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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购销差价实在是太离谱了，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实行盐铁专卖之后，每斗为三百七十钱（斗为钱三百七十）。如果考虑当时通货膨胀的因素，以下记载则更符合实际：“以谷一斗易盐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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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铁器不是什么奢侈品，是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生活的必需品——朝廷直接控制社会的生活必需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恶化了广大唐朝人民的物质生活。既然是必需品，那么，所有人就都不得不任由封建朝廷剥削，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财富，结果是“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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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廷封建官僚而言，终于找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历朝历代，所谓“官营盐铁”，朝廷得利不过十之其一，更多的利还是为执行朝廷敕令的官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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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琦开始推行盐法时，为减少封建官吏中饱私囊和舞弊的现象发生，管理朝廷盐政的衙门叫“置巡院”，只是户部下面一个处级单位。后来，第五琦被贬官，“置巡院”被分设并升格为两个副部级单位，并在所有州、道、府、县都设置了朝廷直属的垂直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盐铁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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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混进“置巡院”，即使是一个胥吏，一年也能“资累巨万”，也可以买豪宅、开名车，过上王侯一般的生活（且凡为度支胥吏，不一岁，资累巨万，僮马第宅越于王公）。盐铁专卖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从业者有的是钱赚，可以穿金戴银，可以锦衣玉食，可以珠环翠绕……大把的铜钱、迷人的珠宝、花不完的金银，多么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女香车，不仅封建官僚喜欢，普通百姓乃至犯罪分子也都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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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专卖”是一种非正常的敛财途径，会刺痛所有人的眼睛，这些人也包括无法无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盐铁专营，说到底是靠国家机器的暴力。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样可以，刀头舔血的暴徒还不都是为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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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贩卖私盐成了晚唐年间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私盐贩子或放火烧盐仓，或抢劫运盐商队，然后借助壕沟、篱笆、山林、黑暗（壕篱外面，山林掩映，村栅相次）对抗官军，再把抢劫来的私盐贩卖到全国各地。在利益驱使下，私盐贩卖者不但抢劫官府盐队，甚至对普通百姓下手，有店铺或普通人因惧怕而不敢买私盐的时候，也会被屠杀、灭门（是时江、吴郡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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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盐买卖是一种“暴力”与“暴利”相结合的犯罪活动，对帝国正常秩序的破坏性远高于普通流民。无形的利润之手无处不在，每一个苦难的黎民百姓都会成为潜在的反叛者，一旦有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最终发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首领黄巢就是靠贩卖私盐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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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终其一生也未能目睹山河一统，继位的唐代宗更是已经丧失了禁军的指挥权，只得依靠一批节度使打倒另一批节度使。当然，只要节度使军队离开自己境内，帝国政府就必须为之支付“出境钱”。此时，帝国已经不能直接控制土地，当然也就无法直接控制百姓，第五琦所创盐税成为帝国最大的进项，占到帝国收入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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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盐税的弊端实在是太大，天下府县布满了朝廷的直属机构“盐铁使”，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把多少钱搂进了自己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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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之际，大唐帝国终于又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刘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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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官拜度支郎中兼领租庸事，是玄、肃、代、德四朝老臣，先后执掌大唐帝国财政二十多年，是唐史中唯一可以和宇文融比肩的“聚敛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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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的刀，砍向了盐税，这是一次有限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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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改革措施并不复杂，只是对民间放开了盐铁的运输和二级销售渠道，把盐铁专卖的范围缩小到当初第五琦的设计。也就是说，官家除了在批发环节以定价确保帝国税收以外，裁撤了盐铁的运输和销售衙门，把这些就业、赚钱机会让渡给了真正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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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给定一个批发价，至于批发之后卖多少钱，商人自己看着办。而且，刘晏并未提高盐铁批发价，以盐价为例，刘晏官定为每斗一百一十钱，远低于改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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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数字，足以让人惊讶这项改革成果之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刚刚上任时太府每年收入不过四十万缗；广德三年（公元765年），朝廷盐税收入居然高达八百多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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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刘晏主持财政十五年后，朝廷的岁入从四十万缗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缗。然而，一千二百万缗钱对朝廷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为讨伐“父业子承”的节度使，大历十四年朝廷的用度已经上升到三千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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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富人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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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着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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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来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均田制”，安史之乱后，经过以杨国忠为首的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天下土地已尽在其彀中，难怪乎杜甫仰天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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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中，皇权需要向千千万万小农收税才能生存。现在，土地不再属于每一个黎民百姓，而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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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就在中枢朝廷捉襟见肘之际，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力图挽救危亡，这个人就是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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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生于“开元盛世”，完整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虽然杨炎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的文采却早就享誉整个朝堂。弥留之际，唐代宗任命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希望这位帝国的才子能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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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八月，刚刚上任的杨炎就上疏病入膏肓的唐代宗，以一封极为简单的奏疏阐明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经绝无可能，那么就应当彻底免除所有穷人的一切税收、徭役（租庸调），帝国税收就该“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谁拥有更多土地，就向谁收取更多税！由于杨炎安排在每年六月、十一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次改革也被称为“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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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所谓“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说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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