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矜，隋炀帝的三世嫡孙，家族累世为官。开元末年，杨慎矜任太府寺卿，也就是为朝廷验收各地上缴的税收。唐玄宗觉得，杨慎矜似乎在理财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自从此人开始为帝国掌管财富，玄宗的手头似乎宽裕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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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天宝年间的赋税还是“租、庸”制。所谓“租”，就是要老百姓向朝廷纳粮；所谓“庸”，就是老百姓要向朝廷缴纳一些锦帛。据说各道、府、县上缴的“租、庸”，杨慎矜大人只要看一眼就能大概估出粮食成色、锦帛是否有水渍伤破等。但凡敢以伪劣残次来充数的，杨慎矜一律退回，或者要求以官铸货币补足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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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年间，杨慎矜转任诸道铸钱使，管理天下铸钱炉。为满足当时玄宗日益浩繁的边用和宫廷用度，杨慎矜下令各道在铸币中掺入更多的铅，这样既可以增加官铸货币的数量，也可将多出来的铸币单独列出一部分作为皇帝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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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解释，杨慎矜正是因为这两项本领才深得玄宗的赏识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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